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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那天伦敦下着小雨。从唐宁街10号走出来的韦斯·斯特里廷没有撑伞，也没有回答等候在外的记者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几个小时之后，他的辞职信出现在了社交平台X上。

韦斯·斯特里廷

“在需要远见的地方，我们只有真空。在需要方向的地方，我们只有随波逐流。”这段话一柄匕首，精准地刺向了英国首相斯塔默的政治心脏。斯特里廷宣布，他“已经对斯塔默的领导能力失去了信心”，无法再“体面地、有原则地”留在政府之中。

一个从贫民窟走出来的政治家，真的能比那些“精英出身”的领导人更理解普通人的困境吗？

整个辞职事件如同一场精心编排的政治戏剧。就在一天前，斯特里廷还在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与斯塔默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气氛之紧张可想而知。更早些时候，《泰晤士报》就已经获得了风声，报道称斯特里廷已告知其盟友准备辞职并最早于5月14日发起工党领导权竞选。一名曾与斯特里廷直接交谈过的盟友透露，这位卫生大臣当时只说了五个字——“我明天动手”。

这一系列动作的背景是工党刚刚经历的地方选举惨败。在英格兰，工党仅获得了5000个席位中的1068席，流失了1229个席位。斯特里廷本人在辞职信中警告，“民族主义者在英国的每一个角落掌权”，这不仅是对选举失利的总结，更是对斯塔默执政方向的全面否定。

至此，这位43岁的卫生大臣完成了从内阁重臣到反对派领袖的蜕变，成为了辞职“逼宫”的第一位斯塔默内阁高级成员。这也意味着，围绕着英国下一任首相的争夺战正式打响了。出身贫寒的“野心家”

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斯特里廷的早期人生，“贫穷”大概是最精确的注脚。据《维基百科》介绍：他出生在伦敦东区斯特普尼的一个政府公屋里，母亲生下他时只有18岁，父亲17岁。他的外祖父威廉·克劳利是一名持械抢劫犯，曾因持枪抢劫入狱服刑，他的外祖母甚至曾在狱中与1960年代普罗富莫事件的女主角克里斯汀·基勒同住一间牢房。

正如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言，斯特里廷的人生就像一本“狄更斯小说”。

然而这个在贫困中长大的孩子，硬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路考进了剑桥大学塞尔文学院攻读历史。他自己回忆说，刚到剑桥的时候，“肩膀上扛着工人阶级的叛逆劲儿”。在剑桥期间，他当选为剑桥大学学生会主席，随后又成为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从那一刻起，政治就成了他人生唯一的方向。

毕业后，他先后在布莱尔派的压力团体“进步”组织工作，又在普华永道做过公共部门改革顾问，随后当选红桥区议员。2015年，他拿下北伊尔福德选区进入下议院，一直做到现在。

不过，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2024年大选中，斯特里廷在自己的选区只以528票——也就是仅仅1.1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艰难保住了席位。在自己的地盘上都赢得如此惊险，他能否赢得全国范围内的支持？这个问题恐怕连他本人也未必有十足把握。

2023年，他出版了一本自传《一个男孩，两个比尔和一份炸薯条》。书名中的“两个比尔”指的是他的两位祖父——一个是持械抢劫犯，另一个是传统的保守党支持者。在这个分裂的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斯特里廷，似乎天生就懂得如何在不同立场之间游走。他曾这样评价自己那位罪犯祖父：“你很难把那个善良、聪明的祖父，和一个会让别人心惊胆战的人联系起来。”

工党右翼的“新布莱尔”

如果你问一个熟悉英国政坛的人，斯特里廷到底站在工党的哪一边，答案几乎不需要犹豫——他是工党中右翼的旗帜性人物。

英国媒体《牛津邮报》将他描述为“公开爱国、强调法律与秩序”的政治人物，一个“愿意谈论国家认同”的中右翼代言人。路透社则干脆将他定位为所有潜在候选人中“最亲商”的一位，报道时间同样是2026年5月14日。

就在今年4月，斯特里廷成为首位公开建议削减福利开支以增加国防预算的内阁大臣，理由是“钱总得从什么地方来”。这番言论立刻在工党内部引发争议——在一个以福利国家为底色的中左翼政党里，公开提出“砍福利”需要不小的政治勇气，或者说，野心。

他也从不掩饰自己对托尼·布莱尔的推崇。不过，他拒绝被贴上“布莱尔主义者”的标签，认为这个称呼“太具有分裂性”。他曾在2023年接受采访时说过，如果能当上首相，“我死而无憾”。

如果你觉得这些政治定位的分析有些抽象，可以想想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工党政治家，公开主张削减福利、增加国防开支、拥抱市场经济——这听起来是不是更像一个保守党人？这种“左右横跳”的政治路线，究竟是务实，还是投机？欢迎在阅读中随时留下你的观点。

然而，他在卫生大臣任上的表现远非完美无缺。他与住院医生之间的劳资纠纷演变成了一场持久战。2025年底，他直接抨击医生们要求加薪的罢工行为“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进一步激化了与工会的矛盾。对于一个即将争取工党领袖职位的人来说，和工会对着干显然不是最优策略。

更棘手的是，2025年他还多次被迫公开否认自己在暗中“密谋推翻”斯塔默。他在接受天空新闻台采访时甚至自嘲说：“我也没有刺杀肯尼迪。”考虑到仅仅几个月后他就做出了辞职“逼宫”的举动，这些辩解如今看来多少有些讽刺。

与特朗普的“宿怨”

在国际舞台上，斯特里廷有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标签——他是特朗普最直言不讳的英国批评者之一。

美国《时代》周刊5月15日报道中，梳理了他多年以来对特朗普的批评：

早在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时，他就毫不客气地评价：“特朗普是个令人厌恶、可悲的小个子男人。想象一下，以拥有这样的人当总统为荣是什么感觉。”

2019年特朗普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斯特里廷公开支持伦敦市长萨迪克·汗的立场，主张不应该为特朗普“铺上红毯”。他当时警告：“极右翼正在全球范围内崛起，威胁着我们来之不易的权利、自由和价值观。特朗普不是我们的朋友。”

2025年9月，身为卫生大臣的斯特里廷对特朗普在医学问题上的言论发起了直接驳斥。当时特朗普声称孕期服用泰诺会增加婴儿患自闭症的风险，这一说法与主流产科医学界的指导意见完全相悖。斯特里廷在英国电视节目中明确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将孕妇使用扑热息痛与其子女患自闭症联系起来。一点都没有。不要对唐纳德·特朗普关于医学的任何言论给予丝毫关注。”

而在伊朗战争问题上，斯特里廷也毫不含糊。他承认英国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关系因伊朗问题而“紧张”，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大胆、煽动、挑衅、离谱”——但随即话锋一转，补充说：“我们都已经明白，判断特朗普总统要看他在做什么，而不是他在说什么。”

对华态度：谨慎与沉默

相比于他对特朗普火力全开的姿态，斯特里廷在对华问题上显得相当克制——或者更准确地说，相当安静。

翻阅公开记录，很难找到他专门针对中国发表过系统性言论。这种“安静”本身或许就是一种政治选择。他更倾向于将中国问题置于英国国家利益和务实外交的框架内处理，而非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对抗的靶子。考虑到他与布莱尔主义的渊源——布莱尔执政时期正是中英关系快速发展的阶段——这种谨慎姿态不难理解。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中英经贸关系的深度交织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斯特里廷在对华问题上选择了“不出头”的策略。2025年中英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1037亿美元，服务贸易预计超过3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接近680亿美元。作为工党内最“亲商”的政治人物之一，斯特里廷显然清楚，任何对华关系的剧烈波动都将对英国经济产生直接冲击。

不过，作为工党右翼的代表人物，他大概率会延续英国主流政坛的“3C”策略——合作、竞争、挑战并存。在经贸和气候变化领域保持合作，在技术和安全领域保持警惕，在人权等问题上维持一定的“道义姿态”。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他真的入主唐宁街10号，他对华政策的基调会是什么？目前来看，很可能会是一种建立在经济利益优先基础上的“务实外交”，与他亲商的政治底色保持高度一致。

通往唐宁街的路还有多远？

辞职并不意味着首相之位唾手可得。按照工党党章规定，要发起正式的领袖挑战，需要获得至少20%的工党议员——也就是81人——的签名支持。截至他辞职当天，已有近90名工党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但这并不等于他们都愿意支持斯特里廷接任。

更棘手的障碍来自于工党的选举制度。英国《天空新闻》5月14日采访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理查德·约翰逊，他一语道破关键：“最大的结构障碍是，工党党员群体的立场比斯塔默或斯特里廷更偏左。要赢得领袖职位，你必须赢得党员的心。”

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也在迅速集结。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正在试图通过补选重返下议院——没有议员身份，就无法参选党魁。而前副党首安吉拉·雷纳也在日前于社交媒体表态，她已经解决了此前引发争议的税务问题，如果斯特里廷参选，她准备“发挥自己的作用”。

从左翼的视角来看，斯特里廷面临的阻力不小。《独立报》的一篇评论干脆将他称为“廉价版托尼·布莱尔”，批评他与布莱尔的前内阁盟友、备受争议的前英国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关系过于密切。也有人质疑他上次大选中仅以528票的微弱多数保住了自己的议席——一个连自己选区都几乎保不住的人，凭什么领导整个工党赢得全国大选？

但支持者们的论点同样有力。他们指出，斯特里廷是英国政坛最出色的沟通者之一，他的加入“为斯塔默政府增添了它一直缺乏的能量与幽默感”。就在辞职前不久，NHS刚刚实现了18周治疗等待时间的中期目标，候诊名单在3月份锐减了11万人，创下17年来非疫情期间的最大单月降幅。他在告别信中没有忘记强调：“这意味着，我们正走在实现NHS历史上等待时间最快改善的轨道上。”

从东伦敦的政府公屋到剑桥大学的古老回廊，从学生运动的领袖到内阁的卫生大臣，再到如今站在唐宁街10号门外的挑战者——韦斯·斯特里廷走过了一条足够漫长的路。现在的问题是：这条路的下一站，会是那扇著名的黑色大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背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