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今年62岁,手上存款12万,终于下了决定,以后再也不打工了
我叫周桂兰,今年六十岁,退休前在一家食品厂做包装工。我丈夫陈建国今年六十二岁,退休后又在物业公司做了几年维修;女儿已经成家,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小区,我们老两口住在一套老房子里。建国把存折放到桌上,说以后再也不打工了,我看着那上面的十二万,半天没说出话。
那天是星期五晚上。
他回家比平时早,手里拎着一袋菜,裤脚上沾着几道灰。进门后,他没像往常那样先去阳台洗手,而是把一张排班表放到了饭桌上。
“我明天不去了。”他说。
我正把鱼放进盆里,手上还沾着水。我以为他说的是明天休息,便问:“不是你们经理又给你调班了吧?”
“不是明天不去。”他把外套脱下来,挂在门边,“以后都不去了。”
我这才抬起头。
建国在物业做维修,算不上正式编制,哪里坏了修哪里。楼道灯、门禁、住户家里的水龙头,只要有人打电话,他就拎着工具包过去。工资不高,可每个月能多拿三千多块。
他六十二岁,干了快三年。
“怎么突然说这个?”我问。
“不是突然。”他顿了顿,“我想了很久。”
“你想了很久,怎么今天才跟我说?”
他没回答,只把那张排班表翻了过去,背面空白。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笔,在上面写了几行字:养老金、药费、水电、买菜、存款。
我看着那几个词,心里先冒出来的不是心疼,是一股火。
“你这是已经算好了,来通知我一声?”
“我不是通知。”他说,“我跟你商量。”
“你刚才说以后都不去了。”
“那是我的决定。”他抬眼看着我,“但家里的钱,咱们得一起算。”
我把鱼放到水池里,没再洗。水龙头还开着,水流哗哗地响。
建国把存折拿出来,放在那张排班表旁边。
“手上总共十二万。”他说,“这几年工资攒下来的,加上之前剩的,没算你那边的零碎钱。”
“什么叫我那边的零碎钱?咱们家一分钱不是一起花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就算把十二万都摆在这儿,也不能说不打工就不打工。”
他没有跟我争。他把水龙头关了,抽了两张纸巾擦手。
“我今年六十二了。”他说,“膝盖这阵子每天都疼,前两天爬到三楼换灯,下来时腿软了一下。不是摔倒,就是扶着墙缓了几分钟。”
这件事他没跟我说过。
我看了眼他的膝盖。裤子上有一块旧污渍,像是在哪里蹭的。他低头把裤脚上的灰拍了拍,动作慢得让我心里发堵。
可我嘴上还是说:“疼就去看医生,谁让你一定要干那种活?”
“我就是不想再干了。”
“你以前不是说,再干两年,等存够一点再说?”
“以前是以前。”
“那你现在说不干,家里以后怎么办?我一个月退休金也就两千多,你那份养老金也不高。十二万听着不少,真花起来能花几年?”
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知道。”
“你知道还要停?”
“知道,所以我才把账列出来。”
我把围裙摘下来,搭在椅背上。我原先以为他是因为跟谁闹了矛盾,或者单位不要他了,才回来赌气。可看他那张表,我忽然发现他不是赌气。他已经把“不去”这两个字,在心里说过很多遍了。
我最怕的就是这个。
我们结婚三十七年,建国一直不是会说漂亮话的人。他遇到事,常常先做了决定,再慢慢把理由讲给我听。年轻时买第一台冰箱,他也是这样,某天从外面推回来一台旧的,才告诉我他跟人谈好了价钱。
那时候我生气了两天,后来冰箱用了十几年。
可这次不一样。
冰箱坏了还能修,工作停了,少掉的是每个月一笔实实在在的钱。
我把饭菜端上桌,没再问他。他也没再说。我们坐下来吃饭,桌上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
那顿饭他吃得很慢。我夹了一筷子鱼肚子,忽然发现他右手虎口有道细口子,结了薄薄一层痂。
“手怎么了?”
“拧螺丝蹭的。”
“戴手套没有?”
“干活不方便。”
我把鱼放回自己碗里,心里那股火没退,倒像是被什么压住了。
晚上睡觉前,他从柜子里拿出存折和几张纸,放在床头柜上。我问他:“你是不是打算明天就把东西交了?”
“明天去把工具还了,跟人说清楚。”
“你说清楚了,回来也不能反悔。”
“我知道。”
我翻了个身,背对着他。
他没再劝我。我也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他照常在六点多起来,穿上那双工作鞋。我听见门响,睁开眼坐起来。
“你不是说不去了?”
“我去把工具拿回来,顺便跟经理讲。”
我下床追到门口:“你就不能等两天?至少让我想一想。”
他站在门边,手已经放上了门把。
“桂兰,我已经想了快半年了。”
“那你也不能想半年,最后只给我一天。”
他看着我,没顶嘴。过了一会儿,他把手从门把上放下来。
“那我等你一起去。”
“去哪里?”
“去公司。”他说,“我把情况讲清楚,你也听听。”
我知道他不是要我替他做决定。他只是把门口那一步,往后挪了一下。
我去换衣服的时候,心里还在打鼓。不是因为公司里有什么大事,而是我知道只要他把“不干了”亲口说出去,这个家从此就得按另一种过法来算。
我们住的地方离物业办公室不远,走过去十几分钟。一路上他拎着工具包,我跟在旁边,没怎么说话。
到了门口,值班的人正在登记报修。经理姓赵,四十来岁,见我们一起来,先愣了一下。
“陈师傅,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我来还工具,也跟你说一声。”建国把工具包放到桌边,“我准备不干了。”
赵经理把手里的笔放下:“身体真不行了?”
“膝盖不行,最近上楼心里也发虚。再干下去,怕哪天在住户家里出事。”
“你先别急着决定。最近人手紧,你要不先歇一周?我把夜班给你撤了,专门做白班。”
建国摇头:“不是夜班的问题。”
赵经理转头看我:“嫂子也觉得他应该休息?”
我没料到他会问我。
“我觉得他应该先把钱算清楚。”我说,“休息可以,可不打工以后怎么办,得有个说法。”
建国看了我一眼。他没有打断我。
赵经理把椅子往前挪了挪:“嫂子,我也不瞒你。陈师傅干活认真,叫得动,也不挑事。我们这儿临时工不好找。他要是留下,工资照旧给,排班我也尽量松一点。你们两口子都退休了,有个收入总归踏实。”
这话听着很实在。
他没有说什么“再坚持一下就好了”,也没有拿大道理压人。他只是说少了一个熟手,工作会麻烦些,而工资对我们有用。
我一时也答不上来。
建国把工具包的拉链打开,把里面的螺丝刀、测电笔和扳手一件一件放在桌上。东西摆得很整齐,少了哪件,他都能一眼看出来。
赵经理又说:“陈师傅,你再考虑考虑。这个月工资我给你照算,之后你要是觉得行,再回来。”
“赵经理,你也知道我不是随便请假。”建国说,“我不是今天累了,明天好了又回来。”
“那你至少别今天就把话说死。六十二岁在家待着,日子也不一定比上班轻松。”
建国的手停在一把旧扳手上。
这句话说得没错。
他在家的时候,时间会长。早上起来吃完饭,没事情做,就容易坐在电视机前看一整天。我们俩天天对着,难免因为小事拌嘴。家里钱也不会因为他不工作就少花。
我也知道他最怕的不是辛苦,而是没了工资后,自己在家里变成一个只能伸手要钱的人。
赵经理说完,又补了一句:“我不是要留你多干几年。你要是确实不舒服,我也不该拦。只是你也知道,大家都不容易,少一个人,剩下的人就得多跑几趟;你们家少一份收入,也得过得紧些。”
这句话让我听着有些难受。
他确实也不容易。公司里的人手少,谁走了,剩下的人就多干一点。他不是坏心,只是希望建国留下,替他把眼前的缺口补上。
可缺口不能一直靠一个六十二岁的老人拿膝盖去填。
建国把最后一把扳手放在桌上,擦了擦手。
“赵经理,我知道你为难。”他说,“我以前也觉得还能再干两年。可我现在每天出门,先想的不是今天修什么,是怕自己腿一软,给别人添麻烦。这个活我不干了,不是因为你对我不好。”
赵经理叹了口气:“那我再给你排轻一点的活呢?”
“我也不去了。”
“你确定?”
“确定。”
他说得不响,甚至有点慢。可这一次,他没有停下来等谁替他把话接过去。
我站在旁边,手心里都是汗。
赵经理看了他一会儿,点点头:“行,那我给你办离开手续。你这几天的工时会按表结清,钱月底到账。”
建国说:“好。”
工具交完,他又把工作服叠好,放在桌角。那件衣服洗得有些发白,右肘上补过一块蓝布。我以前嫌那块补丁不好看,催他换一件,他说穿里面,没人看得见。
现在我忽然觉得,那块补丁像他这几年做维修的样子:能补就补,能撑就撑,总觉得多撑一天也没什么。
出了办公室,建国走得很慢。
我问他:“真的不后悔?”
“现在还不知道。”
“你不知道还做决定?”
“知道不去,至少今天这一步是对的。”
我有点想笑,又笑不出来。
“你说得倒轻巧。”
“我没说轻巧。”他把手插进外套口袋,“只是我不想再把‘以后’两个字,拿来骗自己。”
回家的路上,他没拦出租车,也没坐公交。我们并排走着,谁都没提午饭吃什么。
快到小区门口时,他突然停下来,扶着路边栏杆揉膝盖。
“疼得厉害吗?”我问。
“还行。”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过两天去社区门诊问问。”
“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知道。”
“你要是真的不想干,回家也别总拿这事跟我赌气。”
他看了我一眼:“我没有赌气。”
“那你以后别把决定都做好了才跟我说。”
“好。”
这句“好”让我心里松了一点,又觉得不够。
“你这次已经做了。”
“这次是我忍不住了。”他停了停,“下次我早一点跟你说。”
我没接话。
回到家,我把那张排班表摊在桌上。建国把笔递给我。
“咱们重新算一遍。”
“你不是已经算过了?”
“我算的是我能不能不去,不是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过这个日子。”
我坐下来,拿起笔。
我俩的养老金加在一起,每个月四千出头。水电、买菜、药费、电话费,平常大约要三千多。女儿偶尔会给我们买些东西,可我们从来没把她的钱算进日常开销里。那十二万存款是这些年一点一点留下来的,里面有建国打工攒的,也有我退休后省下来的。
我记得其中有一笔三千多,是我去年看牙之后从菜钱里慢慢省回来的。那次建国说不如从存款里拿,我没舍得。
“这十二万不能动得太快。”我说。
“嗯。”
“每个月最多从里面补一千。超了就得知道为什么。”
“行。”
“你得去看膝盖,别为了省检查费拖着。”
“行。”
“我也不替你答应任何临时工作。以后谁来找你修东西,你自己决定,但不能瞒着我答应。”
“行。”
“还有,买菜、做饭、打扫家里,你不能因为不打工了,就觉得这些都是我该做的。”
他看着我,像是没想到我会说这句。
“家里的事我做一半。”他说。
“不是嘴上说。”
“那咱们写下来。”
我把笔放下:“不用写那么细。你记得就行。”
“你记性比我好。”
“我记得好,不代表我应该什么都记着。”
这句话一出口,我们俩都安静了。
建国把那张纸重新拉到自己面前,在“每月开销”下面添了一行:家务各做一半。
他写字不太好看,“家”字最后那一捺拖得很长。
那天中午,我们没像往常一样等女儿送菜。建国换了衣服,跟我一起去菜店。他问我买几条鱼,我说一条够了。他拿起两条,说一条大的今天吃,另一条冻起来,过几天再吃。
“你不是说要省钱?”我问。
“我不是说以后天天吃鱼。”他说,“今天你也跟我去公司了,我请你吃顿好的。”
“你拿什么请?”
“我自己的退休工资。”
我瞥了他一眼:“那还不是家里的钱。”
他笑了笑,把鱼放回去,只留下一条。
回家后,他按我们说好的洗菜、收拾厨房。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发现他洗得不快,菜叶子还掉了两片。
“水开小点。”我说,“又不是给整条街洗。”
“行。”
“土豆要削皮。”
“知道。”
“你以前在家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这么积极?”
“以前我觉得你做得快。”
“你现在倒承认了。”
“我现在有时间。”
他说得认真,我却听出一点不好意思。
吃完饭,他把碗洗了。我没有立刻夸他,也没故意挑毛病。洗碗这事不是帮我的忙,是他本来就该做的。我心里这么想,嘴上却没说。
下午,他在阳台上把工具袋洗干净,晾在栏杆上。袋子里还有一点灰,水冲下来,流过地砖缝。
我靠在门边问:“工具交回去了,怎么还洗袋子?”
“干净点,收起来。”
“以后还用吗?”
“不知道。”
他把袋子翻过来,又冲了一遍。
我不喜欢他说“不知道”。可我也知道,六十二岁的人突然停下工作,心里不可能立刻有一条清楚的路。他只是先把一份让自己害怕的工作停了下来,后面的生活还要一点一点摸。
那天晚上,他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却没怎么看。
我把收好的存折放进抽屉。十二万这三个字还在我脑子里晃。
我怕它不够用,也怕他后悔,更怕我们俩因为钱吵起来。可我不愿意只因为害怕,就让他再去做一份自己已经不敢做的工作。
第二天,建国没有去物业。
早上六点,他照常醒了。起床后在客厅站了一会儿,像是忘了自己该去哪儿。最后,他去厨房烧水,给我泡了杯茶。
“今天不用上班,睡晚点也行。”我说。
“习惯了。”
“习惯也是能改的。”
他坐到餐桌边,拿起昨天列账的纸。我以为他又要算钱,没想到他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之后把“每月开销”后面的数字重新写了一遍。
我问:“你还想找活干?”
“没有。”
“那你看什么?”
“看我每天能做什么。”
我把茶杯放下:“你别把在家待着,当成非得找点事证明自己。”
“不是证明。”他说,“我不想一整天坐着。”
“那你先把腿养好。做饭、买菜、打扫,不都是事?”
“你这几天是不是特别担心我后悔?”
“是。”
他愣了一下,随后点头:“我也担心。”
“那你还做?”
“因为怕后悔,不能说明当时的决定是错的。”
我看着他。建国从年轻时候起就不擅长把心里的话说清楚。现在他能把这句话讲出来,我没再追问。
过了几天,他去社区门诊看膝盖。医生让他暂时少爬楼、多活动,给他开了外用的药,也嘱咐他要是疼得厉害再去做进一步检查。
他回来后把药放在桌上,告诉我每次怎么用。
“你不是说没什么事吗?”我问。
“医生说得按时擦。”
“那以后别逞强。”
“我没逞强。”
“你走路都一瘸一拐了,还说没逞强?”
他没争,只把药盒放到我平常放药的抽屉里。
那一晚,我们吃完饭,把开销账本拿了出来。账本是我过去记买菜钱用的,封面起了毛边。建国以前嫌我每一笔都记,现在却主动拿笔写下这几项:每月固定收入、基本开支、药费、存款补贴。
我问他:“你现在怎么不嫌我记得细了?”
“以前觉得多记没用。”
“现在觉得有用了?”
“现在知道,不记,心里只会更乱。”
我们没把每一笔钱都算到分毫不差,只把日子里的大头列清楚。两个人的养老金付日常基本够用,偶尔有额外开销,才从那十二万里拿。存款不是拿来证明谁对谁错的,也不是让他继续去干活的价码。它只是我们手里的一点余地。
算完,我把账本合上。
“每个月要是有剩,就放回去。”我说。
“行。”
“要是不够,先看是哪项花多了,别一着急就说我买菜买贵了。”
“我不会那么说。”
“你以前说过。”
“那我以后不说。”
“说了也没用,我还是会买。”
他笑了一声:“知道了。”
那阵子,我最不习惯的不是少了他的工资,而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知道他不用出门了。
以前六点半,他吃完早饭就走。屋里只剩我一个人,我能慢慢收拾厨房,再去阳台晒衣服。现在他坐在餐桌边看报纸,我洗碗,他就过来把抹布拿走。
有时他问:“今天买菜吗?”
我说:“你不是不打工了吗?那你去。”
有时他收拾完厨房,站在门口看我择菜,像在等我给下一件差事。
我一开始觉得别扭,后来发现自己也有一堆旧习惯。
我习惯把他的工作当成一种稳定的安排。只要他每天出门,家里的收入就多一点;只要收入多一点,我就能少担心一些。可我很少问他,这份工作是不是还适合他。
建国也习惯了把自己的疲惫藏起来。他不是不在乎钱,而是一直觉得只要还能干,就该继续干。以前他在厂里干活,退休之后还做过别的零工。停下来这件事,对他来说不只是少一份收入,也像是承认自己老了。
这个承认并不轻松。
有天早上,他在小区门口碰见以前的同事。对方问他怎么没去上班,建国说自己不干了。
那人问:“是不是工资谈不拢?”
建国说:“不是,身体不合适。”
回来的时候,他明显不太高兴。
“人家问你怎么了?”我问。
“问我是不是跟经理吵架。”
“你怎么回答?”
“我说不是。”
“那不就行了。”
“我知道。”他把手里的菜放到厨房,“就是觉得别人一听我不干了,就要猜点别的。”
我把白菜叶子挑出来:“别人爱猜什么,咱们管不了。”
“我也这么想。”
“那你为什么不高兴?”
他没回答,把菜刀拿起来,开始切菜。第一刀下得太重,案板咚一声响。
我知道他想维持一点体面。六十二岁了,不是被辞退,不是跟人闹翻,也不是赚不到钱。他只是觉得这份活干下去不安全,想停了。可别人问一句,他还是要把这个决定解释得像个合理的理由。
晚饭时,他忽然说:“你是不是也觉得我闲在家里没用?”
我夹菜的手停了一下。
“我没这么想。”
“你以前总嫌我在家不帮忙。”
“那是以前。”
“现在我天天在家,你会不会觉得我碍事?”
我把筷子放下:“建国,你不打工,不代表你得天天证明自己有用。我也不是因为你能挣钱才跟你过日子。”
他说:“我知道。”
“你不知道。要知道,就不会问这句话。”
他低下头,半天才说:“我怕家里的钱不够,也怕自己什么都不做。”
“这两件事是两回事。”
“我知道。”
“你可以怕,但别拿去上班这件事,替自己把怕压下去。你身体吃不消,那就别去。真缺钱了,我们俩一起想办法。”
“好。”
“我不是说咱们有多宽裕。十二万也不是花不完的钱。我照样心疼,照样要记账。可你不能因为怕我心疼钱,就把自己弄得不敢走楼梯。”
建国抬起头,眼睛有些红。他没哭,只是用手背蹭了一下鼻子。
“我那天在三楼扶着墙,想的是要是摔了,别人还得把我送下来。”他说,“那一刻我就想,不干了。”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那时才跟我说。
我知道他也在等一个能说出口的时机。可他等得太久,最后就只剩一句“不去了”。
女儿是后来才知道的。
她周末过来看我们,发现建国在家,便问:“爸,今天休息?”
“我不干了。”他说。
女儿一开始也没听明白:“你不是一直做得好好的?”
“膝盖疼,上楼不稳。”
“那也可以找轻松一点的工作啊。你在家待着,会不会觉得闷?”
她说这话不是不关心。她平时上班、带孩子,家里事情多,听到父亲停工,第一反应也是担心。
建国说:“不闷。家里要做的事不少。”
女儿看了我一眼,像是怕我们已经为这件事吵过。
我说:“他辞了,咱们正在算家里的开销。先把身体养好。”
“可是爸还没到完全不能干活的年纪。”女儿说,“人一直闲着,身体会不会更差?”
建国没生气,只把手边的茶杯放下。
“你说得也有道理。”他说,“我不是以后什么都不做,是不再做那份要爬楼、随叫随到的活。”
“那你打算怎么办?”
“先在家把腿养一养,再把日常事情分开做。”
女儿想了想:“爸,你是不是因为怕我们觉得你没用了,才一直不肯停?”
“有一点。”
“你不用总替我们扛着。”
“我没替你们扛。你们有你们的生活。”
他说完这句话,女儿低下头,眼圈也有些红。
她做了母亲之后,常觉得自己顾不上我们。她担心父亲停工,是怕他少了收入,也怕自己不能常常回来帮忙。她那点着急,我看得出来。
她说:“爸,我不是要你继续干。我只是觉得你以前总说还能干,突然停下来,我怕你是受了什么委屈。”
“没有人欺负我。”
“那就好。”
“你们不用替我想什么大办法。”建国说,“我手上有十二万,咱们家每个月也有养老金。我不乱花,先把日子过稳。你们要是有空,常回来吃饭就行。”
女儿没再劝他找工作。
她临走前把一袋水果放在桌上。建国把水果往她手里推了一下,说家里还有,不用买。她又推回来,说孩子爱吃,让我们留着。
两个人推了两次,最后还是我把袋子接过来。
“你们父女俩别拿这点东西来回折腾。”我说,“放下,回家。”
女儿走后,建国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我问:“你又在想什么?”
“觉得孩子长大了,还是会担心我们。”
“她担心是她的事。你不去上班,是你的决定。”
“你现在不劝我了?”
“我还没同意你把十二万拿去乱花。”
“我也没打算乱花。”
“那就行。”
我们又像以前一样斗了几句嘴,心里却没有头几天那么悬。
建国不再每天起床后坐在电视前。他负责买菜、倒垃圾,也把家里的几样小毛病修了修。厨房门铰链有点松,他拿起工具袋里留下的一把螺丝刀,刚拧两下,膝盖就开始发疼。
我叫他停下。
“这个我能弄完。”
“能弄完也不代表现在该弄。”
“我知道。”
他把螺丝刀放下,坐到凳子上休息。
我没有笑他。他也没有因为没做完,就闷着脸。
中午我炒菜,他在旁边剥蒜。动作慢,剥得也不干净,我把他剥好的蒜拿过来重新择了一遍。
“你这剥法,蒜皮都吃进去了。”我说。
“你嫌我做得不好。”
“我嫌你做得慢。”
“慢点也能做。”
“能做就继续。”
他接着剥,没再争。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慢慢理解,停止打工并不是从此什么都不管。建国需要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我也需要适应家里多一个人。我们不能把“休息”变成我一个人承担全部家务,也不能把“在家”变成他每天都要交一份成绩。
有些时候,我们仍然会为了小事不高兴。
他嫌我买的豆腐贵,我嫌他去菜店挑了半天还忘了买葱。有一次,他从存款里取了八百块,给自己的旧电饭锅换了个新的。我看到收据时,心里还是不舒服。
“家里那个还能用。”我说。
“内胆涂层掉了一块。”
“你怎么不先跟我说?”
“我觉得该换了。”
“你前阵子说过,花钱先商量。”
他没争,拿起那张收据看了一眼。
“是我忘了。”
“八百块不是小钱。”
“我下次先问你。”
“不是问我允不允许。”我说,“是两个人一起商量。你有养老金,我也有养老金,不是谁管着谁。”
“我知道。”
“你要是想自己留点钱,也可以留。别把自己的花销偷偷藏着。”
“我没藏,就是没想到你会在意。”
“我当然在意。十二万放在那里,不代表每一笔都能随手拿。”
他坐了会儿,最后说:“那这八百从我自己的零花钱里扣。”
“你的零花钱也是家里的钱。”
“那就从这个月的买菜结余里扣。”
我没继续追。那晚我们一起看账,把这八百记在家用里,没再为了它吵。
我也知道自己有一点私心。
建国不打工之后,我不用再为他每天外出担心,可我也怕这十二万越花越少。每当他买东西,我会下意识先看价格,再看存折。我不希望他觉得我不让他花钱,更不想他觉得自己不挣钱,就没有决定的资格。
这个结,得靠我们两个人慢慢解。
一个月后,物业那边给他结清了最后几天的工资。赵经理打电话过来,问他有没有改变主意,说现在有个白天的临时岗位,不需要天天上楼,偶尔帮忙看一下维修进度。
我听见电话那头的声音,没插话。
建国说:“谢谢你想着我。我不回去了。”
“你再考虑一下。钱不多,一个月也能添两千多。”
“我知道。”
“那你先来干半个月?真不行再停。”
“不去了。”
赵经理那边安静了一下:“陈师傅,你是真想好了?”
“想好了。”
“行,那我不劝你。你以前帮了不少忙,以后小区里有些小问题,能不能偶尔问你两句?”
“问两句可以,具体干活你们还是找在岗的人。”
“明白。”
挂了电话,我看着他。
“你拒绝得挺快。”
“我想过了。”
“那两千多块,你不心疼?”
“心疼。”
“心疼还不要?”
“心疼不等于一定要拿。”他把手机放到桌上,“要是为了两千多块,又回到每天出门就怕摔一跤的日子,那我不是白辞了。”
我没有接着问。
他不是一分钱都不想赚。他只是终于愿意承认,有些收入不是白来的。那份工作给了他钱,也把他的膝盖和心力一点点耗掉。以前他只算工资,不算自己每天出门时那点不安。
赵经理的电话之后,我没有再担心他会悄悄回去。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把家里的作息也慢慢调了。
周一和周四建国去买菜,其他日子我去。每个月开销记在账本上,药费、买菜、水电各归各的栏。碰上需要花得多的月份,我们先商量,再决定从十二万里取多少。
这不是一份协议,也没有谁监督谁。只是我们都得看清楚:不打工之后,日子要靠自己的养老金和存款安排,不能装作什么都没改变。
建国有时会坐在阳台上看外面的树。
我问他:“你又想上班了?”
“没有。”
“那你看什么?”
“看天气。”
“以前你不都是出门才看天气?”
“现在在家也能看。”
我笑了一下,没再问。
他开始在小区里走路,不走太远。膝盖不舒服就回来休息。他有时遇见原来的同事,别人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就说不回了。语气平平的,不解释太多。
一次,那个同事说:“你这个年纪在家也没事做,干嘛不多赚点?”
建国说:“家里有事做。”
对方又问:“那钱够吗?”
“够不够,我和我老伴自己算。”
他说完就回来了。
“你以前肯定要跟人解释半天。”我说。
“以前怕别人觉得我没本事。”
“现在不怕了?”
“还是有一点。”他把菜放下,“不过不想为这个再去上班。”
我切菜的手停了一下。
他说得不像一句大话,更像是在承认自己还会在意别人怎么想,只是没让那份在意替他做决定。
那天晚上,我们吃的是豆腐和青菜。建国把一盘菜往我这边推,说:“你多吃点。”
我说:“我又不是因为你不打工,就要少吃一口。”
“我知道。”
“你要是真的想省钱,就别每次买菜都买太多,放坏了更浪费。”
“下次我少买。”
“不是少买,是按着咱们吃多少买。”
“行。”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他刚说不干那天,我最先担心的是那十二万够不够花。现在我仍然担心,账本上每个月的数字也没变轻松,可这份担心不再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有一天,建国从柜子底下把那件工作服拿出来。我以为他要洗了扔掉,没想到他只把袖口的补丁又缝了一下。
“这衣服还留着?”我问。
“以后擦东西用。”
“你不是说想收起来?”
“是收起来了。拿出来也不冲突。”
他把衣服叠好,放在工具袋旁边。工作服不再是第二天要穿去上班的衣服,只是一件旧衣服。
我看着那个工具袋,问:“以后还想回去吗?”
“没想。”
“那工具呢?”
“用得着的时候再说。”
“你就不怕以后后悔?”
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慢慢揉了揉。
“会怕。”他说,“但我现在宁愿面对在家没事做,也不想每天担心自己在楼梯上站不稳。真要是缺钱,我们再商量别的办法。可我不想把这份工作当成唯一的办法。”
“你这话以前怎么不说?”
“以前我觉得说了,你就会担心。”
“我现在一样担心。”
“我知道。”
“那你还说?”
“因为担心也得说。”
我没有再批评他。
那十二万仍在存折里,没有突然变多,也没有被谁拿走。它不是能让我们高枕无忧的钱,却足够让我们先把日子过下去。我们不再把它当成一个不能碰的数字,也不拿它替建国的选择背书。每个月花多少,记清楚;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及时看;想买什么,先商量。
这就是我们能做的。
又一个星期五,到了建国以前发工资的日子。他坐在桌边看手机,账户里多了一笔最后的工资。
我问:“这笔钱你准备怎么放?”
“存着。”
“全部存?”
“先存着。月底再看账。”
“你不是说要买双走路舒服的鞋?”
“可以买。”
“那就买。你上次那双底都磨平了。”
他看着我,像是怕我只是随口一说。
我补了一句:“但别买太贵的。”
他笑了:“知道了。”
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去买鞋。他试了几双,最后选了一双不贵、鞋底软的。我蹲下去看了看鞋底,问店员能不能换码,建国站在旁边等我。
以前他自己买东西,我总嫌他不看价钱;现在他拿着鞋盒问我合不合适。我忽然觉得,我们不是一个人做决定、另一个人来承担。我们只是重新学着把彼此算进去。
回家的时候,他走得比平时快一点。我提醒他:“慢点,别走急了。”
“知道。”
“鞋还没穿热乎呢。”
“我知道。”
他把鞋盒拎在手里,没有让我拿。
晚上,我把存折放回抽屉,又把账本压在上面。那十二万还在那里。建国也还在家里。
我今年六十岁,他今年六十二岁。我们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女儿住得不远,偶尔回来吃饭。建国以后不再去物业打工,这件事已经不是一句气话,也不是临时休息。他把工具还了,拒绝了赵经理后来给的临时岗位,家里的开销也由我们一起重新安排。
那天他说“以后再也不打工了”,我当场愣住,不是因为十二万够不够,也不是因为他不愿挣钱,而是我忽然听见了他忍了很久的那句话。
我没有替他做这个决定。
我只是坐下来,跟他一起算了那十二万,也跟他一起把“不打工以后”这几个字,过成了眼前的日子。
建国不再早上六点多拎着工具包出门。我也不再等他下班后,先看他腿走得稳不稳。
有时我仍会心疼钱,仍会问他这东西值不值得买。他也会嫌我菜买多了,抱怨我把药放错抽屉。我们没有因为他停工就变得无忧无虑,只是终于不再假装他还能一直干下去。
他手上有十二万存款,六十二岁,往后不再打工。
而我这回没有问他“你能不能再坚持两年”。
我问的是:“明天买菜,你想吃什么?”
他说:“少买一点,别放坏了。”
我说:“知道了。”
然后把账本合上,留他把厨房的灯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