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究竟有多好？真正的君子之交，同一年去世。
1086年，大宋朝同时失去了两个人——一个改变了大宋财政命运的宰相，一个写出了《资治通鉴》的史学巨擘。他们在同一年出生，又在同一年死去。
他们曾是整个大宋最好的朋友——一起在包公手下当差，一起在僧舍里彻夜长谈，诗来词往，惺惺相惜。
但有一天，他们却成了大宋朝政治场上最势不两立的对手。
他们打了一辈子，却从没有恨过对方一天。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时间倒回到嘉祐年间，大约公元1059年前后。那时候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还只是皇帝身边不太起眼的文学侍从，两个人甚至刚刚成为同事——司马光调任判度支勾院，王安石也被调入京城，担任度支判官。两人仰慕对方已久，一见面，立刻一见如故。

就这样，他们和吕公著、韩维，凑成了大宋文坛最有名的小圈子——"嘉祐四友"。四个人闲暇时常常相约于僧舍，一聊就是一整天，旁人几乎插不上嘴。司马光当时对王安石的评价高得夸张，他在自己的文章里亲笔写道：王安石读书过目不忘，下笔如飞，才思之敏锐，无人能及；为人友爱诸弟，得了俸禄几乎全分给家人。

"好读书，能强记……动笔如飞，观者皆服其精妙。"——司马光《斋记》论王安石后来宋神宗私下问司马光：王安石这人怎么样？司马光竖起大拇指，说他是世间少有的忠臣。神宗转身又问王安石：司马光这人怎么样？王安石也是同样的回答。

两个都是"拗"出了名的人——时人称司马光"司马牛"，称王安石"拗相公"。一般人根本走不进他们的世界，但这两头倔驴，偏偏惺惺相惜。只是，谁也没想到，这段友情终将被一道圣旨彻底劈开。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著名的"熙宁变法"正式开锣。
青苗法、保甲法、募役法……一道道新令从开封城发出，冲向整个大宋的乡野州县。
司马光站出来反对了。
他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措辞直接得近乎无情：你搞的这套东西，不过是桑弘羊蒙骗汉武帝那一套的翻版，说到底是用官府的手从百姓身上掏钱。王安石回了信，同样不客气：天下哪来那么多一成不变的道理？祖宗之法不是不能变，问题是没有人会变。
两个人在信纸上唇枪舌战，你来我往，谁也不服谁。

但这场争论的高下，从一开始就已注定——王安石背后站着神宗皇帝，司马光身后只有旧法和一腔孤勇。很快，司马光被排挤出了京城中枢，带着满肚子不甘，去了洛阳。一待，就是十五年。
这十五年里，王安石两度拜相，两度罢相；新法在各地推行，弊病也越来越多——用人不当、地方官员层层盘剥，变法的好经被念成了歪经。而远在洛阳的司马光，没有被打击，没有被迫害，平静地写完了他的《资治通鉴》。
这件事本身，已经足够说明问题：王安石执政时，从未真正整过司马光。而司马光，在洛阳写书的那些年，也没有停止对王安石的牵挂与肯定。他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
政敌，却是君子。
1085年，宋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司马光被召回，擢升为宰相。
风水轮流转——这回轮到司马光清算新法了。他几乎废除了王安石变法的所有条例，一条不留。王安石听闻消息，心力交瘁，次年便在南京病逝，终年六十六岁。时间是1086年四月。
然后，谁也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王安石死后不久，正重病缠身的司马光立刻上书朝廷，措辞恳切："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意思是：你们别趁机踩他，给他厚礼下葬。
这份奏请，是司马光在弥留之际写下的最后几封信之一。
朝廷采纳了，追赠王安石太傅。
而这道赠官制书的起草人，是苏轼——王安石另一个一生纠缠的老对手。苏轼写完，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他是否夹带私货，找遍全文，没有一句讥讽，通篇是称赞。同年九月，司马光也走了。

后人评价王安石变法，争议从未停止——有人说他是锐意革新的改革先驱，有人说他的新法为大宋埋下祸根。有人同情司马光的守成之道，有人认为他因循守旧贻误时机。但有一件事，所有人都无法否认：这两个人，打了一辈子，却从未往对方身上泼过一滴脏水。王安石当权时，司马光退居洛阳，未受迫害，得以完成《资治通鉴》——这部中国史学史上最伟大的编年史著作，恰恰是在政敌王安石的庇护下写成的。司马光掌权时，第一件大事是废除新法；第二件事，是保住王安石死后的尊严。
宋人冯澥说过一句话，一千年后读来依然掷地有声：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不是一个好，一个坏。是两个都好。他们的分歧，用司马光自己的话说是——"趣向虽殊，大归则同"。走的路不一样，心里装的都是同一个大宋朝。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争。
参考资料：
《二十四史》
《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