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渡过黄河之后,很快遭到马步芳、马步青部队的围攻,战斗几乎没有停歇。12月,我们打下永昌、山丹,消灭了大批敌人,自身也付出惨重代价,战斗力大幅衰减,战局越发严峻。这时天降大雪,气温降到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我们大多是南方来的战士,从没熬过这样的严寒,不少战友冻伤致残。我身上只有一件夹衣、一条单裤,脚上是一双破旧布鞋,又身负战伤,行动不便,每天能吃到的东西少得可怜。双脚很快冻肿,像发面馒头,一按一个深坑。等到我和妇女团、红五军供给部抵达山丹时,伤口已经由肿溃烂,鞋子穿不上,只能用破布裹住脚,可依旧无济于事。没过几天,右脚几个脚趾就冻坏死了。
夜里伤口疼得难以入眠,忽然听见隔壁一片喧闹。没过多久,医院政委徐立清冲进屋子,高兴地告诉大家:“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抓住了!”一开始我们都不敢相信,喜讯传来,所有人激动地欢呼起来,我也跟着大喊:“这下我们不用打仗了!”战友们找来锣鼓鞭炮,敲打燃放,那一晚,我们在欢庆中度过。
12月下旬,部队奉命继续西进。我的右脚小脚趾已经冻掉,伤情惨烈,只能骑马跟着队伍行军。寒风阵阵袭来,伤口时而像小刀割一样剧痛,时而麻木失去知觉;马背颠簸,又不断拉扯着我腰部的枪伤。缺医少药、粮食断绝,饥饿、寒冷、伤痛轮番折磨着我。有好几次,我都想一死了之,摆脱这份无尽的苦难。可当我看见身边同样负伤的战友还在咬牙向前,看见风雪里高高飘扬的红旗,求生的信念重新支撑起我。我一次次告诉自己: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红军走到底。
1937年3月中旬,我们总医院跟着三十军余部、五军剩余人员、妇女团一部分,从梨园口进入祁连山。为保存仅剩的力量,部队向深山转移,分成三支队伍行进。我们总医院、九军医院、五军团医院、妇女团和九军十五团几百人为一路。在三支队伍里,我们力量最弱,除了十五团和妇女团有少量枪支,其余同志全都赤手空拳。
我们走了整整一天,第二天中午抵达一处山脚下,敌人的骑兵突然追了上来。十五团和妇女团奋力抵抗,可敌军人多马快,很快冲进队伍,部队被打散。硬拼已经没有出路,只能分头突围。大家向着山林四散撤退,我从担架上爬起来,骑上马冲出包围圈躲进山里。和我一同突围的,还有我的马夫、通讯员,一共十多个人。很遗憾,很多战友的名字我没能记下,只知道他们大多是四川籍战士。敌人进山搜捕,一心要斩尽杀绝掉队红军,我们东躲西藏熬过两天。人多目标太大,我们商量之后决定分散行动,叮嘱所有人往东走,去延安,去找党中央,能走出去一个是一个。
战友们两三成群,各自踏上路途。我腿脚重伤,只能和马夫、通讯员结伴,躲躲藏藏向着山外摸索。
几天之后,我们躲过搜山敌人走出祁连山。山里积雪深厚,山外却已经透出初春的气息。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我才猛然想起,已经一两天没有吃过东西,肚子饿得咕咕作响。附近没有村庄,无处觅食,我们只能啃几口积雪,饿着肚子赶路。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我们看见一处村庄,来到村边干涸的小河沟旁。沟里长满茅草,隐蔽,离村子又近,我让大家停下休息,把马放到旁边吃草。看着马儿自在啃食青草,饥饿感一阵阵翻涌,再找不到吃的,我们就要饿死在这里。我对马夫和通讯员说:“你们进村讨一点吃的,多带一些回来,吃饱了我们好赶路。”
他俩冒着风险进村,我心里一直悬着,担心村里有马家军的队伍。黄昏时分,他们回来了,带回一个馍,还有一点饭,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我连忙问他们有没有危险,他们说,村里百姓日子很苦,但不少人同情红军,就算拿不出吃食,态度也还算和善。吃完这顿“晚饭”,我们连夜继续赶路。
第二天日出,我们又来到一个村子边,照旧让他们二人进村讨饭,我躲在草地里放马。等他们离开没多久,我看见两三个村民举着木棒朝我走来。我明白,马匹暴露了行踪,想躲已经来不及,只能装作无事坐在原地。他们看见我一身红军衣服,开口辱骂,举起木棒朝我打来。我行动不便、手无寸铁,只能抱着头挨打。他们见我不再反抗,骑上我的马扬长而去。我挣扎着起身追赶,可重伤的腿,怎么跑得过奔马,只能眼睁睁看着唯一代步的马消失在远方。这匹马是我唯一的依靠,没了它,我寸步难行。我失魂落魄坐在地上,久久望着远方。
马夫和通讯员讨饭回来,看见马不见了,急忙跑到我身边询问情况。我把刚才的遭遇告诉他们,两个人气得怒骂。我劝他们:“光生气没有用,你们帮我找一根木棍,我拄着走。无论多难,一定要找到组织和战友,不然我们很难活下去。”就这样,我拄着木棍,拖着伤残的身体,艰难向着甘州方向前行。
三月的祁连山冰雪消融,道路泥泞难行,一路上我摔了无数次跤,马夫和通讯员每次都热心扶我起身继续走。饿了,他们就进村讨饭,带回来分给我;遇不到村庄,就上山捡拾干枯野果充饥;渴了,就喝雪水、坑水。我们又艰难跋涉了十天。
春天来了,敌人依旧没有放过失散的红军,四处搜捕,遇上身体尚可的红军,要么杀害,要么抓去当兵。一天,我们又来到一处村庄外围,和往常一样,马夫、通讯员进村讨饭,我躲在草丛里等候。时间一点点过去,两三个小时,不见他们回来。等到太阳落山,依旧杳无音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或许他们被民团杀害,或许被马家军抓去当兵。
直到今天,每当想起和他们患难与共的日子,怀念之情就涌上心头。马夫和通讯员都是四川人,年纪才十几岁,参军早,连大名都没有,通讯员小名叫“小白菜”。他们还是没长成熟的孩子,却跟着我受尽苦难,哪怕讨来一两个馒头、一点米饭,自己舍不得吃,省下来留给我。这份患难与共的战友情,我一辈子都忘不掉。这么多年,我四处打听他们的下落,却始终没有消息。亲爱的战友,你们如今在哪里?
作为一名红军战士、共产党员,没有什么比和党组织失散更痛苦、更孤单。马夫和通讯员失踪之后,我像茫茫大海里一叶孤舟,前路渺茫,孤立无援。我无数次在心里呼唤:党啊,您在哪里?就算身处绝境,我也没有放弃信仰。我坚信党中央还在,红军没有被消灭。只要我还能走、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找到党组织。我抱着找不到党、绝不罢休的决心,独自踏上寻党之路。
为了养好伤口、攒力气闯难关,我给自己定下计划:到村子讨一口饭,休息一天;再走到下一个村子讨要吃食,再休息一天,慢慢向东前行。走路本就艰难,乞讨更是受尽委屈,常常被恶犬追咬、被人辱骂殴打。遇上恶犬,拐杖就是打狗棍;碰到乡丁打骂,我就横下心告诉他们:“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乞讨不是因为好吃懒做。我们虽然暂时失利,但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你不给饭吃可以,不能羞辱我的人格,不然我就守在你家门口不走。”人不怕死,别人也拿我无可奈何。
祁连山、河西走廊是回汉杂居之地。当年我们西进的时候,时间紧迫,少数民族群众工作做得不够充分。加上马家军常年宣传管控,很多回族群众不了解我们的政策,对红军伤员、失散战士心存戒备,一开始常常讨不到吃的,只能捡拾松子充饥。可再苦再难,我也没有丢掉红军的本色,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绝不向苦难低头。休息的时候,我坐在初春的山坡上,望着小河,唱起鄂豫皖的红军歌谣。
“哪一朵葵花哟不向太阳,哪一个穷人哟不向共产党,红军战士紧跟共产党,为人民求解放奋勇向前方。哪怕白匪再‘围剿’,烧我房子抢我粮,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
每当孤独难熬,我就放声歌唱,用歌声驱散孤单,给自己鼓起战胜苦难的勇气,坚定寻找党组织的信念。
十几天之后,我慢慢摸出乞讨的门道:等到村民吃饭的时候再上门;汉族乡亲大多同情红军,我就优先找他们;遇上村里办红白喜事,更容易讨到一顿饱饭,我还会说几句吉利话,讨一点口粮。讲得人家高兴了,偶尔还能得到一点钱。
四月中旬,我一路乞讨,慢慢靠近甘州。路上遇到的掉队红军越来越多。大家见面,最关心两件事:有没有延安的消息,有没有讨到吃的。没有讨到食物的战友,大家还会互相接济。我问过很多同志,只听说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合作了,却依旧找不到党组织。越靠近甘州,乞讨的红军战士越多,只要村里狗叫,多半就是红军在讨饭。乞讨的人群里,伤残战士占大多数。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十军的一位连长,和马家军骑兵拼杀时,脖子被砍了一刀,当场昏死过去。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步一步乞讨到甘州。刀伤让他抬不起头,走路、吃饭、睡觉,都只能低着头。每当大家看见他那一道一半发黑、一半发白的长长的伤口,无不深受触动。大家怀着深厚的阶级情谊,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想办法给他找吃的。很遗憾,我记不住这位连长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后来是否活了下来。
在甘州城外,我一边乞讨,一边打听党组织和红军的消息,收获寥寥。国共合作之后,敌人对待我们的态度稍有变化,不再抓住就直接杀害。我决定进城,心里有三个想法:第一,进城继续寻找党组织;第二,我是重伤残疾人,敌人大概率不会为难我;第三,进城除了讨饭,还想讨一点路费,朝着延安方向赶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进城,找到党组织的希望十分渺茫。主意已定,我拄着拐杖,向着甘州走去。
甘州是张掖县城,城池不大,四周有城墙,韩起功的部队驻守城内,城门都有敌兵把守,戒备森严。我穿着破烂的红军军装,一瘸一拐走到城门口。站岗的敌兵凶狠盘问:“干什么的?”
我说:“进城。”
“进城干什么?”
“讨饭。”
两个敌兵围着我打量,又问:“你在红军里干什么?”
我回答:“放马的。”
“给谁放马?”
“没有给谁放,我的马是驮东西的。”
“那马呢?”
“被你们牵走了。”
我从容应答,敌人看我重伤在身,料定从我身上捞不到好处,就放我进了城。
甘州城里只有上千户人家,往来客商不少,加上韩起功的部队、聚集在这里的失散红军,街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进城之后讨饭方便不少,偶尔能吃上米饭面条,遇上办喜事的人家,还能吃到一点肉。不少被俘的女红军,被敌人卖给当地百姓成家。每当我走到她们家门口,她们都会拿出自己省下的口粮接济我,有的还会塞给我一点钱。她们和我们一同历经苦战,身陷绝境,依旧不忘帮扶战友,忍辱负重,这份精神无比可贵。
城北街上有一处骆驼店,原本是新疆往兰州运送货物的驼队歇脚的地方。韩起功占领甘州之后,这里变成了关押、收容红军伤员和失散人员的地方。一天,我沿街乞讨来到北街,一个国民党士兵看见我艰难乞讨,对我说:“你别这样到处讨饭了,前面有个骆驼店,里面有很多你们的人,每天有饭吃。”
我往前走,果然找到了骆驼店,还有几名穿着红军衣服的伤员进出。我走进店里,一眼看见了总部秘书长汪运先、总医院医生黄志亭,都是我住院时熟识的战友,还有周强等十多名男女红军。动荡的环境里,队伍里也出现过思想动摇的人。有一名曾经在四方面军总医院当过护士的女子认得我,知道我是九军的营长、鄂豫皖过来的红军,打算去告发我,换取赏钱。汪运先同志劝她:“不要昧良心,看他伤成这样,你忍心吗?告发他,对你又有什么好处?”我也拿出乞讨得来的一点钱递给她,恳求她不要出卖战友。在周围战友愤怒的目光下,她羞愧地低下头,最终没有去告密。
说是骆驼店有饭供应,其实只是韩起功手下的人,用行军锅煮一点剩饭剩汤,一天只开两顿,每顿只有小小的一碗。我们大多二十多岁,这点食物根本填不饱肚子。饿极了,大家就偷偷拔骆驼身上的毛卖掉,一斤驼毛可以换两个大饼。
这天下午,驼店里又来了一队过路驼队。夜里,我和周强等人悄悄去拔驼毛,骆驼嗷嗷叫唤。店主听见动静,提着灯笼出来查看。腿脚利索的战友赶紧逃走,我和周强行动不便,来不及脱身,被店主抓住。店主看见驼毛被拔走不少,上来就殴打我们。我躲闪着逃到暗处,挨了几棍;周强双脚已经冻掉,没有反抗、逃跑的能力,只能趴在地上,被打得头破血流,痛苦翻滚,场面惨不忍睹。
没过几天,韩起功的部队来骆驼店挑选人员,身体尚可的战士被挑走,送往青海当兵。剩下我们重伤员和女同志,敌人也很少再供给口粮。汪运先和大家商量:“再这样饿下去,我们撑不住了,不如各自想办法谋生。”大家都同意,陆续离开骆驼店,自寻生路。
这时已经是六月,我和黄志亭结伴乞讨几天,靠摆摊卖花红糊口。周强以前是方面军的裁缝,到王府街裁缝铺帮人做衣裳。汪运先等人靠卖杂货、麻糖、花红度日。买花红的人很少,生意做不下去,我只能重新上街乞讨。没有住处,就睡在鼓楼下面,一件羊皮既是被子,又是衣裳,在艰难里苦熬日子。
这天我坐在街边,一个身穿国民党军服的军人走过来,问我是哪里人。我担心他心怀歹意,没有直接说自己是九军的人,反问他从哪里来。他告诉我,他原是三十军八十八师的连长,名叫刘德胜,被韩起功抓来当兵,现在住在医院。他悄悄告诉我:“红军已经改编成八路军,党正在想方设法营救失散的西路军战士。”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无比振奋。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无家可归,只能乞讨度日。他便和我说:“你不要走远,到时候我给你送饭。”
一来二去,我们慢慢熟悉。刘德胜省出自己的馒头,偷偷送来给我,每次我问他吃过没有,他都说:“吃过了,你放心,只要我有吃的,就不会少你的。”有这样的战友,我心里格外温暖。
解决了吃饭的难题,我心心念念的还是找到党组织。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刘德胜告诉我,他已经联合几位同志,秘密成立了党支部。我急切请求归队,他让我先耐心等候。没过几天,刘德胜对我说:“王定国同志想见你。”
我问:“王定国是谁?”
他说:“她以前是总部前进剧团的,熟悉党和红军的消息,她会跟你细说。明天上午,你到福音堂医院后门,敲几下门,她在那里等你。”
第二天上午,我装作乞讨,来到福音堂后门,敲了敲门,门没有锁,我推门走进去。门边有一间厕所,一位穿旗袍的女子走出来问我:“你是不是叫刘克先?”
我回答:“是的,您是王定国同志吗?”
她点头确认,和我接上暗号,告诉我:党中央已经到延安,西安事变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西安、兰州设立了办事处,党组织正在全力营救失散的西路军战士,党不会抛弃自己的儿女!
听到党的消息,我就像长久在黑暗里摸索的人,看见了光亮,激动万分。我连忙问她我该怎么办。王定国叮嘱我:“你的脚伤很重,先安心等待。如果遇到其他失散战友,转告大家,红军改成八路军,兰州、西安设有办事处,行动方便的,尽快往延安去。”后来我才知道,王定国、刘德胜、武杰等人,已经和受党委派营救西路军的蔡光波、高金城接上联系,开始秘密营救工作。
接到党组织的指示,我满心欢喜。我找到黄志亭、周强还有其他战友,把消息告诉大家,动员大家尽快奔赴延安,也让他们转告其他失散的同志。一批战友陆续动身前往延安,剩下我们几个重伤走不动的,继续留在甘州城内等候安排。
转眼七月过去,看着战友一批批离开甘州,我归队的心情越发迫切。我找到刘德胜,吐露心事:“我没有衣服、没有路费,万一局势变化,我该怎么办,难道就要困死在这里吗?”
刘德胜安慰我:“你别急,我向组织汇报,想办法安排你。”
刘德胜把我的想法转告王定国,王定国又上报给高金城、张掖县长马鹤年。我期盼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四天之后,胡宗南一支运输车队从新疆往兰州运送物资,傍晚在甘州休整。马鹤年、高金城找到带队的军官,好说歹说,送上财物,请求顺路送一名红军伤员前往兰州。加上当时国共已经合作,军官答应了。
晚饭时,刘德胜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带我去见高金城、王定国。高金城热情接待我,和我说:“我们已经和兰州车队说好,明天上午你搭车去兰州,到兰州之后,去八路军办事处找谢觉哉同志。地址是兰州南滩街54号。”他怕我记不住地址,亲手写在纸条上,开好介绍信,一并卷在烟里交给我,又拿出八元钱给我路上用,反复叮嘱我千万保管好纸条。我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不停点头。那一晚,我整夜都在兴奋之中。
1937年9月上旬的一个上午,阳光晴朗。我依依不舍告别王定国、刘德胜几位战友,坐上运货军车,向着日夜思念的兰州前行。车子一路颠簸,我思绪万千,想起西路军悲壮的西征历程,想起牺牲在河西的战友,想起一路乞讨寻党的日日夜夜,想起还留在甘州坚持斗争的同志们,泪水慢慢浸湿眼眶。我多想立刻回到党的身边,向母亲倾诉所有苦难。
汽车走了两天,快要抵达兰州,到黄河桥的时候,司机停下车子,和我说:“你在这里下车,不然上面查到车上带着红军,我们要受处分。”我想想也有道理,便下车步行进城。路上我想起身上的钱还没有花,叫来一辆人力车,告诉车夫:“去南滩街54号。”
车夫拉着我,停在一处有国民党警察站岗的门口,告诉我:“54号到了。”我又惊又喜,急着往里走,被哨兵拦了下来。这时,况步才同志听见动静,穿着国民党军装、扎着武装带走出来,对哨兵说:“让他进去。”
我甩开车夫,一步跨进大门。那一刻,如同失明的人重见光明,如同走失的孩子回到母亲怀抱,浑身热血沸腾,止不住颤抖。日思夜想的党组织,我终于回来了!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谢老(谢觉哉)听见消息,从屋里迎出来。我激动地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千言万语,不知道从何说起。谢老安慰我:“你辛苦了,西路军的情况我们早就知道,党从来没有忘记西路军的同志们。”
之后,谢觉哉、朱良才安排况步才给我买来学生服、文明棍,没过几天,组织送我去甘肃省立医院治伤,和红五军一位师长谢良一同休养。二十多天之后,我伤愈回到办事处。不久,王定国、武杰、郭福海等战友陆续来到兰州办事处。虎口余生的战友重逢,格外亲切,大家有说不完的话,满是重逢的喜悦。
1937年10月,组织决定送我去往延安。考虑到我的脚已经残废,行动不便,谢觉哉安排郭福海护送我。之后,经过西安办事处林老的关照,我终于来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刘克先,1914年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西路军西征时,担任红九军二十七师营长,在河西走廊激战中身负重伤、脚趾冻残。部队打散之后,他一路乞讨,历尽艰险,千里寻找党组织,最终在营救人员帮助下抵达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商丘军分区司令员、商丘地委书记、湖北省物资局局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