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深圳APEC峰会即将召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计划来华参会,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日本政府却接连传出军事政策调整的消息。
一边准备参加以地区合作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一边计划将高校科研进一步纳入防卫技术体系,甚至讨论修改坚持数十年的“无核三原则”。
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不只是在增加军费,还在调整武器研发、军工生产和对外安全合作的整套安排,一边想维持对华合作,一边不断突破原有防卫限制,日本究竟在打什么算盘?
峰会还没开始,日本先传出一项重要计划按照中国外交部公布的日程,第33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APEC共有21个成员经济体,这次会议也是中国今年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11月10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本众议院有关委员会已经批准高市早苗11月16日至19日的外访行程。
她计划先去菲律宾参加东盟系列峰会,再前往中国深圳参加APEC会议,按理说,这本来是一个加强地区合作、改善外交沟通的机会。
但同样在11月10日,《日本经济新闻》披露,日本政府计划最晚于2031年度前,在大学和国立研究开发机构建立防卫装备技术研究据点。
重点研究人工智能、航天等前沿技术,并推动这些技术应用于防卫装备,日本还计划在2027年度预算中安排相关经费,公开征集研究项目,并通过修改安保政策文件加强制度支持。
大学开始接近军工,几十年的科研传统正在变化日本高校过去为什么对军事研究比较谨慎?这与日本的战争历史直接有关,1950年,日本学术会议发表声明,明确反对从事以战争为目的的科学研究,1967年,该机构再次强调类似立场。
到了2017年3月24日,日本学术会议又重申相关原则,认为军事安全研究可能与学术自由、研究自主性之间产生矛盾。
但从2015年开始,日本防卫省推出“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通过提供研究经费,吸引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参与可能应用于防卫领域的基础研究。
如今,这套制度的规模已经明显扩大,根据日本防卫省10月20日公布的数据,2026年度相关研究申请达到560件,高于上一年度的340件。
其中,大学等教育研究机构提交了291件申请,比上一年度增加一倍以上,最终入选的47个项目中,有30个来自大学等机构。
我认为,这些数字最能说明一个问题:日本高校与防卫科研之间原有的距离,正在逐渐缩短。
人工智能、量子技术、航天材料等领域,本来就存在军民两用的特点,但问题在于,当防卫部门提供越来越多经费,高校会不会更加重视符合军事需求的研究?
在我看来,这才是日本学术界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科研资金从哪里来,未必完全决定研究结果,却可能影响哪些项目更容易获得支持。
如果大学仍然拥有独立决定研究方向的权利,相关合作可以受到学术规则约束,可如果防卫需求逐渐成为重要的资源分配标准,那么高校原有的和平研究传统就会承受更大压力。
我认为,日本政府不能只强调技术创新带来的好处,也应该解释如何保障研究自主性,以及如何防止科研成果被用于不符合国际法的军事行动。
不只是高校,日本正在调整整套防卫体系如果只看高校研究计划,可能还不容易理解日本防卫政策的整体变化,把其他几件事情联系起来,脉络就清楚了。
今年3月31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宣布,在熊本县健军驻屯地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在静冈县富士驻屯地部署25式高速滑翔弹。
其中,25式陆基反舰导弹就是此前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日本防卫省认为,这些远程装备有助于加强所谓防区外防卫能力。
但我认为,远程打击能力的增加,也意味着日本原有的防卫政策正在发生实质变化,过去强调保护本土,现在越来越重视对远距离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
除此之外,今年3月,日本政府还讨论过将部分军需生产设施国有化,并研究由企业负责运营的模式。
4月21日,日本政府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出口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装备。
在我看来,把这些政策放在一起,才能看清日本正在建立什么,高校提供技术,企业负责装备研发和生产,政府通过预算、设施和采购政策进行支持,再利用装备出口扩大产业合作。
军事能力的变化,不只是多部署几枚导弹,更在于能否持续研发、生产和补充装备,日本政府强调这些调整服务于国家安全,但周边国家同样有理由关注其发展方向和实际使用边界。
尤其考虑到日本的侵略历史,我认为,日本越是扩大军事能力,就越需要明确说明这些能力受到什么限制。
核政策争议越来越大11月10日,日本自民党与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启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工作层磋商,据央视新闻报道,双方讨论的内容包括“无核三原则”、核动力潜艇以及新的防卫费目标。
日本维新会提出,应当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进行讨论,同一天,新华社援引共同社报道,一名日本政府高官提出,应当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将核武器运进日本。
所谓“无核三原则”,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在我看来,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如果一项原则可以不断增加例外条件,那么即使原来的文字没有改变,实际约束力也可能被削弱。
日本部分政治人士认为,这样做有利于维持美国对日本的核保护承诺,可是从周边国家角度看,允许核武器在特定情况下进入日本,也可能增加地区安全不确定性。
一项安全政策不能只计算自己获得多少保护,还应该考虑它会给邻国带来多少新的担忧,我认为,日本如果真的希望降低战争风险,就应该把政策界限讲清楚,而不是让原本明确的核政策逐渐变得模糊。
中方连续发声,高市访华不等于分歧消失11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深圳APEC期间是否会安排中日领导人会晤。
郭嘉昆表示,中方作为东道主,将积极履行东道主义务,共同推动APEC中国年取得成功,对于中日关系,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
高市早苗以APEC成员经济体领导人的身份参会,与中日双方是否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本来就是两回事,国际会议上的正常礼宾安排,不等于双边关系中的所有问题都已解决,日本希望维持对华沟通,就需要认真处理双方存在的分歧。
到了11月12日,恰逢东京审判宣判78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进一步就日本军事政策表态。
毛宁指出,日本近年来大幅增加军费、发展进攻力量、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并试图改变“无核三原则”,持续推进再军事化。
中方还强调,东京审判确立的历史和法理基础不容挑战,国际社会应当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在我看来,这次表态的意义,不只是对日本某一项军事政策表达反对,它提醒各方,日本的防卫政策调整不能脱离历史背景,更不能忽视周边国家对地区安全的合理关切,日本当然可以讨论自己的安全需要,但同时也应当回答,新的军事能力会受到哪些明确限制。
外交旧事被曝光,真正的问题不是谁更强硬11月8日,日本《读卖新闻》披露了一段2025年11月的中日外交交涉,报道称,日方曾考虑将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由日本外务省官员金井正彰前往北京同中方交涉。
按照该报援引的消息,中方曾警告,如果日方驱逐一名中国外交官,中方可能采取驱逐两名日方外交官的措施,最终,日本没有实施有关驱逐计划。
外交上的强硬措施一旦启动,结果未必能够按照任何一方事先设想的方式发展,驱逐外交官并不复杂,真正困难的是之后如何维持必要的沟通。
国家之间可以坚持原则,但如果失去处理分歧的渠道,原本可以控制的摩擦也可能不断扩大,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方当然需要坚持明确立场,但外交回应也要考虑实际效果,而不是简单比较谁的措辞更强硬。
11月13日,中国外交部进一步公布深圳APEC相关活动安排,11月18日至19日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17日至18日举行工商领导人峰会,中方还将举办欢迎宴会,并与部分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
我认为,这说明中国主办APEC的核心任务仍然是推动亚太经济合作,深圳会议讨论的是贸易、创新、地区发展和共同繁荣,而不应该被个别双边分歧完全掩盖。
对于日本而言,中国既是重要邻国,也是重要经贸伙伴,如果日本在安全领域不断扩大与中国的分歧,却又希望经济合作不受影响,这种安排能否长期维持,本身就值得讨论。
高市真正需要考虑的,是日本未来要走哪条路从高校防卫科研据点,到25式远程导弹,再到武器出口政策调整、核政策例外讨论,日本的安全政策正在发生多方面变化。
日本正在尝试把先进技术、军事装备、产业生产和对外安全合作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的变化可能增强日本自身的防卫能力,但也会带来更高的财政成本和更复杂的地区安全关系。
对中国而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地区和平,是处理相关问题的重要原则,对日本而言,增强军事能力并不必然改善外交环境,如何避免政策调整引发新的对抗,同样是必须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