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渠水,他等了十九年
一九八二年,香港,盛夏。
何志远把电风扇开到最大档,铁叶片嗡嗡地转,吹出来的风还是热的。他坐在北角一栋旧唐楼的写字楼里,面前摊着一份《大公报》,头版右下角有一条不大的消息:东深供水工程第三期扩建正在推进,完成后对港年供水量将再增数亿立方米。
他把报纸折好,放进抽屉。抽屉里已经攒了厚厚一叠剪报,最早的一张是一九六三年六月的,纸边都脆了,一碰就掉渣。那张报纸的标题是:“四天供水一次 每次四小时 全港三百万人苦不堪言”。
十九年了。
何志远站起来,走到窗前。楼下是英皇道,电车叮叮当当地过,双层巴士挤得满满当当。没人会因为水龙头拧开没水而骂街了。他拧开桌上的玻璃杯,喝了一口凉白开,水是甜的。东江水。
他想起一九六三年那个夏天,也是这么热。那时候他在湾仔一家凉茶铺帮忙,每天凌晨三点起来,推着木头车去街喉排队。铁皮桶、塑料桶、水壶、甚至煮饭的锅,能装水的都带上。队伍排出去两条街,有人为了插队打起来,警察来了才散。他记得有个阿婆,七十多岁了,挑着两桶水走到半路,扁担断了,水泼了一地。阿婆蹲在路边哭,哭完了,又提着空桶回去重新排。
那一年,香港下了九个月的雨,加起来不够灌满一个游泳池。水塘干了,塘底裂开的口子能塞进一个拳头,草长得比人高。港英政府发公告,六月一号起,每四天供水一次,每次四小时。凉茶铺的生意反而好了,因为大家不敢在家洗澡,都来买凉茶顺便讨一碗水喝。何志远那时候十八岁,瘦得像根竹竿,每天推车推得肩膀磨出血泡。
他爹说,这地方待不下去了,回乡下吧。他娘说,乡下有井,饿不死。但何志远没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没走。可能就是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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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秋天,消息开始在街坊里传。说北京那边要修一条渠,把东江的水引过来。说周恩来亲自批的,国家出钱,不用香港掏一个仙。
何志远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正在给客人倒凉茶。他手抖了一下,茶洒出来一点。客人是个跑船的老海员,走南闯北见得多,说话有分量。老海员说,东江离香港最近,水量足,但要把水从低处往高处送,翻好几座山,工程大得很。有人问,那得修多久?老海员伸出两根手指头,比了个“八”,说,听说要修八年。满屋子人都叹气。八年,这日子怎么熬。
但没过多久,又有新消息传来。说工期只有一年。说全国调人调设备,铁路优先运东深的物资。说广东那边已经动了,上万人开进石马河,锄头铁锹扁担手推车,能用的都用上了。
何志远半信半疑。他见过英国人修东西,一条几百米的路能修两年。一年修八十多公里的水渠,翻山越岭?他摇摇头,继续推他的木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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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夏天,何志远因为凉茶铺的生意,认识了一个从东莞来的货商。货商姓陈,四十来岁,皮肤晒得黝黑,手指粗得像胡萝卜。陈老板每个月来一次香港送货,每次都在凉茶铺歇脚。有一次聊起水渠的事,陈老板放下碗,说:“我细佬就在工地上。”
何志远给他续了一碗茶:“真修啊?”
“真修。”陈老板说,“我上个月回去看过。漫山遍野都是人。没有挖掘机,就用锄头刨;没有卡车,就用肩膀挑。石头硬,炸不开的地方,人就拿钢钎一下一下凿。我细佬的手,血泡摞血泡,筷子都拿不稳。”
“一年能修完?”
陈老板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但他们喊了个口号,写在工地旁边的山壁上,红漆刷的,老远就能看见。”
“什么口号?”
“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
何志远记住了这句话。他后来在报纸上看到过,也在纪录片里听到过。但陈老板说那句话时的表情,比任何报纸纪录片都记得清楚。那是一种他形容不出来的东西,像是笃定,又像是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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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三月,水来了。
何志远记得那天是几号,三月一号。他特意起了个大早,拧开凉茶铺后面的水龙头。水哗地冲出来,清亮亮的,带着一股他从没闻过的味道。不像是雨水那种寡淡,也不像井水那种土腥。他接了一碗,喝了一口。他娘在旁边看着,问:“怎么样?”
他说:“甜。”
他娘不信,自己接了一碗尝,咂了咂嘴,说:“是有点甜。”
后来他才知道,那水是从东莞桥头镇引的东江水,经过八级泵站,从海拔两米一级一级提到四十六米,倒着流进深圳水库,再通过管道送到香港。八十多公里,十一座坝,八座泵站,只用十一个月。何志远不懂水利,他只知道,从此不用再凌晨三点起来排队了。
凉茶铺的生意慢慢淡了。大家家里有水了,不用来讨茶喝。何志远改行做了别的,后来开了间小贸易行,日子过得去。他结了婚,生了仔,仔又生了仔。那个推木头车的瘦竹竿,变成了坐在写字楼里看报纸的阿伯。
但他一直留着那些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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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何志远五十七岁。
那年夏天,他做了一件事:报名参加一个香港工商界人士的考察团,去东莞看东深供水工程。团里其他人大多是年轻人,去谈生意的,顺路参观。只有他一个老头子,拿着个傻瓜相机,对着泵站和渠道拍个不停。
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姓方的工程师,五十来岁,头发花白,说话带着广东口音。方工带着他们走了一段渠道,指着远处正在施工的工地,说那是第三期扩建,完成后供水能力能翻好几倍。
团里有人问:“方先生,当年修第一期的时候,您在吗?”
方工笑了一下:“在。我那时候刚毕业,学水利的,被派到工地上画图。画一张送一张,边画边施工。”
何志远凑过去,问了一句:“方先生,我听说那时候有人把命丢在工地上。是真的?”
方工的笑容收了一下。他看着何志远,点了点头。
“有个学生,姓罗,广东工学院的,大四。本来该毕业了,延迟一年来工地帮忙。六四年十一月,台风,他在闸墩上施工,掉下来了。二十三岁。”
何志远没说话。
方工又说:“他家里人来收遗物的时候,他妈抱着他的安全帽哭,哭完了对他爸说,仔是为香港人死的,不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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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香港的船上,何志远一个人站在甲板上。海风很大,吹得他眼睛发酸。
他想起了陈老板,那个东莞货商。水渠修好后没几年,陈老板就不跑香港了。听说是回乡下去了。何志远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也不知道他那个在工地上挑土方的细佬怎么样了。他连他们的全名都没问过。
他还想起了一件事。一九六三年水荒最严重的时候,港英政府派船去珠江口装淡水,广东省还每天免费供应两万吨自来水。当时他只觉得是救急。现在想想,那时候内地是什么光景?一九六三年,刚刚熬过最难的那几年。自己都吃不饱,还挤出来给香港。
他想起周恩来批的那句话:供水工程应由我们国家举办,不用港英当局插手。国家出钱,国家出人,修好了把水送过来,连个“谢”字都不用你说。
何志远那时候不懂。他只觉得有水喝就行,谁修的不重要。他在英国人治下的香港活了四十多年,习惯了凡事靠自己,习惯了不相信任何人。
但那天在船上,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错过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十九年来,他每天拧开水龙头,水哗哗地流,他从没想过这水从哪来,谁送来的。他只知道交水费,跟交电费一样。
他不知道的是,为了让他交这点水费,中央财政拨了三千八百万。那时候的三千八百万,够盖好几座工厂,够修好多条路。他不知道的是,为了让河水倒流,上万人在石马河边上住工棚、睡草席、吃住在工地,二十四小时三班倒。他不知道那个叫罗家强的学生,到死都没领到毕业证。
他也不知道,这件事被记了十九年,还会被记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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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何志远六十六岁,退休了。
他把贸易行交给了儿子,自己搬到了新界,买了间带小院子的村屋。院子里种了几棵菜,养了一缸金鱼。他每天早起浇菜喂鱼,然后坐在藤椅上看报纸。还是《大公报》,看了几十年,改不了。
那年秋天,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说东深供水工程第三期扩建完成了,年供水量从十七亿多立方米提到了更多。何志远看着那些数字,不太懂什么意思。他只知道,院子里那个水龙头,拧开就有水,从来没断过。
有一天,孙子放学回来,书包一扔,喊着要喝水。何志远给他倒了一杯,孙子咕咚咕咚灌下去,说:“爷爷,这水好喝。”
何志远说:“当然好喝。东江水。”
孙子问:“东江在哪里?”
何志远愣了一下。他发现自己回答不上来。他知道东江在广东,在东莞那边,但他从来没去过。他去过东莞看工程,但没去过东江的源头。他不知道那条河发源于江西,不知道它流了五百多公里才到香港。
但他知道一件事。他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把那叠剪报翻出来。最上面一张是一九六三年六月的,已经黄得不成样子了。他把它递给孙子,说:“你看看这个。”
孙子接过去,眯着眼看了看,说:“四天供水一次?什么意思?”
何志远说:“意思就是,你爷爷年轻的时候,为了喝口水,凌晨三点起来排队。排到了,只有四个钟头。过了这四个钟头,水龙头就是摆设。”
孙子瞪大了眼:“真的假的?”
“真的。”何志远说,“后来北京帮我们修了条渠。水就来了。一直到现在。”
孙子看着那张剪报,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抬起头,问了一句让何志远想了很久的话。
“爷爷,那他们为什么要帮我们?”
何志远张了张嘴,想说“因为我们是同胞”,想说“因为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人”。但他觉得这些话太轻了,轻得像报纸上的字,风一吹就没了。
他想了一会儿,说:“因为有些人做事,不图你谢。你过得好,他就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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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三年,何志远七十八岁。
那年东深供水改造工程完工,原来的天然河道换成了全封闭的专用管道,水质更好了。何志远在电视上看到新闻,说新管道有八十多公里长,清污分流,东江水在输送路上不会受任何污染。
他打了个电话给儿子,说:“你帮我查查,那个姓方的工程师还在不在。当年带我们参观的那个。”
儿子查了几天,回话说,方工早就退休了,听说住在广州。
何志远说:“我要去见他。”
儿子劝他,七八十岁的人了,折腾什么。何志远不听。他坐直通车去了广州,按照儿子查到的地址,找到了一栋老宿舍楼。方工住三楼,腿脚不好,下楼来接他的时候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
两个老头坐在客厅里喝茶。方工比他小几岁,但看起来老得多,大概是那些年在工地上风吹日晒落下的。何志远说了自己的名字,说一九六二年在东莞见过。
方工想了半天,想起来了:“哦,那个香港来的,问罗家强的事的。”
何志远点头。他说:“方先生,我这次来,就想问一件事。”
“你讲。”
“当年修那条渠,上面有没有人反对?”
方工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他看着何志远,看了一会儿,然后把茶杯放下。
“有。”方工说,“怎么会没有。三千八百万,那时候是什么概念?国家穷得叮当响,好多地方饭都吃不饱。有人说,香港是英国人的地方,我们花这么多钱,修好了给英国人用?有人说,等香港回归了再说。还有人说,修渠不如修工厂,工厂能赚钱,水渠能赚什么?”
何志远问:“那为什么还是修了?”
方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慢慢说:“周总理批的。他说,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同胞没水喝,你跟他谈什么回归?先把水送过去。其他的,以后再说。”
何志远沉默了。
方工又说:“其实不止三千八百万。为了这个工程,中央停了好几个项目。国家计委的人说,这笔钱是从援外经费里抠出来的。那时候我们还在援助非洲,还在援助阿尔巴尼亚。把钱挪过来修水渠,你知道有多难。”
何志远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九六五年三月一号那天,水龙头里流出了甜水。他喝了十九年,孙子喝了十九年,以后还会有人接着喝。他从没问过这水是怎么来的,代价是什么。
临走的时候,方工送他到门口。何志远已经走到楼梯口了,又回过头。
“方先生,罗家强的墓在哪里?”
方工说:“在广州,银河公墓。”
何志远说:“我去看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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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公墓不大,罗家强的墓碑在最里面一排,灰白色的花岗岩,字描了金漆。碑上刻着:罗家强,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六四年。广东工学院农田水利系学生,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
何志远站在碑前,把一束白菊花放在石台上。他站了很久。七月的太阳很毒,晒得他头皮发烫,但他没走。
他想说点什么。说谢谢?太轻了。说我喝了你们修的水三十八年了?像是在炫耀。说你的死没有白费?他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最后他只说了一句:“细佬,水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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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八年,何志远八十三岁。
他的身体不太行了,走路要拄拐杖,耳朵也背。但脑子还清楚。那年五月,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东深供水工程对港供水累计超过两百亿立方米,满足香港八成以上的用水需求。
他看着那条新闻,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一九六三年,他十八岁,推着木头车排队等水。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痛痛快快洗个澡,不用算计着用。
四十五年过去了。他洗了一辈子痛快的澡。他的儿子、孙子,从来不知道水荒是什么感觉。他们以为水龙头里永远会有水,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何志远知道不是。他知道有一条渠,从东莞到深圳到香港,八十多公里。他知道有八座泵站,把水从低处往高处抽。他知道有个二十三岁的学生,从闸墩上掉下来,再也没有起来。他知道三千八百万,知道那些从援外经费里抠出来的钱,知道那些被停掉的项目。
他还知道,做这些事的人,从来没要求他说一声谢谢。
那天晚上,何志远把儿子叫到跟前,说了一件事。
“我死了以后,骨灰撒到东江里。”
儿子愣了一下:“为什么?”
何志远说:“不为什么。我想去看看,那条渠到底是怎么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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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何志远的孙子何嘉铭大学毕业,进了水务署。
上班第一天,主管带他们参观历史展览室,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一群穿着粗布衣服的人,挑着扁担,走在泥泞的工地上。照片下面的说明写着:东深供水工程首期建设场景,一九六四年。
何嘉铭站在照片前,看了很久。
他想起爷爷去世前跟他说的话。那时候他还不懂。现在他有点懂了。
他掏出手机,给爷爷的旧号码发了一条短信。他知道没人会回。但他还是发了。
短信只有一行字:“爷爷,水还是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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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