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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最著名的十位文人:冯延巳

在五代十国的文人谱系中,冯延巳的位置有些特殊。若只看史传,他几乎是一个反面人物:陆游《南唐书》写他“狎侮朝士”“谄媚险诈”,当面对同僚孙忌说“君有何所解,而为丞郎”,孙忌的回答毫不留情——“诙谐歌酒,百生不及君;谄媚险诈,累劫不及君”。同书又断言他“初以文艺进,实无他长”,一旦当国便“纪纲颓弛”,还惯于“为大言”以惑人主。然而,正是这个在旧史笔墨中声名狼藉的南唐宰相,被王国维推为“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的词坛枢纽。一个在政治上被判定为“小人”的人,如何成为词史转折点上绕不开的人物?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理解冯延巳的入口。


冯延巳(903—960),字正中,广陵人。他少年时即以文雅著称,十四岁入侍疾中的刺史,出而代传遗命,令“外赖以安”,可见早慧与干练。南唐立国后,他以白衣见李昪,起家秘书郎,后随李璟于吴王幕府掌书记,从此进入南唐权力核心。李璟即位后,他青云直上,保大初拜谏议大夫、翰林学士,数年间官至同平章事,三度入相,也三度被罢。他的政治生涯与南唐的国运捆绑得太紧了:伐闽之役因其弟冯延鲁获罪而牵连罢相,湖湘之役他力主“克楚为功”而反对休兵,终致“苛征暴敛,重失民心”。史书把这些账都算在他头上,未必全然公允,但至少说明,冯延巳并非一个能在乱世中审时度势的政治家。他的才能属于另一种秩序——词的秩序。


恰恰是政治上的失意与挫败,把冯延巳推向了词。叶嘉莹指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冯延巳罢相后出为抚州节度使,而北宋初期两位最重要的词人晏殊与欧阳修都是江西人,晏殊“得其俊”,欧阳修“得其深”,北宋初年的词风主要承自冯延巳而非李后主,原因之一正在于地理与风格的这种因缘。李后主的词是天才的成就,不可学;冯延巳的词则是修养与身世的成就,可学。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冯延巳没有李煜那种从帝王坠入囚徒的极端命运,他的痛苦是“官僚士大夫的痛苦”——罢相、外放、党争、猜忌,是一个有才情有抱负的人在权力结构中反复被磨损的经验。他把这种经验写进词里,而词这种文体此前从未认真承载过这样的内容。


这便触及冯延巳最根本的贡献:他让词从“花间”的闺阁走向了士大夫的内心。花间词的世界是封闭的,写的是女子、相思、春愁,语言秾丽而情感类型化。冯延巳“源于花间”而“超越花间”:表面上看,他写的仍然是闺阁园庭、伤春怨别,但“堂庑特大”“深美闳约”,内涵的深度与广度已非花间所可范围。所谓“堂庑特大”,不是题材的扩张,而是情感空间的扩大——词中那个抒情主人公不再只是一个思妇或一个浪子,而是一个在闲愁中包含着身世之感、在春水涟漪中照见命运波折的完整的人。王国维说“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着眼的正是这种在旧形式中生长出的新质地。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那首传诵千载的《谒金门》: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  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所以成为名句,不仅在于写景的天然工巧,更在于那一“皱”字所泄露的微妙消息:平静的水面因一阵风而起了无法平复的波纹,正如一个看似静止的内心被某种说不清的东西搅动。据说李璟曾以此句戏问冯延巳:“‘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冯答:“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也。”这段君臣谐谑常被当作逸事,但“干卿何事”四字恰恰点中了冯词的关键:他写的表面上是女子的春愁,实际上那个“皱”了的,是一个士大夫在政治风浪中无法自平的心绪。花间词不会这样写“闲愁”——花间词的愁是有对象的、可指认的,冯延巳的愁却是“谁道闲情抛掷久”式的,一种莫知其然而然的、弥漫性的存在感受。


《鹊踏枝》把这个特质推向了更深的层次: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叶嘉莹讲这首词时特别拈出“闲情”二字,说它“不能用事件来说明、界定”,是“自然而然的、莫知其然而然的一种感情”。这正是冯延巳与温庭筠、韦庄的分水岭。温韦的词,情感附着于具体的离合悲欢;冯延巳的词,情感从具体事件中抽离出来,成为一种存在性的惆怅。饶宗颐读“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读出“鞠躬尽瘁,具见开济老臣怀抱”,读“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读出“当群飞刺天之时而能自保其贞固”。这种读法是否有过度阐释之嫌,可以讨论,但它之所以能够成立,恰恰因为冯延巳确实在词中放入了一种此前词中罕见的“重量”。那个独立小桥、任风满袖的人,不是一个泛泛的相思者,而是一个在政治风浪中独自承担着什么的人。词到了冯延巳手里,才开始能够安放一个士大夫的整个精神世界。


冯延巳的意义,还可以从他与李煜的对照中看得更清楚。李煜以一人之身完成了词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飞跃,但那是一种不可复制的天才路径。冯延巳提供的则是另一种路径:一个并非天才、但有着深厚修养和真实身世感的士大夫,如何在花间词的旧躯壳中一点一点注入新的情感质素,使词变得“深”而“大”。刘熙载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冯煦说他“上翼二主,下启欧、晏,实正变之枢纽”。所谓“枢纽”,不是说他站在最高处,而是说他站在分岔口:花间词的艳科传统在他这里开始松动,北宋士大夫词的抒情范式在他这里开始酝酿。晏殊的俊朗、欧阳修的深致,都可以在他那里找到源头。


于是,那个在《南唐书》中被写得不堪的冯延巳,与那个在《阳春集》中写出“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冯延巳,就构成了一个人身上最耐人寻味的裂缝。政治上的“实无他长”,反过来说,也许正是因为在词中投入了太多本应属于“经国之大业”的心力。他不是一个成功的宰相,却是一个在文体转型的关口做了关键工作的人。五代十国的文人谱系里,温庭筠确立了词的艳科范式,韦庄以清疏注入了个人的真,李煜以血书完成了士大夫词的灵魂,而冯延巳处在他们之间,做了一件不那么耀眼却不可或缺的事:他让词学会了一种不必借助极端命运也能抵达的深沉。没有这一步,北宋词的那种从容而深致的士大夫气质,不会来得那么自然。一个在史书上被唾骂的人,用他那些写在花前病酒、独立小桥的词,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准备好了情感的形式。这大约就是“开北宋一代风气”最朴素也最真实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