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协议，陕北的红军主力进行整编。按照统一编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三个主力师。

在115师的编制之下，设立了343旅与344旅两个作战旅。其中344旅的前身，是战功赫赫的红15军团。红15军团是红军时期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由红25军、红26军、红27军合编而成，长期在鄂豫皖、陕北地区坚持作战，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按照当时部队改编的常规安排，多数部队都是在原有红军建制基础上直接调整，主官基本延续原有配置。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是红军中威名远扬的将领，作战勇猛，经验丰富，改编之后顺理成章担任344旅旅长，这一安排符合当时部队改编的惯例，也得到了上下一致认可。

红15军团的政委是程子华，从部队沿革来看，红15军团整体转为344旅，原本的军事主官徐海东留任旅长，作为同级别的政治主官，程子华理应续任344旅对应的政治职务。但在八路军正式下达的344旅任职命令中，程子华并未出现在旅级领导名单中，后续担任旅政委一职的，是从八路军政治部调任而来的黄克诚。

程子华未能留在344旅续任政委，首先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直接相关。部队改编前后，程子华因长期艰苦作战和劳累，身体出现严重问题，不得不离开作战部队，前往延安接受治疗休养。在整编工作推进的关键阶段，他并未在红15军团驻地，也未能参与部队改编的具体衔接工作，客观上失去了留任的基础条件。

与此同时，抗战初期华北地区的统战工作急需得力干部。山西是华北抗战的重要区域，第二战区的抗日动员与武装组织工作迫在眉睫。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身边，需要一名熟悉当地情况、具备军事和政治能力的我方干部担任顾问，协助开展抗日武装动员。

组织经过综合考量，认为程子华本身是山西籍人士，对山西的地理、人情、地方势力情况较为熟悉，同时具备长期的军队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经验，十分适合承担这一任务。

当时程子华的病情尚未完全痊愈，组织仍决定调派他前往山西，参与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工作，担任党团书记兼人民武装部部长，专门负责抗日武装的组织、动员与统战协调工作。

这一调动属于抗战全局工作安排，程子华服从组织决定，离开原所属部队系统，投身到华北敌后的统战与地方武装建设工作中，自此不再隶属于344旅建制。

再看黄克诚被调至344旅担任政委的过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初，受国民党方面编制限制，部队一度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原有红军中的政委职务，暂时改为副职。黄克诚在改编完成后，担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负责全军的组织人事与政治工作调研，并未在一线作战旅任职。

平型关战役结束后，黄克诚奉命前往各作战部队调研政治工作开展情况。在调研过程中，他发现取消政委制度后，部队的政治工作出现弱化，官兵思想引导、组织纪律建设等方面受到明显影响，不利于部队长期作战和保持红军传统。

黄克诚将调研发现的问题整理后，向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作了详细汇报，正式提出恢复部队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制度的建议。任弼时对此高度重视，随即与朱德总司令、彭老总等人商议，一致认可这一建议的必要性，随后联名向中央上报。经中央研究批准，八路军系统迅速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各级政委职务重新设立。

制度恢复之后，344旅急需一名资历深厚、政治工作能力突出的干部担任政委。黄克诚早年参加过北伐战争、湘南起义，后上井冈山，长期在红一方面军从事政治工作，历任团、师、军等各级政治领导职务，政治工作经验极为丰富，组织纪律性强，且具备指挥作战的能力。

经过组织统筹安排，黄克诚从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任上，直接调往115师344旅担任政委，与旅长徐海东搭档，共同领导部队作战。此次调动属于组织直接任命，并非344旅原有干部晋升，因此被称作“空降”任职。

程子华离开部队系统后，在山西战地动员委员会开展了大量工作，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基础力量。此后他又调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参与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反扫荡作战，之后又担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代理军区军事与政治全面工作，始终奋战在华北抗日前线。

解放战争时期，程子华历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二前线指挥所司令员、第四野战军13兵团司令员等职，参与指挥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诸多重要作战，带领部队完成多次重大作战任务。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华转业到地方工作，离开军队系统，因此未参与1955年全军授衔。

黄克诚在344旅任职期间，与徐海东紧密配合，率部在晋察冀、晋东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多次打击日军与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之后他还担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委、第四纵队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进军东北，参与东北根据地建设与多次重大战役。1955年，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开国大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