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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上整个美国,让中国倒退25年,特朗普的豪赌真的值得吗?

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局,华盛顿把半导体当成了对华博弈的主战场:一边砸钱补贴本土建厂,一边层层扩大出口管制和实体清单,有人放出狠话,要让中国的芯片乃至整个科技产业倒退二十五年。可一年多下来,账面并不好看。

美国提高关税、扩大出口管制,表面上是保护本土产业,实质上是试图重组全球供应链。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清楚美国的“半导体复兴”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美国扩大半导体出口管制的同时,荷兰于2025年9月30日以维护国家安全和产业供应链稳定为由,介入安世半导体治理。中国随后于10月4日对安世半导体中国业务实施出口管制许可措施,欧洲汽车供应链一度承压。

而这正是美国半导体产业政策的必然结果:从一开始,美国就以国家安全和技术保护的名义,用行政手段介入产业竞争,维持技术霸权,削弱潜在的竞争者。半导体是怎么被改造成地缘政治筹码的?

小念从全球化讲起。全球化是生产力不断发展、资本不断扩张的结果,一个行业、一家企业的活动范围从本地走向全世界,高精尖领域的企业尤其依赖全球分工与合作。

冷战结束后,各国之间的经济、技术和人员往来空前密切,半导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行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鲜明的全球合作色彩。

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半导体产业至少在表面上遵循着市场规律:把技术含量和利润率最高的上游设计环节牢牢留在本土,从全球产业链中攫取最大的利润。

冷战末期的美国人相信,只要严格限制技术外流,再用成熟产品冲击别国的替代需求,就能一直躺在上游的功劳簿上赚钱。

小念引用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提出的“全球化不可能三角”: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政策完全自主、让民意得到充分满足,这三样没法同时兼顾,一个国家最多只能同时拥有其中两个。美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冷战末期,美国以为凭借技术壁垒和分配优势可以多吃多占,可赚来的利润如何分配,却成了谁都解决不了的难题。小念解释,产业链里技术比重最高、分得利润最多的上游环节,往往需要高度复杂的劳动和高素质的劳动者。

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吸纳了大量高学历移民,才撑起了对芯片设计的长期控制;这些人连同硅谷的技术资本和纽约的金融资本,分走了全球化带来的绝大部分利润。

于是在同一片国土上,出现了“两个美国”:一个是站在产业链上游、实现了美国梦的少数人;另一个是和产业链下游国家处境相似的大多数普通民众。两者的差距越拉越大。

小念说,不只美国,其他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结构性矛盾:制造业就业持续下降,地区之间、阶层之间、族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美国制造业岗位在非农就业中的份额,1980年约占两成,到2024年已降至不足8%,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量同样在缩水。

全球化让整个产业做大了,收益却分得很不均匀,民众对全球化的反感由此而来,这也为特朗普这样善于煽动民粹情绪的政治人物铺平了道路。

在小念看来,特朗普给“不可能三角”开出的药方是:迎合民粹、坚持政策自主,却把美国经济霸权的根基,也就是全球分工体系一脚踢开。

很多选民并不关心自己从美国芯片巨头的全球优势中得到了多少好处,他们要的是摆在眼前、门槛不那么高的工作岗位,哪怕只是画出来的饼。小念强调,半导体不是单一产品,而是由基础材料、晶圆制造、芯片设计、封装测试和设备制造构成的复杂生态。

美国靠硅谷早年积累的设计优势掌握话语权,可随着成本压力增大,制造环节,特别是大规模晶圆制造和代工,不可逆转地转移到了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

美国企业在全球芯片销售中的份额依然很高,本土的制造产能和控制力却明显下降,设计与制造分离,就像脑子和身体各在一处,供应链自然不稳。把芯片制造拉回美国,与民粹势力要求制造业岗位回流的呼声一拍即合。

于是,202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案》,安排约527亿美元,通过补贴和加大科研投入来重振本土制造,同年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还另外设置了半导体制造投资税收抵免,美国还要从全世界招揽半导体人才。小念的概括是:从头培养不如直接“抢现成的”。

凡是领了政府补贴的企业,在十年内就不能在被点名的国家显著扩建先进半导体产能,部分成熟制程和既有设施有例外,投资计划和就业预期都要让美国政府满意,本质上是在用行政手段逼企业调整全球布局。

这样的政策能成功吗?

小念认为不太行。特朗普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到台积电,说芯片产业几乎都跑到了台湾省,是他们从美国手里抢走的,台积电要为此买单。

台积电随后宣布在美国追加1000亿美元投资,亚利桑那工厂成了特朗普论证政策有效的证据。

可就连台积电亚利桑那项目的负责人都公开表示,半导体供应链是全球化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立完成从化学品到晶圆制造再到封装的全部流程,不可能迅速拆解这套体系。

小念指出,当年半导体产业外迁,正是因为美国本土成本太高,又远离主要销售市场;就算用行政命令人为推高海外产业链的成本,也不可能让发达国家那十亿人凭空多出几倍的消费需求。

厂房可以在空地上拔地而起,可上下游配套和人才队伍,美国很难从头养成;大规模补贴还会造成资源错配,在价格信号残缺不全的时候,资金分配依赖企业提交的计划书和国会游说,给寻租和政治化操作留下了空间。

小念讽刺说,想拿补贴,最要紧的恐怕是先学会讨好白宫,于是才有科技巨头掌门人公开称赞特朗普是美国最独特的优势。

小念还提到历史教训: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组建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SEMATECH,试图以政企合作振兴制造业。

这项合作取得了实际成效,到1994年,美国半导体制造商已在技术水平上追平日本竞争对手,1997年联盟也逐步摆脱了对联邦年度拨款的依赖。

小念的结论是,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既想安抚源自选票政治的安全焦虑,又想维持技术上的绝对垄断,让主要芯片产能回流美国本身就违背经济规律;继续以安全为名行保护之实,用政治动员代替长期产业战略,所谓芯片振兴,到头来只会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梦。

现实的走向,正在一步步印证这个判断。美国部分获得补贴的晶圆厂面临工期延误和熟练工人短缺,建设和运营成本也高于亚洲主要竞争地区;而在中国,芯片企业持续扩产,国产AI芯片在数据中心市场快速补位,华为、寒武纪、海光等企业的市场份额变化情况待核实,越来越多的下游客户开始主动采用国产方案。

回到标题的问题,这场豪赌的代价,首先落在了美国自己和它的盟友身上: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临出口限制和市场份额流失的风险,研发投入的资金来源随之承压;欧洲车企因为一桩强行接管的风波,部分企业一度面临芯片短缺,甚至出现生产线停摆;荷兰这样的盟友则被夹在中间进退两难。

而“让中国倒退二十五年”的设想,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成了倒逼中国加快国产替代的推手。当然,中国在最先进制程、关键设备和核心软件上仍有明显差距,追赶之路不会轻松。

但封锁越久,国内产业链的齿轮就咬合得越紧;市场越大,迭代就越快。半导体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独享的产业,谁试图用行政力量割裂全球分工,谁就要为此付出最高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