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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中,为什么和平释放蒋介石成为中共的选择?

1936年12月12日清早,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收到了一封来自西安的绝密急电。

发电人是张学良。

电文很短,大意是他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请中共方面立刻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

消息传开,整个保安沸腾了。

从1927年四一二算起整整九年,双方打得尸山血海,红军从江西一路被追杀到陕北,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只剩下几千骨干。

留在南方的瞿秋白、方志敏等人相继被杀,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弟弟毛泽覃,周恩来在白区无数生死与共的战友,全都死在国民党政权的屠刀之下。

血债是实打实的,仇恨也是滚烫的。

所以在收到电报的头三天里,保安方面的第一反应绝非后来人们熟知的无条件保蒋放蒋。

12月12日当天,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回电,一面建议把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主力迅速集中到西安和潼关一线防备南京进攻,一面提醒张学良把蒋介石严密看管起来,绝对不能轻易移交他人。

到了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名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出一封公开通电。

电报里的措辞非常硬朗:要求南京立刻停止进攻西安,并且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

把宿敌押上人民审判台,清算九年内战的罪责,这几乎是所有经历过长征的红军将士最本能的愿望。

但在仅仅过了四天后,到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时,风向完全变了。

审蒋的口号被收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份确立和平解决方针的通电与党内指示。

再过六天,蒋介石坐上飞机,平安离开了西安。

从交付国人裁判到力保蒋介石平安返回南京,中间只隔了不到一周。

这七天里,究竟有哪些信息汇集到了西安和陕北,让一群刚刚走出绝境的革命者,硬生生按住了报仇的冲动?

关于这些,我们第一要知道的是,张学良发动兵谏的初衷,从来就不是要推翻国民政府,更没想过要杀蒋介石。

1936年的张学良,处在夹缝里。

张学良

东北军丢了老家,拖家带口退到西北,官兵们日思夜想的是打回东北去,蒋介石却严令他进剿陕北的红军。

前面跟红军交手,东北军连吃败仗,损兵折将,蒋介石不仅不给补充番号和军饷,反而顺势撤销了被歼灭师的建制。

张学良看得很清楚,继续打下去,东北军迟早要在陕北拼光,自己还得背上不抗日、打内战的骂名。

他多次苦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12月7日在华清池更是哭谏了整整三个小时,全被蒋介石顶了回来。

蒋介石已经调集嫡系大军入陕,准备撤换张学良,接管剿共战事,被逼到墙角的张学良和同样面临削藩危机的杨虎城一合计,才走了扣人这步险棋。

在张学良原本的设想里,抓蒋介石就像在牌桌上突然亮出一把枪,目的是逼对方签字改规矩。

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随时愿意磕头认错,继续拥护蒋介石当最高统帅。

事变当天,张学良就给南京发了通电,明确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只提八项抗日救国主张。

他满以为,全国各路地方实力派平时都恨透了蒋介石的独裁和削藩,如今自己带头把蒋介石扣了,各地军阀还不立刻通电响应,一起逼南京就范?

接下来三天的电报往来,给张学良浇了一盆透心凉的冷水。

事变前跟他称兄道弟、大谈联合抗日的山西阎锡山,第一时间发来电报,连问了几个怎么办,既不出兵声援,还暗中向南京表态愿意斡旋,字里行间都在把山西摘干净。

阎锡山

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宋哲元先后通电效忠南京中央,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虽然支持抗日主张,但远在岭南,一兵一卒也派不过来,四川的刘湘按兵不动,先看风向。

地方军阀们都很精明,蒋介石在台上强势削藩,大家确实需要有人去顶一顶他。

可真把最高统帅抓起来了,这性质就变了。

谁先公开站到西安一边,谁就要立刻面对南京中央军的讨伐。

更让西安城里不安的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个人内部也出现了分歧。

张学良是东北军少帅,跟蒋介石有长期的私交和政治捆绑,他认准了国内除了蒋介石,没人压得住南京那帮骄兵悍将,所以一心想的是逼蒋抗日,谈拢了就放人。

杨虎城是西北本土刀客出身,一步步在死人堆里混出来的,对蒋介石翻脸不认人的手段深怀戒惧。

杨虎城担心的是:既然已经把老虎关进了笼子,要是没拿到十足的实质保障就把老虎放回山,将来蒋介石秋后算账,十七路军和陕西父老死无葬身之地。

可捉人的人自己还没商量出到底该怎么收场,南京的大军已经压到了潼关。

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高层立刻裂成了两半。

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以及居正、戴季陶等元老,力主立刻出兵讨伐西安。

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下达讨逆令,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三十多个师开赴陕州、潼关一线,空军轰炸机直接飞到渭南、华县投弹示威。

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则急得团团转,他们很清楚,轰炸机往西安扔炸弹,第一个被炸死或者激怒叛军撕票的,就是蒋介石。

宋美龄甚至怀疑,何应钦这么积极地要发兵轰炸西安,根本就是盼着蒋介石死在里头,好自己接掌大权。

其实,宋美龄的怀疑并非毫无根据,因为除了南京城里的何应钦,远在欧洲疗养的汪精卫一听说蒋介石被抓,立马订了船票往国内赶。

这就是1936年12月中旬摆在所有人面前的现实:把蒋介石抓起来甚至杀掉,并不等于消灭了南京政权,更不等于接管了蒋介石手里的两百万军队。

当时红军刚刚结束长征,主力三万多人,装备极差,连冬衣和弹药都凑不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加起来虽然有十几万人,但战斗力和武器装备远不如南京的中央军。

一旦在西安审讯或者处决蒋介石,会立刻触发一连串失控的连锁反应:

第一,黄埔系少壮派将领会彻底失去理智。

胡宗南、关麟征、桂永清这些人靠着效忠蒋介石起家,蒋介石活着,宋美龄和宋子文还能借着保校长性命的理由压住他们。

蒋介石一死,替校长报仇就成了黄埔系唯一的政治正确,谁敢主和谁就是叛徒。

第二,何应钦和赶回来的汪精卫,将名正言顺地接管南京政权。

这两个人在对日问题上是什么态度,全国皆知,为了集中力量消灭西北的弑君叛逆,南京新政权势必会向日本做出更大让步,甚至与日军联手夹击西北。

第三,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正巴不得中国爆发全面内战。

事变发生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专门发表声明,警告南京政府不得与西安妥协,一旦南京接受容共抗日,日本绝不坐视。

就在南京轰炸机飞临渭南上空的时候,莫斯科的态度也传了过来。

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把张学良的行动定性为受亲日派汪精卫挑唆的叛乱,公开指责这一举动破坏了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

这个表态让张学良备感委屈,也让保安的中共中央吃了一惊。

斯大林看的是苏联的国家安全,在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刚刚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苏联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巨大威胁。

为了避免远东腹背受敌,苏联迫切需要中国在东方拖住日本陆军主力。

在莫斯科的评估里,当时的中共力量太弱,张学良威望不够,全中国只有蒋介石具备统合各派军队、并获得英美承认的政治能量。

要是蒋介石死了,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日本就能兵不血刃地吞下华北,转头北上进攻苏联。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向中共中央发来正式电报,明确要求和平解决事变。

由于电报密码传输出现错乱,保安方面直到12月20日才收到重发的完整译文。

但早在收到这封完整电报之前,中共的决策层已经自己完成了方向调整。

而促成这一转向的,是12月17日飞抵西安的周恩来。

12月17日傍晚,周恩来带着中共代表团降落在西安机场,当晚就住进了张学良的金家巷公馆,与张学良深谈到深夜,第二天又专门去见了杨虎城。

在保安看电报,和坐在西安城里听枪炮声,感受到的压力完全不同。

周恩来进城时,潼关外面的中央军已经和渭南的前哨部队交上了火。

西安城内流言四起,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们人心浮动,既怕真跟中央军打起来孤立无援,又怕红军来了把他们绑上苏维埃革命的战车。

杨虎城则在为放蒋之后怎么活发愁。

周恩来把西安的实情摸透后,连续给保安发回电报。

局势其实已经缩成了一道非常清晰的选择题。

如果坚持审蒋或者除蒋,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就必须立刻在关中平原上,同倾巢而出的中央军打一场决战。

且不说这仗能不能打赢,就算守住了西安,中国的政治版图也会立刻变成南京亲日派政权+日本侵略军对阵西北抗日联军。

十年内战不仅停不下来,还会演变成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混战。

共产党此前一年多苦心呼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在瞬间破产,全国老百姓和中间派知识分子也会把内战扩大的账算到西安头上。

反过来,如果留着蒋介石的命,跟南京谈判呢?

周恩来和保安的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看准了一个关键的权力结构弱点,就是蒋介石对南京政权的控制力,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才有效。

可他要想活着走出西安,就必须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上做出承诺。

这正是整个西安事变中最微妙的地方。

在华清池被抓之前,蒋介石把攘外必先安内当成铁律,谁劝他停战抗日,谁就是动摇国本。

因为他觉得红军只剩最后一口气,再使一把劲就能彻底抹掉这个心腹大患。

可当他从骊山背后的乱石堆里被搜出来、送进西安新城大楼(两天后又移居金家巷高桂滋公馆)的那一刻起,他的政治处境变了。

他在西安多关一天,何应钦在南京的权力就坐大一天。

当宋美龄在12月22日飞抵西安,把南京城里那些讨逆派巴不得他死在西安的实情告诉他时,蒋介石比谁都清楚,自己最大的即时威胁已经不是陕北的红军,而是南京那帮准备接他班的同僚。

他必须尽快赶回南京。

要回南京,就得让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点头。

要让这三方点头,他就得答应停战抗日。

对于中共来说,一个死在西安的蒋介石,只会留下一具供何应钦和黄埔系用来号召复仇的尸体。

而一个做出了抗日承诺、活着回到南京的蒋介石,才是唯一能下令让潼关外面的三十个师撤退、让延续十年的内战真正停下来的操盘手。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不再提交付国人裁判,明确表示只要南京停止内战、实现抗日要求,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12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拍板:不站到反蒋的立场上,全力推动和平解决。

并在随后的公开通电中将称呼改为了蒋介石先生。

现在方针定下来了,可这其中真正难办的是怎么让各方都下得来台,同时把条件落到实处。

蒋介石的性格非常看重颜面和最高统帅的威权。

在被扣押的头几天里,他一口咬定:要么杀了我,要么放了我,绝不在胁迫下签任何字。

如果逼他签一份白纸黑字的城下之盟,他宁可摆出殉道的架势,或者干脆让谈判僵在那里。

一旦拖过年底,南京主战派强行攻城,和平解决的窗口就关上了。

12月20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先行飞抵西安探路,次日返宁。

12月22日,宋子文又陪同宋美龄再度飞抵西安。

12月23日和24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与张学良、杨虎城一起,同宋子文、宋美龄展开了密集谈判。

谈判桌上谈出了六项条件: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这些条件,宋子文和宋美龄都答应了,接下来需要蒋介石本人确认。

12月24日晚上,在张学良和宋氏兄妹的安排下,周恩来走进高桂滋公馆蒋介石被扣押的房间,见到了这位阔别十年的黄埔军校老上司。

由于事变当天翻墙摔伤了腰椎,蒋介石还躺靠在床上,看到周恩来进门,神情复杂。

周恩来先向他说明了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诚意,表示只要蒋先生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不仅不反对他,还愿意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面对这个台阶,蒋介石紧绷了十二天的防线松动了。

他当场向周恩来做了三点口头表示:

第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第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实际问题。

第三,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南京同他继续谈判。

没有正式签字的文件,只有最高统帅当着妻子、内兄、下属和对手代表面做出的口头人格担保。

到了这一步,杨虎城和东北军不少高级将领心里还是打鼓。

没签字,也没等南京的中央军完全撤出潼关,凭几句口头承诺就把人放了,万一蒋委员长一脚踏进南京城就翻脸不认,调过头来继续打怎么办?

12月25日当天,张学良为了顾全蒋介石的颜面,也为了向天下表明自己绝无私心,在没有提前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亲自陪着蒋介石登上了飞往洛阳的飞机。

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

张学良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到西北。

人放走了,少帅也被扣在了南京,西安城里群龙无首,紧接着还爆发了东北军内部少壮派枪杀王以哲将军的二二事件。

单看1937年开春那几个月的局面,西北三方似乎吃了一个天大的亏。

但令人意外的是,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并没有撕毁他在西安病床上的口头承诺。

他扣下了张学良,瓦解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北的割据,却唯独没有下令重新进攻陕北的红军。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实际上确立了联共抗日的方针,紧接着,周恩来真的按当初的约定,前往杭州、庐山和南京,同蒋介石直接谈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设立总指挥部以及陕甘宁边区政权改制的具体条款。

蒋介石为什么没有翻脸继续剿共?

不是因为他在西安被感动了,也不是因为那几句口头承诺有什么法律约束力。

他在西安被扣的十四天里,全中国都已经知道了张、杨兵谏的八项主张,也知道了中共力主和平放蒋的条件。

整个国家的政治空气在这十四天里彻底翻了过来。

事变之前,抗日救亡运动在国统区还是随时会被逮捕的非法活动,事变之后,连南京政权内部都没人再敢公开高喊先安内、后攘外了。

如果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刻下令大军进攻陕北,他首先就没法向国内外解释自己到底是怎么活着走出西安的。

其次,前线的将士不会再为一场已经失去全部道义合法性的内战卖命,而在华北步步紧逼的日军,更不会再给他留出哪怕半年的安内时间。

惩罚一个对手,最痛快的方式莫过于在占尽上风时将他毁灭。

可在1936年冬天那个盘根错节的时局里,毁灭对手的代价,是替真正的外敌扫清障碍,并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孤立。

把那个原本发誓要消灭自己的人平安送回南京,让他坐回最高统帅的位置上,再用整个民族的抗战大势逼着他不得不调转枪口。

这笔忍下血海深仇算出来的政治大账,最终保住了陕北那几万红军火种,也改写了此后十余年中国历史的走向。(李文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