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小白
编辑 |小白
美国那些以“关税导致成本上升”为由给商品涨价的企业,在拿到政府退还的巨额关税后,并没有把钱返还给消费者。
ProPublica的调查显示,至少九家公开披露收到关税退款的企业,明确将部分资金用于发放员工激励与高管奖金,其中就包括曾向消费者解释涨价原因的工具制造商史丹利百得,以及连锁零售品牌TJ Maxx的母公司TJX。
这笔退款源自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法院认定特朗普此前推出的“解放日”关税超越了总统行政权限,本该经过国会批准,因此相关关税征收违法。
从今年8月至今,联邦政府已向企业退还至少1000亿美元,约占1310亿美元关税总额的76%。
按照法律程序,税款原本向进口企业征收,退款也自然返还到企业账户。
问题在于,当年因关税上涨的商品价格没有随之回落,本该用于弥补成本的退款,相当一部分变成了企业内部的薪酬支出。
史丹利百得的情况很有代表性,该公司曾公开告知消费者,受特朗普政府进口关税影响,不得不上调吸尘器、电动工具等产品价格。
根据其财务披露文件,公司预计将获得至少2.98亿美元关税退款,其中部分资金将用于“可变激励薪酬”。
TJX公司的情况更明确,其发言人证实收到3.31亿美元关税退款,对应计提1.12亿美元支出,用于全球符合条件员工的年终激励和酌情奖金。
也就是说,消费者当初为关税多付的钱,如今以退款形式回到企业,最终转化成了员工奖金。
这种落差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关税成本的实际承担者,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普通消费者。
很多人以为关税是向出口国征收,最终由外国企业买单,实际的传导逻辑并非如此。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显示,关税上涨带来的成本中,约26%最终转嫁给了美国消费者。
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估算则显示,按照现行关税规则,美国家庭每年平均要为此多支出约900美元。
进口企业只是先行垫付税款,随后通过提价将成本逐层传递下去,终端消费者才是关税成本的最终落脚点。
这就形成了一个荒诞的闭环,征税时,企业顺势涨价,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退税时,资金原路返还企业,消费者却拿不到任何补偿。
企业在整个过程中没有承担实际损失,反而有可能通过价差和退款获得额外收益。
出现这种局面,根本原因不是企业逐利,而是政策设计本身存在制度空白。
从法律层面看,关税的纳税主体是进口企业,退税返还给缴款企业符合行政程序。
但整个政策从征收到退还,都没有设置任何约束机制,要求企业将退款对应传导给下游或消费者。
既没有强制降价的规定,也没有要求企业公示退款用途的规则,甚至连哪些企业拿到了退款、具体金额多少,特朗普政府至今都没有完整公开。
ProPublica的调查也只能从上市公司的证券文件和财报电话会议中零散收集信息,大量非上市公司的退款使用情况完全不透明。
特朗普本人的态度也十分微妙,裁决公布后,他曾公开表示会“记住”那些起诉索要退款的企业,表扬暂缓申请退款的公司。
这种政治姿态非但没有规范退款使用,反而让退款流程掺杂了政治考量,唯独没有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一环。
不同类型企业的选择差异,更能说明问题,调查发现,那些客户以企业为主的公司,更有可能将退款向下游返还,毕竟交易对手集中、议价能力强,退款传导更容易落地。
而直接面向普通消费者的企业,大多对退款用途含糊其辞,要么不提降价,要么只说“抑制未来涨价”,很少明确承诺返还。
这不是因为面向消费者的企业道德水平更低,而是因为消费者分散、个体维权成本高,缺乏倒逼企业返还退款的市场力量。
指望企业自觉让利,本身就不现实,这件事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关税政策会成为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失利的重要原因。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关税实施一年后,63%的美国人对特朗普处理关税问题的能力缺乏信心。
美联社对超过十万名中期选举选民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受访者认为特朗普的决策加剧了通货膨胀,其中关税政策就是推高物价的核心因素之一。
对普通选民来说,他们不需要懂关税的传导逻辑,就能直观感受到物价上涨。
如今千亿退款落地,好处却落不到自己头上,反而变成了企业的奖金,这种切身的不公平感,比任何经济分析都更影响投票选择。
共和党候选人在选举中普遍因关税政策和通胀问题受到惩罚,本质是民众在用选票为政策的成本错位表态。
说到底,这起退款丑闻不是个别企业的道德问题,而是单边关税政策系统性缺陷的集中暴露。
从征收之初高估对他国的施压效果、低估对本国消费者的成本转嫁,到违法裁决后退款环节完全忽视终端权益,整个政策链条始终没有把普通家庭的实际利益放在核心位置。
政治口号喊的是保护本国产业、维护公平贸易,实际运行的结果却是消费者承担代价、企业坐享退款。
这样的政策,短期或许能制造外交声势,长期却必然失去民意基础。
毕竟评判一项经济政策好坏,最终要看谁在承担成本,谁在享受收益。
当普通家庭两头吃亏,既承担涨价又拿不到退款,再冠冕堂皇的政策理由,都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