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关于未来二三十年美国、日本仍具备强大竞争力的判断之所以受到关注,并不是因为一句预言能够决定世界经济走向,而是因为它背后对应着长期资本对国家、企业和产业的观察。
美国拥有科技、金融和全球企业体系,日本则保有制造业基础与大量海外资产。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形成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完整产业体系。
巴菲特对日本资产的布局,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
伯克希尔哈撒韦陆续买入伊藤忠、丸红、三菱商事、三井物产和住友商事五家日本大型商社。2025年伯克希尔年度报告公布的数字更有参考价值:五家公司合计成本为153.82亿美元,年底市值达到353.68亿美元,当年取得股息8.62亿美元。
伯克希尔还在日本进行了日元融资,平均融资成本约1.2%,融资期限加权平均约5.75年。
这组数据说明,巴菲特看中的并不是某几家普通日本企业,而是一批能够把日本资本、商业网络和全球资源连接起来的大型商社。
三菱、三井、伊藤忠、丸红、住友等企业的业务横跨能源、矿产、食品、物流、机械和金融等领域,收入来源早已不局限于日本国内。对于日本这样的成熟经济体来说,企业向海外寻找资源和市场,本身就是应对国内人口变化的重要方式。
日本的人口问题却不能忽略。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2023年预测显示,按照中位情景,日本人口将从2020年的1.2615亿下降至2070年的8700万,65岁以上人口占比则从28.6%升至38.7%。
这意味着日本未来即便拥有一批竞争力很强的跨国企业,也需要面对国内劳动力减少、消费人口下降以及社会保障压力上升等长期问题。
美国的情况同样需要分开看。巴菲特长期看好美国企业体系,有现实基础。美国拥有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成熟的资本市场、美元金融体系以及强大的创新能力,这些优势并不会因为一轮经济周期结束就消失。美国经济能够不断产生新产业,也是巴菲特长期持有美国资产的重要原因。
但美国的财政约束也越来越明显。美国联邦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利息成本持续占用财政资源。
债务本身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马上失去竞争力,却意味着未来美国必须在财政支出、税收、利率以及经济增长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美国的优势和压力,需要同时放进未来二十年的判断框架。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79年至2023年,中国GDP年均增长8.9%,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为3.0%,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24.8%。
2023年中国GDP达到17.8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比重约16.9%。同期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4.7万亿美元,并连续14年保持全球制造业第一。
这些数据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只是经济总量,而是产业链的完整程度。中国已经形成从原材料、零部件、装备制造到终端产品的庞大工业体系。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通信设备以及大量先进制造业,都建立在这种产业协同能力之上。未来经济增速即使与过去几十年有所不同,中国仍然拥有规模庞大的制造基础和消费市场,这决定了其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重要位置。
巴菲特关于美日长期竞争力的判断,放到日本商社投资上理解,会更加清楚。五大商社的核心优势并不是依靠日本国内人口增长,而是依靠全球化经营。
它们能够参与海外矿产、能源、食品以及基础设施项目,把日本企业的资本和管理能力延伸到世界多个地区。因此,巴菲特购买这些企业,本质上是购买一组具有全球资产配置能力的商业平台。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更强”不能直接理解为日本经济会重新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人口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国内市场扩张空间有限,但日本企业在海外经营多年积累的资产、供应链和客户网络仍然存在。
只要这些企业能够持续创造利润,日本资本依然能够通过海外市场获得回报。
美国也是类似逻辑。巴菲特看重的是美国企业体系的长期创造财富能力,而不是某一年GDP增长多少。
微软、苹果、谷歌等科技企业代表的创新能力,叠加美国成熟的金融市场,使美国依然拥有非常强的资本吸引力。未来美国是否能够继续保持领先,关键取决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财政约束之间能否形成新的平衡。
至于中国,不能因为巴菲特退出比亚迪,就简单得出“中国未来不行”的结论。伯克希尔2008年以约2.3亿美元买入约2.25亿股比亚迪股票,此后持有17年,2022年开始减持,2025年已经退出。路透社报道显示,这笔投资在减持前已经获得超过20倍的增值。
从投资行为本身看,一项持续17年的投资已经完成了巨额财富增值,退出并不自动等于对企业所在国家长期前景的否定。巴菲特的投资体系本来就强调估值、风险和资金配置,不会因为一家企业曾经取得成功,就无限期持有。
2026年,伯克希尔本身也完成了一次重要的管理交接。格雷格阿贝尔自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接任首席执行官,巴菲特继续担任董事长,并仍然是伯克希尔最大的股东之一。这一变化意味着,巴菲特时代积累的投资原则开始进入新的管理阶段。
中国未来的竞争重点,也正在从单纯扩大规模转向提高产业质量。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产业不断推动制造业升级。
2025年初DeepSeek引发全球AI市场震动,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它让市场重新关注模型效率、算法优化和算力成本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人工智能竞争并不只是大型科技公司的资本竞赛。
从更长时间看,中国拥有一个美国和日本都不完全具备的条件: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工业体系同时存在。大量企业可以在国内完成研发、生产、测试和商业化,再向海外扩张。产业链越完整,新技术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所需要协调的环节就越少,这种优势会影响未来二十年的竞争。
当然,中国未来也必须面对人口结构变化、科技创新压力以及国际产业链调整等现实问题。
真正有价值的判断,不是回避这些问题,而是观察中国能否继续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科技投入,并把制造业规模转化成技术和品牌优势。过去几十年的增长证明中国已经完成了巨大的经济积累,下一阶段更重要的是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率。
如果把时间推到2046年前后,美日依然可能保持很强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中国也有机会依靠产业体系、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保持重要地位。未来世界经济更可能呈现多个经济中心共同竞争的局面,而不是简单复制过去某一个国家长期独大的格局。
巴菲特关于美国、日本长期实力的判断,有其投资逻辑和现实依据,但国家未来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张提前写好的成绩单。美国的科技和资本、日本的产业积累和海外布局、中国的完整制造体系与巨大市场,都拥有各自的优势。
真正决定未来二十年格局的,是谁能够不断解决自身问题,并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新产业竞争中持续获得新的增长动力。中国未来走向何方,关键仍在自身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的实际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