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岁的王健林“回来了”,14 年前他放手的位置,如今又坐了回去。
近日,惠誉将大连万达商管的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定为 CC 级,这个评级意味着违约风险极高,离实质违约只差最后一步。
就在评级出炉的第二天,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大连万达商管的董事长完成更换,时隔 14 年,王健林重新执掌这家公司。
如今的万达,实际手里攥着三张甩不开的烂摊子清单。
很关键地一个便是债务清单,最新披露的现金仅 46 亿元,短期债务却高达 330 亿元,连 2028 年 2 月到期的 3.6 亿美元债都未必能覆盖。
另外便是控制权清单,2024 年 3 月泰盟投资牵头拿下珠海万达商管 60% 股权,大连万达商管的持股比例降到 40%,而珠海万达商管才是运营全国 529 座万达广场的核心主体。
其次便是官司清单,2021 年的上市对赌协议,最终引发了永辉、苏宁、融创这些昔日盟友的连环追债。
很显然,2012 年交出去的是印钞机,如今接回来的是被反复揉搓的烂摊子了。
王健林这次回来,不是为了重新起航,而是为了给债务处置和战投协调做最高层级的信用背书。
大连万达商管是万达体系里发境内债、背核心债务的上游主体,评级出问题的当天创始人就回归,本质是给所有债权人吃定心丸,给这艘仍在 “止血” 的船压舱。
但他自己也深陷麻烦,万达商管名下还有 4 条被执行人信息,总执行金额 7.37 亿元,另有 2 条未解除的限高令。
而一家公司要靠 72 岁创始人兜底,说明他的信用已经和这家公司焊死了。
实际在2012 年王健林交棒时,给出的理由是推行职业化治理,彼时公司手握几百座自持广场,正处于登顶中国首富的前夜。
而这 14 年里,公司先后换了几任董事长,一度尝试港股敲钟,但最终没能完成上市。
2026 年他重新坐回董事长位置时,公司早已对赌失败,核心股权旁落,自己也成了近 40 亿执行案里的连带责任方。
职业化治理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了创始人手里。他的回归改变不了股权结构,也变不出偿债的现金,能做的,只是让债权人在每一张兑付公告上,继续看到一个 “还活着、能签字负责的人”。
只是,这把椅子坐回去了,万达还有多少东西真正姓王?
真正残酷的问题藏在“还有多少东西真正姓王”这句追问的背后。有两股力量怕是难以忽视。
第一股力量是资产端的持续失血。
2023年以来万达累计出售的万达广场超过80座,回笼资金逾900亿元。2025年5月那笔48座广场的打包交易,对价约500亿元,接盘方是太盟牵头、腾讯京东等跟进的平台。2026年以来,常德、遂宁、常州新北等项目被中建系接手,市场普遍判断实质是以资产抵偿工程欠款。
长城资产则直接把阜新、鞍山两座广场的抵押债权推上处置市场。
当债权人开始自行处置抵押物时,意味着万达对资产出售节奏和定价的控制权已经在实质性流失。卖什么、卖多少钱、钱先还谁,这些决策的边际控制力,正从王健林手中滑向债权人和战投方。
另外便是控制权的结构性分割。 珠海万达商管,运营全国数百座广场的核心平台,60%的股权在太盟一方手中,王健林一方只剩40%。
不过王健林回归的是大连万达商管的董事长席位,不是珠海万达商管的。
用最直白的话说:他坐的是“房东”的位子,不是“掌柜”的位子。
珠海万达商管的董事会10个席位中投资方占6席,董事长由太盟系担任,战略决策权在资本手里。但2026年初的一幕又透露出这层关系的微妙:太盟系CEO黄德炜交棒,万达老将许粉升任珠海万达商管CEO,被解读为“投资方掌握战略决策权、万达系主导日常执行”的再平衡。
这显然是一种精心计算的安排。
资本要的是资产效率和退出路径,万达系要的是运营连续性和品牌存续,两者在“把广场继续管好”这件事上有共同利益,但在“广场归谁、收益怎么分”上,利益并不重合。
而王健林个人处境的质变,比企业层面的任何数字都更具信号意义。
那么时间换来了什么?2026年1月,4亿美元债的展期方案获得通过,到期日从2026年2月推到了2028年2月,票面利率维持11%。
所以“本质上是以时间换空间”。但时间本身不解决债务,时间只提供解决问题的窗口。
所以,回到“还有多少东西真正姓王”这个问题。答案或许是:越来越少的东西在产权上姓王,但越来越关键的东西在责任上姓王。 广场一座一座卖出去,股权比例一截一截被稀释,珠海万达商管的实控人早已换成了别人。但债务追索的箭头、债权人谈判的对面、强制执行名单上的名字,都还指向王健林本人。
他坐回去的那把椅子,承载的是一份尚未履行完毕的连带责任,和一个72岁的人用最后一点个人信用为一家已经不完全属于自己的公司争取兑付节奏的、沉默的在场。
只是椅子还是那把椅子,坐上去的人,能支配的东西和需要兜住的东西,怕是已经完全倒挂了。
参考资料:
王健林为何回归——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