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智。
军队经商的问题拆不动,越南换了个思路:让公安系统也办企业,军警两边各立门户、互相牵制,局面就算稳了。
2025年7月起,越南公务员法明确公职人员可以投资管理企业,同时鼓励党员依法创造财富。到10月,越共中央再发新条例,公安系统服役的党员投资经商不再需要报批。过去讲下海经商,现在穿着警服照样做生意,规则已经摆到明面上。
苏林大将此前主导的反腐行动,重拳针对的正是军地腐败分子。如今又整出这套新安排,到底图什么?
军队商业帝国尾大不掉
越南军队手里的企业,2025年交出的数字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Viettel集团全年合并营收220.4万亿越南盾,折合88亿美元左右,税前利润约25亿美元。这笔利润对照越南公开军费,大约占到1/5。这个盈利水平已经不是普通国企能够解释的规模。
军队企业的汇报路径也和普通国企不同。这类单位直接向国防部负责,不纳入国家资本投资经营公司的监管序列。SCIC管得了地方国企和部分央企的股权代表,管不到军队系统内部的资产。
利润如何分配、投向哪里、留存多少,主要在军队体系内部闭环运行,相当一部分转化为系统内的福利、保障和人员安排。
业务范围同样越铺越宽。从移动通信、网络设备到军工制造、电子元件、工程建设,军队企业在国内市场占据多个头部位置,海外收入还在持续增长。企业负责人本身带有军衔,经营决策和军事体系人事安排深度绑定。
这就形成一个现实局面:商业利益依附于组织权力,权力又通过经营收益获得持续供养。上层如果想把军队企业从国防体系里剥离出来,面对的不只是几家公司,而是一整套已经运转多年的利益结构。
军队企业在拿地、拿项目、融资、进出口许可等方面还享有普通企业不具备的便利。重大工程和政府采购优先向系统内单位倾斜,经营风险由体系内部消化,盈利却不公开完整账目。
外部只能看到集团公布的营收和利润数字,看不到资金在国防预算、企业留存、内部福利之间的具体拆分,监管部门对这部分资产缺乏管控手段。
从纵向脉络看,军队经商在越南有长期历史背景。战争时期企业承担后勤和装备保障职能,和平时期逐步转向市场经营,职能转型一直没有彻底完成。
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利益交织在一起,上层推动剥离时要顾及体系内部的承受能力,节奏自然放慢。
这也是越南多年推进国企改革却迟迟碰不动军队板块的直接原因。改革方案可以写进文件,股权划转可以走流程,但军队企业的人事、资产、收益分配都不在常规国资监管框架内,外部力量很难介入。军队经商积累的财富和影响力,已经反过来压缩决策空间,尾大不掉的判断就是从这里来的。
公安系统接盘商业资源,节奏明显加快
既然既有的军队商业利益结构拆不动,上层选择给公安系统配置同等量级的经营资源。
2025年2月27日,副总理胡德福签发文件,把越南移动通信服务公司的国有资本代表权划归公安部。这家公司1993年成立,是越南第一家电信企业,手里有移动通信牌照和用户基础。
5个月之后,2025年7月16日,公安部又从国家资本投资经营公司手中接过FPT Telecom的国有资本代表权。FPT Telecom覆盖全国的光纤网络、宽带接入和企业客户资源,直接进入公安系统的资产序列。
通信渠道只是第一步。公安部同时牵头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国家人口实名库、政务服务系统、国家大数据中心都由其主导建设和运行。
1号国家数据中心2025年8月投入运行,人口数据库已经连通17个部委和34个地方,累计提供27.7亿次查询和信息核验。全国居民的身份信息、户籍记录、办事数据集中在这套体系里,掌握数据底座的部门就掌握了数字经济的入口。
公安系统内部还整合了通信技术工业总公司,业务从技术研发、产品制造延伸到行业解决方案,面向安全和公共服务领域供货。这条产业链和拿到的电信股权相互衔接,经营性资产形成研发、运营、服务贯通的完整链条。
准入环节同样握在警方手里。外国投资者进入能源、电信、港口、油田等领域,必须先通过安全审批。审查标准、审查周期和最终结论,公安部门拥有很大的裁量空间。
这意味着公安不仅持有经营性资产,还掌握着项目落地的前置门槛。通信网络、数据资源、投资审批三条线叠加,公安系统的经济影响力在短时间内迅速抬升。
从时间线看,股权划转、数据中心建设、审批权限配置是同步推进的,不是零散的单项调整。每一步都指向同一个结果:公安部门不再只承担执法和治安职能,而是拥有独立的收入来源、数据资产和市场话语权。这种配置力度在越南过去的机构分工里并不多见。
资源换效忠,平衡之下埋着新风险
这套安排的逻辑并不复杂。军队手里有独立财权,公安就被配置对等的商业资源,两个强力部门在经济上保持势均力敌,由上层居中协调,维持相互牵制的局面。
资源给到哪里,效忠就落到哪里,本质上是用经济利益换取部门对上层的服从。军队和公安谁都无法单独形成压倒性优势,上层的仲裁位置才能稳住。
但这种做法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军队的独立财权没有被收归统一监管,只是在旁边形成另一套平行的资产体系。原来的利益结构原封不动,新增的资源又进入另一个强力部门。
改革要解决的政企分开、预算透明、监管独立,一项都没有真正落地。所谓制衡,只是把单一部门的优势拆成两个部门的对峙。
风险还在往后延伸。公安系统同时掌握执法权、数据权和经营资产,一旦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体量未必小于军队。
军队企业的经营行为至少还在国防体系内部有迹可循,公安部门的商业活动叠加执法身份,监管边界更容易模糊。数据调取、通信监听、准入审批都可以和经营决策交织在一起,外部监督更难介入。
外资和普通企业面对的局面也会变得更复杂。能源、电信、港口、油田这些关键领域的准入掌握在警方手中,审批环节的商业考量和安全考量混在一起,市场预期很难稳定。
短期看,两大部门相互牵制确实能减少单一势力过度扩张的可能;长期看,两个不受常规国资框架约束的利益主体并存,只会让后续改革的成本更高。
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影响。两大部门各自掌握经营资产之后,公共资源分配就要同时在两套体系之间权衡,财政预算、政策倾斜、人事安排都要考虑两边的平衡。
决策不再只围绕公共利益和行业效率展开,部门力量对比成为必须计入的因素。这种状态持续越久,机构自身的利益诉求就越容易压过公共治理目标。
制衡不等于改革,平衡不等于规范。越南军警两大系统各自经营的局面如果延续下去,形成的不会只是两个盈利部门,而是两套脱离公共监督的利益体系。未来一旦平衡被打破,需要付出代价的还是国家财政和普通市场参与者。
选举压力之下的路线权衡,在不同国家会以不同形式出现。把视线转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的白宫人事与话术调整,同样呈现出执政阵营向核心支持者靠拢的迹象。
选后人事回调,强硬路线重回台前
11 月 6 日,特朗普宣布任命斯蒂芬・米勒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11 月 9 日起接替苏茜・怀尔斯。
米勒长期是本届政府反移民政策和大规模遣返方案的核心设计者,这一人选被外界解读为强硬路线延续的信号。有报道提到,副总统万斯的分工被调整,更多聚焦国内议题,移民问题和对所谓腐败问题的整治成为主打方向。
在一档时事访谈节目中,评论人士指出,特朗普本周向支持者发送邮件,把中期选举结果形容为路上的减速带,并称将继续推进原有议程。政府把反腐矛头指向民主党执政的州,有人反问是否应先检视自身阵营的问题。
分析认为,这套人事与话术组合意在向核心选民传递信号,延续与民主党对抗的路线,同时也涉及对政治遗产的考量。上述解读来自节目嘉宾观点,白宫方面未就此作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