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于大洋彼岸的中期选举结果充满巨大反转,使得市场情绪崩溃,AI基建投资泡沫破裂与否的恐惧被成倍放大,导致美股科技企业指数自11月5日起平均每天狂泻数百点。
但我认为,这波纯属“错杀”。如若另一势力真心实意抵制AI,那么2022-24年的产业繁荣又是怎么一回事?
或许有人会呛“今时不同往日”,但客观事实是传统建制派仍属主流,所谓“进步派”即极力反对AI基建的人士乃绝对少数,即使其等已向国会提交禁止超级AI发展的相关措施草案,表决通过以形成正式法案的概率也非常小。
截至今天(11月19日),除了英伟达以外,经历一波情绪错杀的美股强势触底反弹,AI及半导体相关板块暴跌之后是回涨,基金指数收复失地。
尽管如此,相当部分市场投资者的疑虑并未彻底打消:
万一那股势力真就将“进步派”的主张贯彻到底,从而给了大洋彼岸的竞争对手在AI领域全方位赶超的历史性机遇,并最终使其率先实现AGI乃至完全掌握整个AI时代的发展节奏及全部优势,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然而,早在之前撰写的系列文章中,我就已经从技术、应用、系统等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底层逻辑这类角度进行过分析,比方说:
从AI失控风险的视角出发,其制度结构具有不可忽视的致命弱点;
从技术商业化的视角出发,其基本面不足以支撑相关主体的规模扩张及产品质量精进等特征;
从资本市场叙事的视角出发,其过度乃至极度依赖对方验证过的路径和经验;
从产学研全栈式创新的视角出发,其无论是资金投入,还是资源配置及优化的效率,都与对方相差不止一个数量级。
如若这样还不能打消疑虑,那我认为:与其追问来自外界的实质性威胁这一未知因素的体量会达到多大的程度,不如换个角度思考——
AI发展到今天,最让人困惑的并不是它何以达到如此水平,毕竟技术路线的发展有迹可循,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有科幻文学作品预言其必定于21世纪大放异彩,而是“凭什么AI诞生于大洋彼岸,并由其来发扬光大,还一直保持领先到今天”。
为了弄懂这个问题,我想尝试从社会科学层面进行解析,尽管之前就撰写过有关AI等新兴技术对不同社会形态的主权实体会产生哪些正面或负面影响这类议题的系列文章,但似乎都没有触及本质,于是本文具备了存在的必要性:
无论是AI技术商业化、基建投资规模化、赋能传统行业即全方位自动智能化,还是AI技术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之威力,不仅仅是大洋彼岸在这些方面时至今日皆强于竞争对手这么简单,还对AI技术本身及其发展趋势的前瞻性定义构成正、反两面的结果导向——
正面乃是大洋彼岸用以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底层核心技术,然后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进行有序优化、积极改良,正向升级;
反面则是大洋彼岸拿来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等适度灵活地运用于当今人类社会运转体系,充分利用AI作用在其他异构主权实体制度及社会治理层面所带来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这一特征,从而使之成为直接或间接摧毁竞争对手的“科技核弹”。
本文余下篇幅,将对上述这一结论进行基于客观事实推演,即符合一般数理逻辑的系统性证明。
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对于“大洋彼岸为何要举国之力发展AI”这个问题都还没弄懂,就更别说类似于“AI为何会诞生在大洋彼岸”这类足以触达本质的问题了。
主流舆论认为,大洋彼岸之所以尽全力押注AI,是因为要促进高端制造业呈U型回归、致使经济结构呈C型修复。
除此之外,还得推出“星际之门”、“创世纪计划”,以期加强总体增长潜力、抬高经济质量中枢——在我看来,这些仅仅是短、中期的目标,真正长期的类终极目的是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进行颠覆式重塑。
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大洋彼岸欲要通过AI等高新技术,彻底改良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形态,并优化其资源分配机制,以期实现可持续高阶化发展。
说成这样了,还不明白?
没事,接下来我会列举几个事例:
首先是9月3日,特斯拉正式官宣Cybercab项目,即达到L4级别的自动驾驶电动汽车,其买来既能被当做私家车使用,也能加入网约车计划,成为外出赚钱的交通工具。
其次是9月9日,加利福尼亚州首府出现用电晚高峰,在快要触及上限之时,特斯拉旗下的储能供应商Powerwall将几万个放在别墅后院并加入电网补偿计划的家用级设备里面于白天产生的电反向供应给城市电网。
如此一来,其既为城市电网的供应提供稳定保障,又让本就储电来应急却多到用不完的家庭增加了一项收入来源。
我认为,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的这套“玩法”就是要让个体变成生产资料的持有者,通过将传统意义上的大件终端消费品变成能够持续产生租金收益的生产资料媒介品,从而使整个社会步入更高阶资本主义的全新形态。
再来是OpenAI和Anthropic这两大科技巨头于近期相继宣布会将上市后股权的几分之一拿去成立公益基金;
与此同时,马斯克宣布将于明年赠予全美七千多万未成年每人一支SpaceX的股份,而老特的内阁也在筹建联邦公民储蓄账户及AI民生基金,旨在为将来从AI所创造的巨额财富征收税金做好铺垫。
以上这几个近段时间发生的事件,已经充分预演了大洋彼岸想要利用AI技术改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及其分配机制的野心。
从技术普世化带动制度治理创新这一社会科学理论领域的角度出发,其于实践论证层面已经出现符合历史决定论这一因果关联并形成完整逻辑链闭环的规律产物,那就是二战后大规模应用化的各项军转民用技术,创造出巨额的企业利润、居民收入、行政财税等全社会增量财富或资源,从而为西欧、北美、日韩、澳洲等地区建设全民福利型社会奠定必要且充分的客观事实条件——马氏曾说过“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这也是AI技术商业化改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可行性与否的最好证明。
具体要怎么做尚不得而知,但可以从上面提到的这些事例,窥见乃至提取大致做法的步骤或路径,那就是构建一个“三层正金字塔式传导”的结构:
最底层是基于主权实体财税制度设计,将相当部分行政部门支出资源强制倾斜至UBI等关乎民生福利保障体系及项目之上;
中间层是基于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国央企年金等行政部门公私募市场优质资产投资所得,为居民部门储蓄增厚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也为企业部门减税降费提供资金支持;
最上层才是通过将原有企业部门商品制造销售的大件终端消费品,改造成具备生产资料媒介性质的设备工具品,以此为消费者主体代偿劳动价值产出。
回到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AI为何会诞生于大洋彼岸且由其发扬光大?
虽然技术是中性的,但其存在的价值方向乃是赋能个体阶段性效率的最大化。
AI真正赋予大洋彼岸最核心的竞争优势、而之于竞争对手则属最具威胁性的特征,乃是沿着该方向创造出无数个超级个体,并将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按照符合或适宜超级个体正向发展的自然规律,重塑成原子自洽式的权责对应结构及其资源分配机制等具有先进性的体系乃至秩序。
也就是说,传统社群主义的集体至上型社会于客观事实层面的诸如群居组建部落、城邦乃至国家以抵御残酷自然环境,并进行大规模协作——有弊于个体或群体,却有利于集体,遂求次优解——这类合法性乃至合理性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AI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动摇了“某些物质永远是稀缺的”这一前提条件的客观事实基础,比如资本。
所以说,马氏主义需要被打上破除时代局限的补丁。
如果资本不再是稀缺的,那么届时的社会形态会是什么样的?
我的看法是:人人都会成为资本家。
只因经济商业等自然规律本身站在奖励熵减与规模化可持续这一边,20世纪初的亨利·福特已经示范过一遍了。
但资本家并不等同于有钱人,只是解决了每个人初始条件的设置几乎相等,即机会均等,却无法解决资本被权力寄生这一现实。
而平权主义与某些极端理想主义于狭义政治哲学层面最大的区别浮出水面:
前者认为权力寄生于资本,只要解决资本配置归属从集中式枢纽变成分布式节点,就能使权力之间本身形成相互制衡的态势——这也是我本人于近年来将确保相互制衡理论与平权进步事业的实现进行一脉相承式串联的本质原因;
后者则将马氏主义所面临的时代局限性也一并承袭且引申过来,基于人性本恶论而非人性中性论,以此构建和发扬财产所有制如何在机械静态假性唯物辩证方法论下实现阶层立场对齐即意识形态间博弈的效益最大化,却严重低估乃至完全忽略了所谓资本运作致使的一系列现象背后是权力结构在起到最底层作用的客观事实性。
这时,有人肯定会问:基于物质稀缺性决定附加价值高低这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倘若几乎所有普通人或多或少都掌握了生产资料,那么其等的单位时间内价值产出(单价)难道不会随着生产资料稀缺性的消失,从而逐渐变低吗?
我的回答是:如果没有其他外部变量进行干预,那么在一段时间内,这些生产资料媒介的价值产出确实会遭遇基数扩大的被平均化,从而逐渐往下降。
但现实情况是,必定会有外部变量进行干预,那就是科学技术商业化所带来的可持续发展增量这一属于创造性破坏之性质的重要因素——而这既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社会形态能够持续改良以存续的根本原因,也是机会均等式进步主义所倡导的平权社会(马氏主义于广义哲学层面的社会构想)根植于客观事实基本面,而非纯粹乌托邦式极端理想主义唯物观,遂具有可实践性质的一大体现。
当然了,需要注意的是:“人人都是资本家”并不等同于“人人都是超级大富豪”——无论如何,静态机械式平均主义的激进大同观是万万不可取之即用的。
话说回来,大洋彼岸的竞争对手之所以玩不来家庭虚拟电厂、无人驾驶出租等终端消费品生产资料化这套模式,不全是因为所属行业乱象频出、寻租套利风气横行,而是社会所有制下超级个体配套设施发展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导致这种“人人都是资本家”的社会形态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出现在欧亚东南大陆。
这其实就凸显出东西方两大地区在“玩法”上的根本性区别了,前者是靠行政事业单位建设维护及调度,而后者明显是“藏宝于民”的高级操作,均与各自社会情况相符。
说白了,前者是科层集中制,后者是自发分布制,一个寄希望于集体稳定,一个寄希望于个体权责。
于是乎,大洋彼岸的竞争对手面临如下严峻挑战:
超级个体VS优越集体、技术平权愿景下一人公司的经营合法性与否,以及整个社会是否赋权于民、让利于民、藏富于民。
我在《小看印度的代价是“亡国灭种”》这篇文章就提过AI充分赋能个体遂产出效率最大化这一论点,而内需不足的根源便是个体主观能动性被压制,遂产生权责不对等,导致社会总体生产力水平于个体潜能充分性层面的发展上限被严重收窄。
AI只是原有问题的放大镜,而非始作俑者。
结合我在《美必将成为AI军备竞赛的最终赢家》这篇文章里所提到的:AI自身失控风险、赋能个体所呈现的自主化管制失控风险,以及社会部门职能错位或专业性不足遂致科层僵化低效这类传统固有现象等诸多消极因素——只是一味发展AI技术,却忽略制度体系创新,极大可能使其原有社会形态根基遭遇前所未有的动摇,甚至被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不确定性隐患给摧毁殆尽。
除此之外,竞争对手对大洋彼岸的AI技术及其商业化范式创新的亦步亦趋,非但无法在科技驱动资本以化债这一叙事上取得成功,反而还会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对经贸供需结构产生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若竞争对手始终对大洋彼岸发展AI的路径照抄不误,则无异于使AI技术本身成为缓慢引爆却足以摧毁其自身社会稳态的“科技核弹”。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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