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媒体,一直在分析特朗普对伊开战的“鲁莽”决策对美国产出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综合看,媒体对于美以伊这一场战争给美国带来的不利影响至少有八个方面:
第一,特朗普对伊开战的决策将华盛顿推向战略失败的边缘,并且也暴露出特朗普政府在核心战略上决策能力低下和重大失误。
美国对伊开战,不仅使美国陷入了战争的困境之中,而且,特朗普自己将自己推行悬崖,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困境之中,面临巨大风险,继续战也不是,不战而退更不是,在他前方似乎是深渊——若再战,可能陷入长期战争泥潭;若撤军,他将脸面尽失,美国军事霸权将严重动摇,美国从此转向加速衰落。此外,《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对伊开战有四大失误:一是对军事规划的轻视,缺乏长期占领和实施办法,盲目决策;二是忽视了对盟友的团结和尊重,导致美国盟友体系遭到严重破坏;三是对美国军事资源的过度消耗,使美军在此次战争中重要装备损失惨重;四是不合法的开战和鲁莽行动(被认为不守底线的“斩首行动”等),已经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学校、医院等民用设施的袭击,使平民伤亡等,严重削弱了美国的道德权威和国际形象。

特朗普陷入困境
第二,特朗普政府过度自信,试图搬用打击委内瑞拉的方式来对付伊朗,结果失败了。
其实,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伊朗在军事实力、政教体制、人口规模、地理状况等方面皆与委内瑞拉有非常大的不同,特朗普对此估计不足,偏信美以军队能以“速决战”逼伊朗屈服或导致伊朗政权更迭,能培植亲美势力掌权,结果,适得其反,伊朗政权不仅顺利交接,而且,新政权的反美立场更坚定,伊朗武装力量反击能力更强悍。这表明,华盛顿方面在面对伊朗可预见的反制措施准备不足,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对手,以幻想来代替现实,导致美国在这一场战争中陷入被动困境。
第三,美国对于伊朗以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击手段的影响力估计不足,甚至对其太轻视了,导致美国陷入了在能源经济争夺战中被动局面。
开战之后,伊朗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其反击的重要手段,虽然美伊双方随后达成了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但是,伊朗依然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通行限制,并威胁将征收过境费用。这一举措使得德黑兰在全球经济博弈中获得了重要的外交杠杆。而使美国陷入了能源经济战的被动状态,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击手段的影响的估计严重不足,美国对自己的海上军事能力太过自信,使自己陷入困境。
第四,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反击能力估计不足,导致美军在这一场战争中消耗了美国大量核心武器储备。
美军在此次美以伊战争中大量重要装备被损毁,其中包括战斧式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拦截弹等,军事专家预计,填补这些弹药库存将耗费数年时间。并且,这一场战争暴露了美军核心装备库存不足以及军工产能已经严重弱化,美军的实力似乎大不如前。

美景战机被伊朗击落
第五,美以伊这一场战争暴露了美军在非传统作战环境下的脆弱性,并且,也暴露出,美军只能欺负弱小军事力量的国家,只有军力对比悬殊,美军才可能赢。
其实,美军的实力并没有如美国渲染的那么强大,只要像伊朗武装力量这一次这样敢拼,美军就赢不了。此外,伊朗通过部署低成本无人机,成功干扰了国际航运并对区域目标实施打击。这种战术向外界展示了其在面对技术占优的军队时,具备不容小觑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美军面对这伊朗这样的“非对称性”的反击方式,一时还找不到有效的应对办法。美军的航母编队和美军中东的基地,在这一场战争中,凸显其虚弱性,是“纸老虎”。
第六,在特朗普推行其“美国优先”原则的局势下,这一场战争导致了美国美国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多个西欧国家在内的多数盟国,均拒绝为美国的军事行动背书。这些国家不仅拒绝参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联合行动,反而选择加强彼此间的多边合作。美国的盟友在渐行渐远,美国越来越孤立,同时,还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美国作为可靠战略伙伴的信任度正在急剧下降。美国的傲慢和衰落,正是其原来的盟友在逐渐远离美国。

连英国都不支持美军实施海上封锁
第七,美国赖以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价值观根基在这一战场中崩塌。
美国在这一场战争中,其价值观根基崩塌,主要原因包括美国配合以色列发动不合法战争,尤其是对伊朗实施“斩首行动”,并使国际社会与美军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联系起来,还有,特朗普在发出的疯狂和霸道的无底线言论,比如特朗普关于“摧毁伊朗文明”的威胁言论等。特朗普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总统,发出此类表态不仅面临违反国际法的风险,更严重损害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形象。部分国际学者与舆论认为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表现出“流氓国家”特征,这主要源于其外交政策的单边主义、对国际规则的蔑视、军事行动的随意性,以及特朗普的粗鲁言论等。美国《金融时报》编辑委员会近期发表评论,对特朗普针对伊朗的威胁性言论予以谴责。该报形容这些言论是“现代美国总统口中最令人震惊的表态之一”。

哈梅内伊被美以“斩首”
第八,这一场战争暴露出美国政府受牵制于以色列。
近期,特朗普政府被广泛认为受以色列深度影响,其核心原因在于其外交与军事行动频繁呼应以色列利益,甚至出现美国高官向以色列总理汇报的公开指控。比如,2026年4月,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公开指出,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参与美伊谈判期间,每日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汇报谈判进展。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援引了内塔尼亚胡本人在内阁会议上的表态。此举被国际舆论视为对美国主权的“结构性羞辱”。一个全球超级大国的高级官员,在涉及本国核心外交事务时,竟需向他国领导人实时通报,严重动摇了美国作为独立决策者的公信力。而且,面对如此严重的指控,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均未作出澄清或否认,这种沉默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美以特殊关系”已失控的猜测。
以色列通过气政治游说团的系统性渗透来干涉美国政府的决策,比如,以色列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为代表的亲以游说组织,长期通过资金支持、选票动员和媒体叙事塑造,深度介入美国国会与选举政治。据分析,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每年可从以色列游说网络获得数百万美元资金支持,形成“投赞成票→获得资助→连任成功”的闭环,以此来干涉美国政府的决策。

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
在中东事务上,美国多次动用联合国否决权为以色列背书,甚至在伊朗核问题谈判中,因以色列反对而难以推进妥协方案。有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实质上是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而非纯粹出于自身战略考量。此外,美国在军事与经济援助向以色列单向倾斜,也表明美国政府受以色列的影响很深。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数百亿美元军事援助,且多为无偿赠款,允许其自由支配。近两年新一轮巴以冲突中,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已累计达217亿美元,远超对其他盟友的支持力度。其实,国际犹太财团以及美国国内的犹太超级财团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到决策层面,其对美国政府的潜在影响力已经想拉着木偶线一样,对特朗普政府施压影响,特朗普也难以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