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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1939年扩编两个支队,司令员都是谁,为何均未授衔?

楔子/
缺席的授衔
一
罗新安第一次看见那匹马的时候,以为它是一堆骨头。
那是1946年5月,山东临沂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他四岁,被母亲张明秀从老乡家的炕上抱起来,说“去看爹”。他不太记得爹的样子。上一次见爹是半年多以前,爹躺在床上,脸肿得发亮,看见他就笑,笑的时候嘴角咧得很费力。他记得爹的手很大,摸他脑袋的时候像一块烫热的石头。
那匹马拴在院子里一棵枣树底下,瘦得肋骨一根一根撑在皮外面,鬃毛打着结,眼睛半闭着。罗新安问母亲:“这马怎么不吃饭?”张明秀没有回答。她把他抱到马旁边,让他摸马的脖子。马皮很松,一按就是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
“这是你爹的马。”张明秀说。
罗新安不太明白。爹的马为什么瘦成这样?爹呢?
他后来才知道,爹已经骑不动这匹马了。罗炳辉从1939年起就是新四军第五支队的司令员,打了七年仗,走了不知道多少路,身体早就垮了。那一年春天他高血压发作,眼睛充血,看东西重影,走路要人扶。组织上让他休息,他不肯,说“仗还没打完,歇什么”。6月的时候,他在兰陵一间农舍里躺着,想喝水,手伸出去够不着杯子,头一歪,就走了。身边没有亲人。张明秀带着孩子在另一个村子里,接到消息赶过去的时候,人已经硬了。
罗新安对父亲的记忆,就是从这匹马开始的。一匹瘦得只剩骨头的马,和一个摸他脑袋时手很烫的男人。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他爹。
二
彭小枫连这样的记忆都没有。
他1945年出生,父亲彭雪枫1944年9月就死了。死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指挥部队打八里庄战斗,站在前沿看地形,一颗流弹打中胸口。那时候他妻子林颖怀着孕,孩子还在肚子里。彭雪枫死的时候三十七岁,林颖二十四岁。
彭小枫是遗腹子。他这辈子见过的“父亲”,是照片,是书信,是别人嘴里说出来的故事。他母亲林颖后来把父亲写的八十七封信装在一个铁盒子里,盒子放在柜子最上层。他小时候偷看过,信纸很薄,钢笔字密密麻麻的,有的地方墨水洇开了,像一滴水落在纸上。他认不全那些字,但认得出来一个反复出现的词:“颖”。
他问过母亲,爹长什么样。林颖说,你爹个子不高,脸白净,戴眼镜,说话声音不大,但急了会拍桌子。在延安的时候跟毛主席拍过桌子,为了部队的事。彭小枫后来在书里看到这件事,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敢跟毛主席拍桌子的人,写起信来怎么那样软?信里写“我是在与日俱增地爱着你的”,写“不能把自己的爱人视为完美无疵的天仙”,写“我俩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伟大的爱”。
彭小枫年轻的时候不太懂这些东西。他觉得这些信离他很远,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写的。他是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周围全是穿军装的人,说话大嗓门,走路带风。他想象不出一个在战壕里写信说“与日俱增地爱着你”的军人是什么样子。
三
1955年秋天,罗新安九岁,彭小枫十岁。
那一年,军队授衔。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坐满了人,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一个一个名字念过去,一个一个走上前去,接过命令状。礼堂外面阳光很好,照在那些将星上,亮得晃眼。
罗新安和彭小枫都不在那里。他们是孩子,跟这件事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件事跟他们有关系,因为他们父亲的名字,不在那份名单上。
罗炳辉如果活着,该授什么衔?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第二师师长,新四军第二副军长。跟他差不多资历的人,有的授了大将,有的授了上将。有人说,罗炳辉至少是大将。彭雪枫如果活着,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第四师师长,跟罗炳辉差不多。有人说,彭雪枫也至少是大将。但这些话都是“如果”。授衔名单上的人名是按笔画排的,没有“如果”这两个字的位置。
罗新安的母亲张明秀那一年也在北京。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列宁装,在街道上走,碰见熟人,人家问“新安他爹要是活着,该是什么衔”,她笑了一下,说“不知道,他没赶上”。彭小枫的母亲林颖那一年在纺织工业部工作,有人跟她提过类似的话,她说:“雪枫要是活着,授什么衔他都高兴。他最高兴的应该是看见小枫会走路了。”
这些话,罗新安和彭小枫都是后来才听说的。1955年他们太小了,小到不明白“授衔”是什么意思。罗新安只记得那一年母亲带他去照了一张相,他穿着白衬衫,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母亲说“给你爹看看”。他问爹在哪儿,母亲说“爹在照片里看着你”。彭小枫记得那一年家里来了一些穿军装的人,跟母亲说话,说话的时候声音很低,有人还抹了眼睛。他那时候不知道那些人是父亲的老部下,来的时候敬礼,走的时候也敬礼,对着墙上那张照片。
四
罗炳辉这辈子没想过授衔的事。
他1897年生在云南彝良一个彝族佃农家里,从小给地主放牛,冬天没有鞋穿,脚底板被冻土磨出茧子,踩在石头上不觉得疼。他后来跟人说起小时候,说“那时候不知道人是可以穿鞋的”。1915年他跑出去当兵,在滇军里从士兵干到营长,打仗不怕死,身上伤疤摞着伤疤。但他不喜欢旧军队,不喜欢当官的打骂士兵,不喜欢克扣军饷。1929年他秘密加入共产党,带着部队起义,上了井冈山。
从那里开始,他的命就不是自己的了。长征的时候他带红九军团,在侧翼掩护主力,来回穿插,中央军委说红九军团是“战略轻骑”。抗日战争打起来,他在新四军第五支队当司令,开辟皖东根据地,跟日本人打,跟伪军打,跟国民党顽固派打。他发明了一种“梅花桩战术”,部队分散布置,像梅花瓣一样,敌人打这一点,其他几点就围上来。日本人吃过几次亏,后来听见“罗炳辉”三个字就头疼。
但他身体不好。常年行军打仗,吃不上正经饭,睡不上囫囵觉。高血压,胃病,眼睛也不行了。1946年春天,他在临沂开会,站起来讲话,讲着讲着头晕,扶着桌子才没倒下去。医生让他住院,他住了三天就跑出来了,说“住不惯”。
他死的时候四十九岁。如果活到1955年,五十八岁。不算老。
彭雪枫比他小十岁。1907年生在河南镇平,家里是农户,念过书,在北平上过学,做学生运动出身。他跟罗炳辉不一样,罗炳辉是拿枪杆子起家的,彭雪枫是拿笔杆子起家的,后来才拿枪。他当过红军师政委,长征到了陕北,抗战开始后到河南确山,拉队伍,建根据地。1939年新四军第六支队成立,他是司令员兼政委。他办《拂晓报》,办拂晓剧团,建骑兵团。他说一支笔胜过两千支毛瑟枪。他个子不高,白净脸,戴眼镜,看着像个教书先生。但打起仗来不要命。
1944年9月11日,他在八里庄前沿看地形,一颗流弹打中了他。子弹从胸口进去,人当时就不行了。警卫员把他抬下来,他嘴里还在问“敌人退了没有”。他死的时候三十七岁。如果活到1955年,四十八岁。
罗新安后来在父亲的传记里看到一句话,是罗炳辉说的:“我这一辈子,没有对不起人的地方。就是对不起我老婆,对不起孩子。”彭小枫在林颖的回忆文章里看到,彭雪枫在最后一封信里写:“我是在与日俱增地爱着你的。”那封信的日期是1944年9月,他死前一个月。
五
1960年代,罗新安和彭小枫都长大了。
罗新安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的是导弹工程。彭小枫也参了军,从基层干起。他们在不同的部队,不同的城市,彼此不认识。但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东西:父亲的名字。
罗新安在哈军工的时候,有一次上党史课,老师讲到新四军,提到第五支队,提到罗炳辉。坐在他旁边的同学不知道他是谁,随口说了一句“罗炳辉死得早,要不然也是个大将”。罗新安没有接话。他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两个字:“爹。”写完了又划掉了。
彭小枫在部队的时候,有一次拉练路过河南夏邑,他跟连队请了半天假,一个人走到八里庄。那地方已经变样了,村子大了,土路变成了石子路,但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他站在树底下,不知道父亲当年站在哪个位置。一个老头走过来问他找谁,他说“不找谁,看看”。老头看了他一眼,说“你是彭师长的后人吧”。彭小枫愣了一下,老头说“你跟你爹一个样,鼻子像”。
彭小枫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那一刻我才知道,我长得像我爹。这件事我以前从来不知道。”
六
1970年代末,罗新安开始整理父亲的东西。
张明秀老了,记性不太好了,但说起罗炳辉的事,细节还是清清楚楚。她说罗炳辉打仗的时候凶得很,下了战场就是个闷葫芦,话不多,喜欢下棋,下输了就挠头。她说罗炳辉有一回从前线回来,看见新安在地上爬,一把抱起来,举过头顶,说“这小子沉了”。她说罗炳辉死的那天,她赶过去,看见他躺在一块门板上,脸上盖着一块白布,她把白布掀开,看见他的眼睛没有全闭上,留了一条缝。
罗新安把这些话记在本子上。他去找父亲的老战友,一个一个地问。有的人已经死了,有的人病了,说不清话了。还活着的,提起罗炳辉,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老罗要是活到现在”。活到现在,授什么衔?没有人正面回答。有人说“至少是上将”,有人说“大将也有可能”,有人说“他不计较这个”。罗新安想,他计较不计较,人都不在了。
彭小枫那边也在做同样的事。林颖把那个铁盒子交给他,说“你留着吧”。他打开了八十七封信,一封一封地读。有些信他小时候看不懂的,现在看懂了。彭雪枫在信里写打仗的事,写部队的事,写对林颖的想念,也写一些很琐碎的东西:今天吃了什么,房东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院子里一棵石榴树开花了。彭小枫读到这些琐碎的东西,反而觉得父亲离他近了一些。一个在打仗的人,还有心思写院子里的石榴树开花了,这说明他还在过日子,还在想着日子过下去是什么样子。
彭小枫后来把那八十七封信捐给了档案馆。捐之前,他把每一封都复印了一份,装在一个新盒子里。盒子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行字:“爹的信。我留着。”
七
1980年代,罗新安去了一趟云南彝良。
那是罗炳辉的老家,一个山沟里的村子。罗新安找到了罗炳辉小时候住过的屋子,屋子已经塌了,只剩半截土墙。墙根底下有一棵柿子树,有人说那是罗炳辉小时候种的,也有人说不是,记不清了。罗新安在土墙前面站了一会儿,从地上捡了一块土,装在口袋里。
他后来跟人说,那块土他带回了北京,放在书架上,跟父亲的照片放在一起。照片上的罗炳辉穿着军装,脸瘦瘦的,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很定。
彭小枫没有去过彭雪枫的老家。他去过八里庄,去过洪泽湖边的半城,那是父母结婚的地方。他在半城住了一晚上,住在老乡家里。老乡给他做了一碗面条,他吃着面条,忽然想起母亲说过,父亲最爱吃面条,打仗的时候吃不上,打完仗第一顿就要吃面条。彭小枫把面条吃完了,汤也喝了。他跟老乡说“谢谢”,老乡说“不用谢,彭师长在的时候,也爱吃俺们这儿的饭”。
八
1990年代,罗新安出了一本书,写罗炳辉。书不厚,三百来页,大部分是史料,加上一些他自己的回忆。书出来以后,有人问他:“你写这本书,是不是想给你爹争个衔?”罗新安说不是。他说他写这本书,是因为他四岁的时候见过一匹瘦马,他想知道骑那匹马的人是什么样子。
彭小枫没有写书。他在部队干到退休,很少公开提父亲的事。有人跟他说“你父亲要是活着,你肯定不是现在这个级别”,他笑了一下,说“我父亲要是活着,我大概还在他身边当通讯员呢”。
九
2010年前后,罗新安和彭小枫在一个纪念活动上碰见了。
那是一个关于新四军的研讨会,来的人不多,大多是后代。罗新安坐在后排,彭小枫坐在他旁边。两个人聊起来,罗新安说“你父亲的信写得真好”,彭小枫说“你父亲那匹瘦马的事,我看过”。他们聊了一个下午,聊的都是很小的事:罗炳辉下棋输了挠头,彭雪枫爱吃面条,罗炳辉死的时候眼睛没全闭上,彭雪枫最后一封信里写院子里的石榴树。
没有人提授衔的事。
活动结束的时候,罗新安跟彭小枫说了一句话:“我有时候想,他们要是活到1955年,穿上那身礼服,照一张相,挂在墙上。可是他们没有。他们留在墙上的照片,全是穿旧军装的,脸瘦瘦的,眼睛很亮。我觉得那样也挺好。”
彭小枫点了点头。
十
罗新安后来还是经常去万安公墓。罗炳辉的墓在那里,碑上刻着“罗炳辉同志之墓”,没有写军衔。彭雪枫的墓在河南夏邑,碑上刻着“彭雪枫同志之墓”,也没有写军衔。两块碑都很朴素,字是刻上去的,填了黑漆,年头久了,漆掉了一些,笔画里长了青苔。
罗新安有一次带着孙子去扫墓。孙子五六岁,问爷爷“太爷爷是什么官”。罗新安说“太爷爷是当兵的”。孙子问“当什么兵的”,罗新安想了想,说“当那种让老百姓能好好吃饭的兵”。
彭小枫的孙子也问过类似的问题。彭小枫说“太爷爷是写文章的,也打仗”。孙子说“那他是文人还是武人”,彭小枫说“都是”。
十一
1955年那场授衔,很多人戴上了将星。罗炳辉和彭雪枫没有。他们死在授衔之前,一个死在战场上,一个死在病床上。
但他们的名字没有被忘记。新四军的战史里写着他们,第五支队和第六支队的战旗上留着他们带出来的兵的血。罗炳辉的“梅花桩战术”写进了军事教材,彭雪枫的《拂晓报》一直办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罗新安和彭小枫的血管里流着他们的血,这比什么衔都实在。
罗新安晚年说过一句话,算是替父亲,也替彭雪枫,回答了一个从来没有人正式问过的问题。他说:“他们那一代人,不是为了授衔才打仗的。他们打仗的时候,不知道以后会有授衔这回事。他们只知道,前面有敌人,后面有老百姓。打完仗能活着,就接着干;活不了,就算了。后来的人给他们什么衔,他们不知道,也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当时的那一仗打赢了没有,身后的人跟上来了没有。”
那匹瘦马早就死了。那八十七封信还在档案馆里,纸已经黄了,字还看得清。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