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15日，著名抗日英雄赵一曼的儿子，在家中自缢身亡。他叫陈掖贤，是北京一家机电研究院的职工。这一天陈掖贤没有去上班，单位的同事担心他出事，到家中去探望。因为在此之前，陈掖贤在家中孤零零一人，差点儿饿死。

把“赵一曼儿子”这五个字和“自缢身亡”“差点饿死”放在一起看，任谁心里都得咯噔一下。一个英雄的后代，怎么就走到了这步田地？

说起陈掖贤这个人，性格里拧着股劲。1957年，28岁的他终于知道，银幕上那个全国人民都在颂扬的女英雄赵一曼，就是自己的亲妈。

二十八年啊，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被丢掉的孩子，寄养在伯父家，没人疼没人管。

突然有人告诉他，你妈不是不要你，她是在敌人刑场上被折磨了九个月、宁死不出卖同志的大英雄。

那张母亲抱着他拍的合影递到手里时，陈掖贤哭得浑身发抖。

当天夜里，他拿钢针蘸着蓝墨水，一针一针把“赵一曼”三个字扎进了自己的右胳膊。

皮肉被刺穿的疼痛，大概是那会儿最让他踏实的感受——他终于用肉体的疼，接住了这份迟来的母爱。

可知道得太晚了。母亲牺牲那年他才7岁，什么都不懂。等到明白过来，自己已经长成了一个不会跟人打交道、不懂怎么管钱、连饭都做不好的成年人。

组织上给他发了抚恤金，他死活不领。别人劝他收下，他梗着脖子说：

“我不能拿这笔钱，我只要在心里一直想着我妈妈就够了。”这话听起来硬气，可日子不跟你讲硬气。

他一个月挣六七十块，在那个年代算是不错的收入了，可他花钱没个谱，月初大鱼大肉，月底饿肚子。

同事撬开他的房门那次，发现他躺在床上，瘦得脱了相，送医才知道，根本不是生病，是活活饿出来的。

一个拿国家工资的知识分子，差点把自己饿死在宿舍里，这话说出去谁信？

婚姻上也是一塌糊涂。他跟张友莲结婚，生了两个女儿，可两口子性格合不来，三天两头吵。

他不愿意把工资交给妻子管，自己又大手大脚，日子越过越紧。

张友莲后来精神也出了问题，俩人最终还是离了婚，孩子送到亲戚家。家里彻底空了，就剩他一个人。

宿舍里满地烟头和垃圾，被子不叠，剩饭馊了也不扔。

他不是懒，是压根不知道怎么打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打小没人教过他这些。

压垮他的还有那根特殊的政治神经。1960年闹饥荒，他父亲陈达邦带他去政协礼堂吃了一顿饭。

吃的是红烧狮子头，凭票供应那会儿猪肉每斤八毛一分，这一顿没交肉票。

就这么一顿饭，陈掖贤心里翻江倒海，觉得自己搞了特殊，对不起正在挨饿的人民。他填了首词寄给毛主席，字里行间带着怨气。

搁别人头上，这就是大事，可上头念在他是赵一曼儿子的份上，没有追究。

他没有感激，反而更拧巴了——母亲是为国牺牲的，自己却沾了母亲的光，这让他抬不起头。

后来父亲在动乱中含冤去世，他跑了好多次中南海替父申冤，也没个结果。一重又一重的事压下来，他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抑郁症缠了他很多年。

1982年8月15日那天，北京闷热得不行。同事踹开他那间破宿舍的门，发现他挂在房梁上，身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破背心。

遗体旁边留了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句话：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奶奶是奶奶，你们是你们。否则，就是对不起奶奶。

他是用这句话，给女儿做最后的交代，也是给自己做最后的了结。

一个用生命换取民族解放的母亲，一个被英雄光环照了一辈子却始终不会活的儿子，两代人的命运被“烈士后代”这四个字紧紧捆在一起。

陈掖贤这辈子，不是饿死的，也不是穷死的。他是被一身的矛盾活活拖垮的——想继承母亲的骨气，又没有母亲的那份从容；

想做普通人，又摆脱不了这层身份的重压；明明可以名正言顺接受照顾，偏偏过不去自己心里那关。

最后，他选了最决绝的方式，把自己挂在了房梁上，算是彻底卸下了这副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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