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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文人骂皇帝没人管?睢景臣的《高祖还乡》把刘邦的脸都扒光了

元朝文人写诗骂皇帝没人管?这事儿听起来挺邪乎,但放在元朝,还真就不是什么稀罕事。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他把汉高祖刘邦那层“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金粉,里里外外扒了个干净,读起来简直像指着鼻子骂。那问题就来了:元朝的皇帝,是真的大度到被人骑脸输出也“没人管”吗?
先说说“没人管”这事儿,根子不在皇帝脾气好,而在于他们压根“不在乎”。元朝是蒙古人马上打下来的天下,他们对汉文化那套礼乐文章,骨子里就不怎么当回事。有学者甚至说,元朝是秦汉以来唯一没有文字狱的朝代,骂官员、贬胡人,甚至直接揭皇帝短处的诗文,都能堂而皇之地流传,文人们“可写所欲写,能言所欲言”。有个例子特别能说明问题:南宋遗民梁栋被人告发写诗诽谤朝廷,案子层层上报,最后礼部的批复居然是“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翻译过来就是:写诗发牢骚,别随便扣诽谤的帽子;就算他真诽谤了,咱堂堂大元朝还容不下这点事儿?这种“懒得管”的态度,跟后来朱元璋因为一个“殊”字就疑心别人骂他“歹朱”而开杀戒,简直是两个世界。

当然,这种“没人管”的宽松,另一面是文人地位的尴尬。元朝长期停废科举,读书人没了传统的上升通道,“九儒十丐”的说法虽然未必是精确的等级制度,却真切地反映了儒生被打落底层的失落感。既然仕途走不通,文人们索性钻进勾栏瓦舍,把满腹才情和一肚子牢骚都撒在了散曲杂剧里。元人散曲里专门有一种“不讳体”,特点就是“字句皆无忌惮”。所以,不是元朝皇帝心胸宽广到欢迎批评,而是他们根本没把文人的笔杆子当成什么需要认真对付的威胁。你不被当回事,所以你骂了也没人搭理你——这种“自由”,细想起来其实挺黑色幽默的。

就是在这样的土壤里,睢景臣的《高祖还乡》才长得出来。这套散曲最绝的地方,是找了一个跟刘邦有过节的老乡当“摄像师”。在正史里,刘邦还乡是衣锦荣归、慷慨悲歌的帝王排场。到了睢景臣笔下,皇帝仪仗队里的月旗、日旗,在老乡眼里成了“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那些拿着金瓜钺斧的侍卫,不过是“甜瓜苦瓜黄金镀”;连刘邦本人,下车时“觑得人如无物”的帝王气派,也被老乡一声“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给捅破了——原来是你刘三啊。接着老乡开始翻旧账:你本身姓刘,老婆姓吕,你以前不就是个贪杯的亭长吗?你老丈人不过是个教村学的,你还在俺庄东头住过,跟俺一起喂牛切草、拽坝扶锄呢。一套组合拳下来,皇帝的神圣面具碎了一地,只剩一个被乡邻看穿了底细的无赖。

睢景臣这套曲子在当时就炸了场。扬州一帮文人搞“同题创作”,都写《高祖还乡》,结果钟嗣成在《录鬼簿》里记了一笔:“惟公《哨遍》制作新奇,诸公者皆出其下”。它的“新奇”,不只是技巧上的乡民视角和泼辣口语,更在于那股子把至尊天子拉下马、按在泥里摩擦的胆气。表面上骂的是死了千年的刘邦,但元曲作家们扎堆写“高祖还乡”这个题目,本身就可能带着影射现实的意味。当台下看戏的人哄堂大笑时,他们笑的恐怕不只是那个遥远的沛县无赖。
所以,元朝文人骂皇帝“没人管”,与其说是言论自由的胜利,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错位:统治者不在乎,文人在底层,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缝隙。睢景臣们就在这条缝隙里,用最土的乡音,干了最狠的事——把皇帝的脸,扒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