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物理学家周培源。
他当年的情敌，一个叫陈岱孙，经济学泰斗。另一个叫叶企孙，物理学界巨擘。他们三个，当时清华最顶尖的教授，追的是同一个人——京师“八大校花”之一，王蒂澂。
那两位，一个风度翩翩，一个学识渊博，都是社交场上的明星。周培源呢？他用了一个最“笨”的法子。
他不送花，不写信，也不凑什么偶遇。他就是每天，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站着。等她从教学楼里出来，看她走过去，然后自己转身离开。风雨无阻。校园里的学生都拿他当一个奇怪的钟点。
他赢了。
1932年，清华校长梅贻琦主婚，他们结了婚。从那天起，周培源多了一个习惯，每天贴在妻子耳边说一句“我爱你”。
几年后，妻子查出肺结核。在那个年代，这病就是一张死亡通知单。她把自己关进房间隔离，门上贴着“请勿靠近”。周培源白天在学校上课，下课后冲回家带两个女儿，晚上就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做她爱吃的菜。
他把饭菜放在门口，人退到窗外。隔着一层冰冷的玻璃，他张开嘴，不出声，用口型对里面的人说：“我，爱，你。”他的呼吸在玻璃上留下一团白雾。
一年后，医生都觉得是奇迹，她康复了。
后来打仗，南迁昆明。他在西南联大上课，每天要走19公里山路。妻子住在20里外的疗养院。他买了匹马，一下课就发疯似的往疗养院赶，马鞍磨破了裤子，好几次差点从马背上栽下来。
他省吃俭用，自己一件衬衫穿到发黄，却舍得给妻子买当时最贵的皮大衣。
再后来，他一只耳朵听不见了，说话声音扯着嗓子喊。妻子晚年瘫痪，他每天推着轮椅出去，看花，晒太阳，讲一些自己都不笑的笑话。那句“我爱你”喊得更响了，妻子总拍拍他，让他小声点，他咧嘴一笑，喊得更大声。
1993年，他91岁了。一个平常的午后，他散步回来，脚步有点虚，说自己累了。他走到妻子床前，像过去六十年里的每一天一样，弯下腰，贴着她的耳朵，用尽力气清晰地说完那三个字。然后，他转身躺在旁边的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再也没醒过来。
她没哭。她只是颤抖着手，找来纸笔，写了一封信，塞进他中山装的口袋里：“培源，等你，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事。”
说到底，一辈子的承诺，不是那句“我爱你”。
而是把这句话，活成了一辈子的“我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