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采生折割"究竟有多残忍？手段毫无人性，一旦发现凌迟处死

元至正四年（1344年），淮河流域爆发持续多月的旱灾，蝗灾与瘟疫随后接连而来。安徽濠州钟离县一户姓朱的农家，父亲朱世珍、母亲陈氏、长兄朱重四，在不到半个月内相继病死。

家中穷到连副薄棺都置不起，幸亏邻人刘继祖让出一块地，才得以草草将亲人下葬。留下来的，只有十六岁的朱元璋。

亲人下葬后不久，朱元璋剃发出家，在皇觉寺做了和尚。寺里很快也断了粮，朱元璋被迫外出化缘，说白了就是沿街乞讨。

这一走，走了将近三年。朱元璋走遍淮西各地，见过太多底层的惨事。其中有一类，大概让朱元璋记了很久——路边那些被人押着、展示给过路人看的"怪胎"：断了手的，瞎了眼的，嗓子哑得发不出人声的，年纪最小的看上去不过四五岁，身上全是旧伤疤，眼神空洞，连哭都哭不出来。见过世道的人都清楚，这叫"采生折割"。

所谓"采生折割"，就是有人专门拐骗幼童，再把孩子弄残，用来乞讨牟利。三到七岁的孩子骨骼还软，最容易塑形。

犯罪的人把孩子手脚强行扭断固定，使关节变形；或用辣椒水、石灰粉毁掉孩子的眼睛；还有的直接灌毒，把孩子喉咙毒哑，甚至致其痴呆。

清代《清稗类钞》记载过这样一个案子：一个叫张三的人，拐来三个孩子，把手脚全部折断后塞进坛子里养，只把头露在外面。

等孩子身体随坛子形状长成一团，再抱出去街上展览。围观的人以为天生如此，钱扔得不少。孩子死了，张三再去拐新的。

这种景象，朱元璋在乞讨途中亲眼见过不止一回。多年以后，朱元璋打下天下，坐上了皇帝的位子，当年那些画面，大概从未从记忆里消散过。

洪武年间，朱元璋主持制定《大明律》，历经多次修订，最终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行，全书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

其中对"采生折割"的处置，措辞极为严厉：主犯凌迟处死，家产全数充公，妻儿哪怕对此事毫不知情，也一律流放两千里；从犯斩首。

凌迟是明代最重的极刑，行刑时一刀一刀割，绝不是一个痛快的死法。这一条款在整部《大明律》里属于少数同时株连无辜家属的条文之一，立法的态度已不须多言。

严刑之外，明朝还在制度层面做了另一手安排。按《大明会典》的规定，府、州、县各级官府须设立养济院，专门收养"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由官府按月拨给粮食与布匹。

以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一带）为例，隆庆、万历年间各县养济院登记收养的人数，少则数十，多则逾百。部分被解救后身体已无法复原的孩子，就被送入养济院度日。

这一制度并非明朝首创——早在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宋徽宗赵佶就曾下诏，在全国推行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三类官办救助设施，覆盖收养、医治、安葬等多个层面。

清代在明朝基础上继续完善这套做法。《大清律例》完整沿袭了明律中对"采生折割"的定罪条款。雍正年间（1723—1735年），朝廷明确要求各省督抚定期核查养济院账目与收养情况，专门防止地方官员虚报冒领。

顺治年间河南一案，主犯凌迟，从犯斩首，家产抄没，妻儿流放，一个不漏；乾隆年间山东一伙犯罪团伙被端，处置如出一辙。从惩处犯罪到安置受害者，两套制度前后衔接。

只是再严的律条，也未必挡得住人心的贪念。犯罪分子藏在偏远山村，拐了孩子立刻转移，等消息传到官府，孩子早已被毁。

那些没有被救出来的，大多活不到成年；侥幸活下来的，也是终身残疾，再无正常生活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