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延安机场,6岁的秦铁跟着母亲张越霞站在人群里,等一架从重庆飞来的飞机。父亲博古临走前答应过他,回来时带小皮鞋和橘子。
那天延安少见地起了大雾,又下着雨,能见度很低。
下午两点左右,人群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抬头却看不见飞机的影子。声音持续了一阵,渐渐消失了。
同机的有博古、王若飞,叶挺与夫人以及两个子女也在其中。1946年2月,博古以中共代表身份之一前往重庆,与国民党方面谈判;到了4月上旬,国共之间局势骤然紧张,众人急着回去请示应对办法,明知天气不好,仍搭上飞往延安的飞机。
在场不少人判断,飞机大概返回重庆,或者先降落到西安。可西安和重庆两边回电,都说没有见到飞机返航。大家这才觉得情况不妙。
过了几天,博古家所住的窑洞中来了许多朋友,他们都是来劝慰张越霞的;这时秦铁才得知,4月8日,那架飞机在260公里外的黑茶山坠毁。
按调查结论,恶劣天气令飞机无法降落,于是打算折回西安;然而在返回时方向迷失,错误飞进东面的晋西北山区,最终因浓雾撞上山体而坠毁。
很多年过去,亲眼见过的张根儿老人再讲起那幅景象,仍感到惨不忍睹:十多具烈士遗骸散落在飞机残片周围,面容已无法辨认,地面凝结着暗红血迹。
博古近视度数很深,眼镜几乎一直架在脸上,两颊留下了长期佩戴镜架的印子,所以把他认出来并不太难。
当烈士遗体被送到延安,前来参加接灵活动的人超过三万。
毛主席带领大家,为以叶挺、博古、邓发、王若飞这四人领头的“四八烈士”办了庄严的祭悼仪式;他还题写“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博古由此被正式认定为革命烈士。
周恩来心中极为哀痛,提笔写成著名文章《四八烈士永垂不朽》,文中特意这样写:
“博古!你是为修改宪草而粉身碎骨的。我记住,我永远记住”
这个39岁死于空难的人,二十年前曾是最年轻的党的总负责人,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当成红军惨重损失的责任人。
博古本名秦邦宪,籍贯江苏无锡,1907年在杭州出生。秦氏这一族在江南一带门第很高。
父亲秦肇煌为清末举人,又是北宋词坛名家秦观第32代后人。江南四大名园里,“无锡寄畅园”归秦家所有。
康熙与乾隆南巡江南十四回,每到无锡便下榻寄畅园;其风光气派甚至超过曹雪芹家族。1952年,秦家将寄畅园交给国家。
秦邦宪在1925年9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到了同年10月,他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
当时入学者必须起一个俄文名字,他取的是“博古诺夫”,博古从此成了他的另一个名字。
中山大学期间,他与王明、张闻天等人是同窗;由于看法相同,王明把他算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人。
1930年5月返国以后,博古进入领导层,担任党的总负责人;那时他不过24岁。
他明白自己年纪尚轻,既缺乏军事知识,也不了解国内实际;面对这种危急时刻接下的重任,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受教条主义左右,又觉得自己本领不够,他盲目相信并处处依靠顾问李德,结果铸成大错,使红军损失惨重,也令他后来追悔不已。
李德自以为是,根本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只会拿陈旧地图机械照搬;他一面否掉毛主席,一面搞出错误战术,而且听不进不同意见。
彭德怀当面骂过他:
“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
李德指挥期间,红军虽拼死作战,仍接连失利。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成功,红军只能开始长征。
湘江一役,红军从八万六千人锐减至三万余人。江水被鲜血染红,博古也受到极大震动,猛然清醒。
面对牺牲的战友,他一度了无生意,行军途中拿起手枪对准自己。聂荣臻快步上前制止,这一幕记在聂荣臻的回忆录里:
“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到十七日,遵义会议举行,博古在军事上的路线遭到严厉批评。但开会期间以及会后的一段日子里,他依旧担任党的总负责人。
2月5日左右,红军开到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庄扎营。周恩来去见博古,告诉他一项决定:总负责将由张闻天接替。
次日,博古将所用印章尽数交到周恩来手中,并派人把两只铁皮箱装的文件送到张闻天那里,交接就此办完。
交出权力以后,博古没受到另眼相看,依旧负责重要事务;此后他始终支持并拥护毛主席。
只是那些牺牲的战友,仿佛一块大石压在他心上,使他一直摆脱不了自责与愧疚。类似的话,他不止说过一回:
“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我给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就是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
湘江战役打完以后,他总在反省、检讨,也不断想办法补救。
西安事变爆发后,博古同周恩来、叶剑英一道赶去,推动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他曾任新华通讯社社长,还带领创办《解放日报》,每天大半时间都扑在工作上。医生劝他别太劳累,他却把这当成赎罪途径,想以此还清历史欠账。
他把做事当成了还债,可有些债,做多少工作都还不清。
博古觉得亏欠的不只是战友,还有自己的孩子们。他与刘群先——也就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共养育5个子女,其中3个女儿、2个儿子,分别是秦摩亚、大秦钢,还有秦新华、小秦钢和秦吉玛。
两个男孩都取名秦钢。大儿子刚出生没多久,就被送到无锡老家,由奶奶带大;小儿子降生时,博古想不起大儿子叫什么,便又给他取名“秦钢”。家里实在没法子,只好用大秦钢、小秦钢把两人分开叫。
刘群先牺牲以后,博古同张越霞走到一起,后来有了儿子秦铁。
秦铁说过这样一段话:
“从中学历史课学到‘博古错误’开始,我们心里都清楚,要低调,不能拿父辈身份说事。我们兄弟姐妹都是普通干部、教师、技术人员、船长,老老实实干活。”
他讲,他们6人全是认真干活的平凡人。父亲在世时始终没见到摩亚、吉玛这两个姐姐,直到离世。
秦摩亚来到世上时,博古并不在她身旁;她还没满月,就被送到无锡姨妈家寄养。读完高小,姨妈拿不出钱再供她读书,她靠打零工谋生,15岁那年还被人骗到四川,受了许多罪。解放以后,组织伸出援手,她才得以回到兄弟姐妹中间。
1939年,贺子珍、刘群先和金维映等人一起去苏联治病。刘群先当时已经有孕在身,在苏联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吉玛”。
过了不久,苏联卫国战争打响,刘群先同金维映从此再无音讯。吉玛则始终在保育院中成长。
博古自1930年返回中国后,就再未踏足苏联;他活着时完全不知道,自己竟还多出一个女儿。
1954年,吉玛与40多个成长在苏联的中国孩子一道返回祖国。一张照片证实了她的身份,其背面写着“博古、刘群先的孩子。”
解放以后,张越霞主张把博古的子女找回来。组织出面帮忙,博古那些身在外地的后代陆续回到北京,并进入大学读书。
年龄最小的秦铁,亲眼见到父亲罹难。那时他才6岁,还不懂事,连给父亲磕的最后一个头也没磕成。
博古安葬那天,母亲叫秦铁给父亲叩头,还对他说,这是见父亲的最后一面。6岁的秦铁不懂死亡是什么,不肯朝一个土堆磕头。母亲动手打了他,他才不情愿地跪了下去,可到底没有把头磕下。
此后许多年里,秦铁一想起这事便十分难受,懊悔自己为何没向父亲磕下那最后的一个头。
博古曾铸成严重过错,半辈子都背着自责;他拿之后的10多年去赎罪,谁料一场意外,让他难以评说的人生就此终结。
他犯下的错,被严肃载入史册;那些惨烈牺牲,也被后人永远记住。功绩,不会因为有错误就被彻底抹掉;过失,也不能因为有功劳便无声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