据《华尔街日报》6月26日的消息称（28日该报道进行了更新补充），中国正准备推出新的法律工具，以反击来自海外的经济制裁。报道援引中国媒体的消息称，中国立法机构正在起草新的法案，该法案将授权国家检察机关对被指损害中国利益的外国组织和个人提起民事诉讼。

华尔街日报对此的报道

笔者对此查询发现，《华尔街日报》提到的法案是指“6月23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二次审议的《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二审稿”。

据中新网的报道，此次修法新增涉外规定，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对外国组织和个人实施的侵害我国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旨在丰富维护国家利益的法律工具箱。

中新网对此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认为，“如果这一条款获得批准，将强化中国现有法律。现有中国法律已经允许中国企业和个人对外国当事方提起民事诉讼，以寻求因外国制裁造成损失的赔偿。”

咨询公司特里维姆中国在一份客户简报中写道，该法一旦通过，将为“中国不断扩大的反制裁法律工具箱再添一件工具”。

最近几周，《检察日报》发表了多篇文章，主张使用民事诉讼来对抗外部干涉以及影响中国当事方的“长臂管辖”。其中一篇文章指出，当外国措施损害中国利益，例如“威胁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或封锁重要技术”时，检察机关可以探索提起诉讼，要求停止此类侵害并赔偿损失。

《华尔街日报》承认，“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强化其法律工具，以抵抗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政府国家的制裁，包括经济制裁和其他措施。”

2021年，中国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规定了反制外国制裁并减轻其对中国实体和个人影响的机制。该法律还允许中国实体和个人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因外国制裁造成的损害。

到了今年，我们又宣布了新的规定，要求对威胁中国获取关键资源的外国组织和个人采取惩罚性措施；对因政治压力而停止使用中国供应商的外国组织和个人采取惩罚性措施；并对那些对中国实体和个人主张“不正当域外管辖”的外国当事方采取惩罚性措施。

总之，我国陆续制定、颁布的这些“反制裁工具”，目的还是为了反制外部愈发频繁的制裁方式。过去，由于缺少相关工具，一些被制裁的中资企业、个人“被动吃亏”，但是接下来，我们的反制手段会逐渐丰富、健全。

更重要的是，这些法律工具的逐步完善，正在改变外部力量对华使用制裁手段时的成本计算。

过去，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在对华施压时，往往把制裁当成一种低成本、高威慑的工具。它们通过国内法、行政令、实体清单、出口管制、金融限制等方式，把中国企业、科研机构乃至个人纳入打击范围，却很少真正承担对等后果。

换句话说，对方可以轻易出手，而被制裁一方却只能在既有国际体系中被动申诉、绕道经营、消化损失。

这种局面显然不公平，也不可持续。

现在，中国通过一系列反制裁工具的制定，实际上是在告诉外部世界：对中国滥用制裁，不再是一件没有代价的事情。

美国国会

这并不是简单的“以牙还牙”，而是制度化反制能力的建设，它的意义不只在于个案反击，更在于形成长期威慑。

对于外国政府而言，对华制裁不再只是宣布一项政策、发布一个名单那么简单。它们必须考虑制裁是否会触发中国法律反制，是否会影响本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是否会使相关人员、机构、资产和商业利益暴露在中国司法与行政措施之下。

尤其是在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重要消费市场和关键供应链枢纽的背景下，任何针对中国的极限制裁，都可能反过来伤及他们的自身利益。

这正是中国完善反制裁工具箱的关键意义：不是为了主动扩大冲突，而是为了让外部力量在动用制裁之前先掂量代价。

近年来，外部对华制裁已经从传统的贸易领域，扩展到半导体、人工智能、通信设备、新能源、金融投资、科研合作等多个领域。其目的也越来越清楚，就是试图通过制度性封锁压制中国科技升级和产业发展。如果中国没有相应反制工具，那么外部制裁就会变成一种单向压力，中国企业将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

而随着中国法律体系的完善，外部制裁将不再是单方面施压，而会变成双向风险。这个逻辑一旦形成，外部势力就不敢再轻易把制裁当作随手可用的政治工具。

黄仁勋

当然，中国的反制并不是无差别反击，也不是要破坏正常国际经贸往来。恰恰相反，只有建立明确、稳定、可执行的法律反制机制，才能让真正守法经营的外国企业吃下定心丸，也让那些试图利用政治压力损害中国利益的组织和个人有所忌惮。

说到底，法律工具越完善，中国维护自身权益的底气就越足；反制手段越清晰，外部滥用制裁的冲动就越会受到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