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听过胡适这个名字，但是很少有人清楚，他最后走得很突然。
出事那天，他还在酒会上和大家有说有笑，拍照合影，看着精神头还不错，谁能想到，没过多久，他身子一歪直直倒在地上，再也没有醒过来。
不少人研究这段往事，都说表面看是心脏病突发，可真正的根子，其实是被各种接连不断的争论和指责，反复刺激情绪，最后扛不住了。
胡适这一生身上的标签挺多，新文化运动的领头人，搞文学、研究哲学，手上还有一大堆博士相关头衔，算下来有三十六个，真正正经读完拿到的只有一个，剩下三十五个，都是别人送的名誉学位。
他这辈子也掺和过不少和时局有关的事，早年曾经主张跟日本谈判，不赞成直接开打，这件事让他一直背着很难洗掉的骂名。
后来他跑去美国当驻美大使，为抗战争取外部支持，算是又做了不少实事。除了这些，他还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经常夸西方近代文明，反过来挑咱们传统文化里的各种问题，这套说法，在当时引来了一大堆反对的声音。

1961 年 2 月，距离他去世刚好一整年，已经定居台北的胡适，心脏病突然发作，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好不容易出院之后，他就借住在台大招待所休养，地点在福州街 26 号。
那段时间身体本来就虚，又染上急性肠炎，不停地拉肚子，整个人经常虚脱，特别难熬。
他的妻子江冬秀那时候人在美国，喜欢打牌，舍不得那边的牌友，一直不肯回台湾陪他，两个人就这样分开住了三年半。
胡适好几次写信劝她回来，江冬秀都不愿意。有人私下猜测，是不是之前胡适感情上出过别的事，江冬秀心里一直有个疙瘩，放不下。
直到胡适病得实在撑不住，江冬秀才慢悠悠动身回来。江冬秀做得一手地道的徽菜，很对胡适胃口，她回来之后，胡适的身体才一点点缓过来。
同年 11 月 6 号，胡适应邀参加一个会议，还在现场做了二十五分钟的英文演讲，题目叫《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讲的内容，还是他说了很多年的老观点，说我们东方那些古老文明里面，能真正支撑人的精神养分不多，现在东方人该承认，老文化里的精神价值很有限。

这番话一讲完，立刻就有学者站出来。徐复观第一个公开发难，直接说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还指着胡适，骂他是最下作的中国人。
徐复观一带头，台北一下子掀起一场很大的论战，一堆文人写文章，对着胡适的观点轮番反驳。
本来心脏就不好的胡适，被这些言论一通刺激，心脏病又犯了，11 月 26 号，他再次住进台大医院，这也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住院。
住进医院之后，这场争论并没有停下来，反而越闹越大。一边徐复观他们持续批评胡适，另一边李敖站出来，写了长文帮胡适说话。
可就算是他这边的人，话里也有让胡适不舒服的地方。李敖说胡适在全盘西化这件事上还不够彻底，人也不够认真，居然跑去整理古籍，做那种开倒车的研究，把做学问的风气带偏了。
紧接着，叶青、郑学稼这些人又写文章反驳李敖，从根上否定胡适的贡献，说他在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民主宪政这些事上，并没有真正起过多大作用，还说他贬低本土文化，是在洋人面前讨好的表现。他们甚至搬出陈独秀，说陈独秀才是新文化运动真正的播种者。

胡适人虽然躺在病房里，可这些报纸、杂志上批判他的文章，他全都不落看完了，连哪篇登在哪一页，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心里有多在意这些评价。
那段时间，他刚好过七十岁生日，按虚岁算就是七十一，离他离世，只剩七十天。
来探望的人很多，拍照的时候他脸上挂着笑，可熟悉他的人心里都清楚，这只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他从小跟着母亲长大，母亲教他，做人不能随便给人摆脸色，不管心里多难受，都要把情绪压住。所以就算心里憋着多少委屈，在外人面前，他照样维持体面。
心里憋着火，人又没法好好静养，他连治病的念头都淡了。1962 年 1 月 10 号，身体根本还没到出院的标准，他就坚持离开医院，回到福州街的住处继续休养。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杨树人后来回忆，有一天下午，胡适把他叫到住所，说谈一件公事，聊着聊着，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杂志，翻到一篇批评自己的文章给他看。
杨树人说，胡适一边指着那篇文章，一边说，你看看写的是什么，这么轻浮，再看这儿，简直乱来，这还算是一篇帮他说话的文章。
说着说着，杨树人发现胡适脸色白得厉害，情绪特别激动，一直不停地讲，手里的笔也在纸上来回划。
讲到后来，胡适直接骂了一句，真是下流。一个平时温文尔雅、讲究体面的文人，能冒出这样的重话，只能说明，他真的动了很大的火气。

过完春节，胡适又一次情绪激动地跟杨树人聊起这场骂战，他说，他们要围剿我胡适，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到底碍着他们什么了。
2 月 24 号，就是胡适离开的那天。当天，他离开疗养的福州街，赶去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参加第五次院士会议。
这次会议他期待很久了，级别很高，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这些有名的学者都到场了。上午他主持会，安排得妥妥当当，顺利选出了七位新院士。
中午，他招待院士们吃午饭。下午五点是酒会时间，这种场合本来他可以不用参加，可他爱热闹，不但到场，还在会场里忙得团团转。
一会儿跟院士聊两句，一会儿跟记者打趣，时不时还拉着来宾合影。有人开玩笑说他像个明星，他听了，笑得很开心。
酒会上他致辞的时候，仔细琢磨就能听出来，话里多少是在回应之前那场针对他的围攻。
他说起自己学生里，第二代、第三代有不少人做物理研究，第四代还有拿了诺贝尔奖的，他总结说自己虽然对物理不太懂，但是心里特别得意。
这几句话，明显是在呼应别人说他搞学术、发展科学没贡献，等于狠狠回了一巴掌。

后来李济上台讲话，有人提到科学能不能在中国生根的问题，李济还顺带提起胡适上次演讲之后被围攻的事。
胡适听完，脸上明显露出不悦。一直在旁边照顾他的王志维见势头不对，赶紧用眼神提醒他别动气。
胡适摆摆手，还是激动地说了一段话，像是在给自己辩解，也像是在反击那些骂他的人。
他说，我去年讲了二十五分钟的话，招来一堆围剿，不要去管它，这是小事，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而且很欢迎，因为这恰好代表了自由中国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说完这些，他又补了一堆官面上的话，跟他以前发表的文章内容差不多。可能是觉得自己话说得有点冲，他突然停住，急急忙忙跟大家说，好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吃点东西，谢谢大家。
说完，他转身往外走，路上又跟几位宾客、记者寒暄了几句。走到会场中间的时候，身边的人才发现，他的脸一下子白得吓人。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胡适身子一歪，倒在地上，嘴里吐出白沫，当场失去意识。

在场的人赶紧抢救，王志维把他随身带着的急救药片塞进嘴里，喂了白兰地，又给他吸氧，做人工呼吸，可这些都没有用，他再也没能醒过来。
消息传到江冬秀那里，她赶过来，看到遗体，当场哭得瘫倒在他身边。胡适原本在英文遗嘱里写过，希望身后火化，可江冬秀坚持要土葬，最后就改成土葬。
入殓的时候，他穿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上是布鞋，身上盖着北京大学的校旗。一辈子那么推崇西方文明的胡适，到下葬的时候，竟然没有穿西装、皮鞋，这个细节，很多人看到之后都忍不住感慨。

他在遗嘱里还交代，留在北京的一百零二箱书稿、手稿和文件，全部捐给北京大学；放在纽约寓所的那些书籍资料，捐给台湾大学。除去这些书和手稿，他手边剩下的现金，只有一百三十五美元。
他走之后，各界送来的挽联、挽幛有八百多件，蒋介石也送来一副，写着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短短一句话，恰好把胡适这个人一辈子的复杂和矛盾都点了出来。
他原本想葬回安徽黄山的老家，这个愿望最后没能实现，葬礼结束之后，他被葬在台北南港的旧庄墓园。
墓门上刻着四个字，智德兼隆，墓碑上的文字，写着他一辈子为学术进步、思想自由付出一切，如今在这里安息。

回头看胡适这一生，做学问、做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可一旦卷进复杂的时局，就免不了沾上一身是非。
他最后的倒下，不是一次突发的意外，是常年累月的争执、委屈、愤怒，一点一点耗尽了他本就脆弱的心脏。一个人的选择，到最后，真的会决定他一生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