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绮梦飞烟。本文为历史案件纪实复盘,事件发生于对应案发年份,仅作以案普法、警示参考,还原案件始末,深挖腐败背后教训,以案普法,警钟长鸣。
在职务犯罪案件里,有一类腐败格外值得警惕:官员长期跨多地、跨领域任职,手握地方行政权,后期又转入金融行业担任一把手,权力覆盖面广,能够对接工程、信贷、人事、采购等多条利益链条,腐败时间线被持续拉长。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就是这样一起典型的跨领域腐败案件。从2001年第一次受贿,到2020年接受审查,他的贪腐行为持续近20年,涉案总额折合7858万余元,其中一半以上的钱款还没有拿到手,属于犯罪未遂。2021年安庆中院作出一审判决,陈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这起案件也成为当年全国农信系统反腐当中极具代表性的案例,给地方党政干部和农村金融机构管理人员敲响警钟。
先梳理陈鹏完整的任职轨迹,才能看懂他的权力链条是如何一步步搭建起来的。陈鹏的仕途分为两大阶段,前期在地方党政岗位任职,先后担任当涂县委书记、马鞍山市委常委、六安市委常委、副市长,在地方任职期间,手里掌握县域项目落地、工程审批、资源调配、干部调整的权限。后期转入金融系统,担任安徽省联社党委副书记、副理事长、主任,之后升任党委书记、理事长,也就是全省农信系统的一把手。省联社管理全省各地农商行、农信社,对基层农信机构的信贷投放、大额贷款审批、网点工程建设、保险代理业务、干部任用都有很强的话语权。一边是地方行政权力,一边是农村金融信贷权力,两种权力叠加,给行贿商人、下属提供了寻租空间。
法院审理查明,陈鹏的受贿时间跨度从2001年一直延续到2020年,时间长达19年。行贿人来源很杂,既有在外承接工程项目、做医药供应、保险业务的企业经营者,也有农信系统内部想要调整岗位、谋求提拔的基层干部。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还有自身地位带来的影响力,为请托人提供帮助,利益交换的场景覆盖多个领域:帮助企业拿下各类工程项目、推动大额项目贷款审批落地、协助保险机构在农信渠道推广保险业务、为医药企业打通药品供应渠道,同时也为下属人员的职务调动、岗位晋升提供便利。
这起案子最有特点的地方,就是涉案金额里有4161万余元属于犯罪未遂,占到总金额一半以上。很多人会疑惑,钱还没有拿到手,为什么也要计入受贿总额?这也是很多普通读者容易混淆的法律知识点。按照法律规定,受贿犯罪,只要双方已经达成权钱交易的约定,约定好利益输送的金额、交付方式,受贿人已经为对方谋取了利益,即便财物还没有实际交付,也属于受贿既遂之外的未遂形态,同样要计入犯罪数额,只是在量刑的时候,可以依法从轻考量。不少腐败分子会采用这种“先许诺、后兑现”的模式,约定事成之后再分批收钱,以为这样可以规避查处,实际上这种方式并不能逃脱法律的认定。
在案件查办过程中,陈鹏具备多项从轻情节,也是最终量刑的重要参考。到案之后,他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原本没有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线索,同时检举揭发其他人的犯罪问题,相关线索后来查证属实,构成立功;另外,他自愿认罪认罚,配合组织退缴赃款,大部分涉案财物和孳息都已经追缴到位。综合这些情节,法院结合其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的基础事实,依法从轻处罚,最终作出十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罚金500万元的判决,涉案赃款和孳息全部追缴上缴国库。宣判之后,陈鹏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再上诉。
农信系统和普通商业银行不一样,它扎根县域、乡镇,资金主要服务三农、小微企业、地方乡村建设,是乡村金融的毛细血管。农信的信贷资金,很多是基层农户、个体户的存款,本该用来扶持农业生产、带动乡镇小微企业发展。一旦省联社的一把手权力失控,信贷审批变成利益交换的筹码,就会让信贷资源流向愿意花钱输送利益的企业,真正有资金需求、踏实经营的农户和小企业反而贷不到款,直接扰乱县域金融秩序,损害农村金融的公信力。
复盘这起案件,我们不能只盯着涉案金额,更要看到藏在案件背后的多重监督短板,这也是和单一岗位腐败案件最大的区别。
第一,跨领域轮岗之后的廉政风险衔接存在空白。陈鹏从地方党政领导转入金融机构主官岗位,属于跨行业调整。地方行政权力和金融信贷权力规则不同,监管体系不一样,在干部轮岗交接的时候,廉政风险评估、权力清单梳理没有同步跟上。很多干部在地方积累人脉资源,到金融岗位之后,把过去的人情关系直接转化成信贷寻租的渠道,跨岗位的廉政回溯没有形成常态化机制。
第二,农信系统“一把手”权力集中,信贷、工程、人事的制衡机制偏弱。省联社对下属农商行、农信社管控力度大,大额贷款、基建项目、中层干部任免,一把手话语权很重。内部的风控、合规部门,独立性不足,容易变成形式上的审核,集体决策机制容易被弱化。商人想要拿到大额贷款,不用走市场化竞争,而是想办法打通上层关系,催生权力寻租。
第三,远期约定式贿赂隐蔽性强,发现难度大。这种先办事、延后收钱的模式,没有当场现金交付,资金交付时间可以拖好几年,甚至约定等到干部退休之后再兑现,表面上看没有直接的交易痕迹,隐蔽性远高于当场收钱。常规的账目核查、节日线索排查,很难第一时间发现这类远期利益约定,增加了早期识别的难度。
第四,权力边界模糊,政商交往的红线没有压紧。很多企业老板以汇报项目、拜访交流的名义接触领导,慢慢建立长期联系,一点点铺垫人情,最后提出贷款、工程方面的诉求,把长期的人情往来包装成正常商务交往,慢慢突破底线。
结合这起案件暴露的问题,我们可以提炼几条可落地的防控思路,不管是地方党政干部管理,还是农信这类地方金融机构的廉政建设,都有参考价值。
首先,针对跨行业调动的重要领导干部,落实轮岗廉政风险专项评估。干部从地方调入金融、国企这类资金密集型行业,在任职之初就要开展专项廉政体检,梳理原有圈子、交往企业名单,明确权力负面清单,定期核查原有关系人和新岗位业务有没有利益交集,切断跨岗位延续的利益链条。
其次,强化农信系统信贷审批、工程采购的分权制衡。大额贷款、基建项目,实行异地交叉复核、第三方独立风控审查,审批过程全程留痕,关键节点不能由主要领导单独拍板。信贷投放要定期公示投向,重点核查大额贷款客户和领导干部的关联关系,压缩暗箱操作空间。
再者,完善对远期约定型贿赂的核查机制。在审计、巡察当中,不只查已经转账、交付的财物,同步核查书面协议、口头约定、远期利益承诺,重视行贿人的证言、聊天记录、沟通备忘录,明确“先办事、后收钱”同样属于受贿,打消腐败分子寄希望于延后交付规避查处的侥幸心理。
最后,分层开展金融领域廉政警示教育,区分普通岗位和“一把手”岗位的风险点。农信系统干部要清楚,信贷权不是私人资源,不能用来换取回报;同时规范政商交往清单,明确和贷款客户、工程合作方的交往边界,杜绝长期私下接触、私下许诺利益。
陈鹏案带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腐败不是在某一个岗位突然产生的,一旦贪欲的口子打开,权力走到哪里,寻租的触手就会延伸到哪里。手握地方治理权力,又掌握农村金融信贷资源,双重权力叠加之后,诱惑成倍增加,一旦缺少约束,就会持续多年蚕食公共利益。农信金融扎根乡土,承载着服务乡村发展的责任,金融领域的腐败,伤害的是千千万万普通储户、涉农经营主体的信任。
持续推进金融领域反腐,就是要盯住农信、农商行这类贴近基层的金融机构,紧盯一把手和关键岗位,不管是当场收受财物,还是约定多年之后兑现好处,只要触碰法律红线,终究会被追责。权力越大,对应的监督约束就要越严密,不存在可以脱离监督的岗位。
今天复盘这起跨领域的金融腐败案件,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对于农信社、农商行这类基层金融机构,用哪些监督方式,能够更好管住信贷审批当中的权力寻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也可以点个关注,后续持续复盘各地职务犯罪、涉黑涉恶典型案件,以案为鉴。
免责声明:本文基于官方裁判文书、权威新闻报道整理,仅用于普法警示教育,不做其他用途,案件细节以司法机关公开文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