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11 月 10 日,以色列第 26 届议会在耶路撒冷举行宣誓就职仪式,120 名议员全部完成宣誓。按常规,这本该是新议会开始履职的日子,但仪式从一开始就带着火药味:内塔尼亚胡面对已经失去议会多数的现实,没有表现出退让,反而把矛头直接指向反对派,尤其是可能与阿拉伯政党合作的政治力量。
两天前的 11 月 8 日,总统赫尔佐格正式授权前以军总参谋长加迪・艾森科特组建新政府。授权与就职之间隔着一段距离 —— 它启动的是一轮可能持续数周的联盟谈判,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结果。
一、授权不等于上台
先看清这次授权的性质。
此前的选举没有让任何一方获得清晰的执政路径。总统与各党派代表协商后的推荐结果显示,推荐艾森科特接受组阁授权的议员达 67 人,推荐内塔尼亚胡的 46 人,另有 7 人没有推荐任何候选人。利库德集团仍是最大单一政党,却在 "谁更有机会组阁" 这一问题上失去了优势。
但推荐是一种意向,不是契约。艾森科特获得了尝试的机会,却没有获得现成的多数。他需要把 67 份推荐转化为 61 个以上愿意共同承担政府责任的席位,这两件事之间隔着政策让步、职位分配和政治信任。
这也是为什么总统授权在以色列政治里往往被称为 "试用期":它给的不是权力,而是时间。
二、特拉维夫的集会:结束战争,重建以色列
授权之后,艾森科特的支持者在特拉维夫举行集会,要求结束内塔尼亚胡长期执政所代表的政治阶段。一名活动人士把诉求概括为结束战争、重建以色列,并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支持者认为,过去四年的战争和政治危机已经使公众感到厌倦。
"厌倦" 这个词比任何意识形态口号都更能解释当下的选票结构。当一场冲突从 "非常时期" 变成 "日常状态",选民关心的就不再是战果,而是代价:预备役反复征召、家庭收入受损、社会撕裂加剧、政府解释不了安全失误。这种疲惫是可以跨阵营的,它既存在于左翼,也存在于中右翼。
反内塔尼亚胡的 67 席能够形成,正是靠这种跨阵营的疲惫;而它难以形成稳定政府,也是因为这种疲惫之外,各方并没有共同纲领。
三、19 席的两难:背书与结盟的区别
组阁的关键矛盾,落在阿拉伯政党身上。
若得到其支持,艾森科特可以拥有议会多数。但一个微妙之处是:他此前拒绝正式与阿拉伯政党联合。尽管如此,阿拉伯政党的领导人在向总统推荐组阁人选时仍然选择了艾森科特 —— 因为他们强烈反对内塔尼亚胡及其极右翼盟友的政策。正是这些推荐,使艾森科特获得最多议员背书。
于是形成了一个很特别的结构:阿拉伯政党的背书帮助艾森科特拿到了组阁权,但他是否愿意把这种支持转化为正式联盟,仍不确定。
这里必须区分两种支持:一种是 "推荐你上场",另一种是 "与你共同执政"。前者只需一个共同敌人,后者需要共同政策。阿拉伯政党可以基于反对内塔尼亚胡而推荐艾森科特,却不必承诺在军事行动、加沙安排、公民权利等议题上与他一致;艾森科特同样可以接受推荐,而不愿在联合政府中承担相应政治成本。
如果他继续排除阿拉伯政党,又不能吸引中右翼或宗教党派脱离内塔尼亚胡阵营,组阁仍可能失败。这时内塔尼亚胡将继续以看守总理身份执政 —— 这正是当前以色列政治最吊诡的地方:他失去了多数,却没有失去权力。
四、如果组阁失败
时间表是硬的。按总统授权安排,艾森科特首先有 28 天组阁时间,必要时可延长 14 天,当前公布的最后期限为 12 月 6 日,获准延期则延至 12 月 20 日。
如果无法完成组阁,政治任务可能重新交给其他议员,包括内塔尼亚胡;如果各方都无法取得议会信任,以色列还可能再次走向提前选举。也就是说,67 席的多数优势可以否决别人,却不一定能建立自己 —— 这是一种 "否定性多数",而非 "建设性多数"。
对艾森科特而言,真正的考验不是接替一个总理,而是把临时形成的反对力量变成能够共同承担国家责任的执政联盟。
五、内塔尼亚胡的火力:阿拉伯政党、舞弊与民族团结政府
回到 11 月 10 日的议会现场。
内塔尼亚胡的讲话迅速成为争议中心:他把阿拉伯政党可能参与组阁的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声称这些政党会威胁以色列国家的存续,并再次提出建立民族团结政府的主张;他还针对选举结果提出舞弊指控,但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所谓舞弊改变了选举结果。
这番讲话的政治目的并不难理解。反对派要想取得 61 席以上的稳定支持,阿拉伯政党的 19 席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犹太政党因政治压力拒绝合作,67 席的优势便可能无法转化为执政能力。把阿拉伯政党入阁描述成生存威胁,本质上是在给潜在的合作者增加政治成本。
艾森科特对此作出强烈回应,批评对方利用仇恨和社会分裂制造政治对抗,并表示这番讲话让他更加确信内塔尼亚胡不适合继续担任总理。原定举行的艾森科特阵营与利库德集团会谈也因此取消。议会开幕没多久,双方已经从竞争转向公开对抗。
六、议长改选与三条法案
接下来的第一场硬仗落在议长位置上。
现任议长阿米尔・奥哈纳是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盟友,掌握会议安排、议程协调与委员会运作等重要权力。议长不能直接决定总理是谁,却能影响立法节奏和方向。反对派提名马坦・卡哈纳接替,并要求启动改选程序;奥哈纳 11 月 10 日表示将尊重议会多数要求,投票安排在 11 月 17 日。
这里要分清两件事:议长改选属于议会内部职位调整,只要形成多数就可能完成;总理下台则需要建立新的执政联盟并通过信任程序。即便成功换掉议长,内塔尼亚胡也不会自动失去总理职务。
反对派准备的议程包括三项: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调查 2023 年 10 月 7 日袭击事件;限制总理任期;撤销此前削弱司法审查权力的部分改革措施。三项议题都直指过去几年的核心争议 —— 尤其调查委员会,一旦成立,其范围与责任认定都可能给内塔尼亚胡带来新的政治压力;从军事角度看,它也关系到预警机制、情报分析与指挥协调之间的问题将如何被公开审视。
但这些法案同样不会自动通过。部分议员支持调查委员会,却未必支持任期限制;有些政党愿意推动司法改革,却不愿在兵役政策上让步。67 席是数字优势,执政需要政策共识。
七、兵役豁免与伊朗议题
最难的题目其实在兵役。
以色列长期存在宗教学生能否获得兵役豁免的争议。随着战事持续,以军对预备役的依赖加重,普通服役者长期离开工作岗位,家庭与企业承担了不小负担,要求宗教群体承担更多国防义务已成社会重要议题。而截至 11 月 13 日,组阁谈判出现了更具体的障碍:极端正统派政党的宗教人士要求艾森科特阵营的 48 名议员作出书面承诺,支持通过豁免极端正统派服役的法律,并加入防止法院推翻该法律的安排。
这是一笔难做的交易:接受条件,就会削弱其在兵役公平问题上的承诺;拒绝,又可能失去组建稳定多数的机会。如何处理 19 个阿拉伯议席与极端正统派诉求,已成组阁成败的核心。
内塔尼亚胡也没有坐等。他亲自联系宗教领袖、通过政治代表向极端正统派政党施加影响,警告他们不要轻信反对派的政治承诺;策略已从 "要求反对派加入民族团结政府",转为 "在反对派内部寻找突破口"—— 只要让足够多的潜在支持者退出,授权就可能失去实际意义。
11 月 12 日还有一场更值得军事观察的动态:内塔尼亚胡与艾森科特举行安全情况通报会,重点涉及伊朗方向,媒体披露内容涉及是否有必要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有关军方评估的报道却指出,当前并不存在立即打击的迫切理由;同时提到,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新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可能需要加入行动。
这说明以色列未来的对伊军事选择,并不只由总理的政治表态决定,还受军方威胁评估与美以军事协调的约束。伊朗议题之所以在组阁期间被摆上桌面,正因为它是最容易把政治争论拉回国家安全层面的杠杆 —— 一旦风险上升,其他政党就被要求优先考虑安全,而不是推动政府更替。但真正的军事决策需要考虑情报准确性、远程打击能力、导弹防御消耗、报复风险与美国支持,这些不是政治口号能够替代的。
结语
截至 11 月 13 日,这场较量的三个观察点已经清晰:11 月 17 日议长改选能否按反对派计划完成,决定议会内部的权力分配;艾森科特能否处理好阿拉伯政党与极端正统派之间的矛盾,决定他有没有机会拿到 61 席;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借伊朗安全议题与宗教政党分歧重新争取支持。
这场风暴暴露出一个长期问题:军事安全压力越大,社会内部对政府责任、兵役公平与治理方向的分歧就越难回避。内塔尼亚胡过去依靠安全议题维持政治优势,如今却必须同时面对安全失误调查、军事行动成本与议会多数变化。
而反对派掌握人数优势,并不等于已经证明自己能组成稳定政府。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议会现场谁的讲话更激烈,而是议会多数能否转化为政府权力 —— 以及新政府能否改变过去几年不断延续的安全政策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