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上午8点,首尔一间演播室已经架好镜头。超过40万人守在屏幕前,等着看一场“自证清白”的直播。
主角叫李镇宇,32岁,首尔大学牙医学系学生,也是今年韩国法学适性考试(LEET)的双科满分考生。他要现场做一遍韩国高考语文题,回应外界对他“用AI作弊”的质疑。
但他没有出现。
手机关机,人失联。当天下午,警方在首尔地铁千户站附近一家旅馆里找到了他。当时他已经心脏骤停,没能救回来。
现场留下一张手写纸条,大约五行字,核心只有四个字:身心疲惫。关于作弊指控,他只字未提。
从“差生逆袭”到全民围观
李镇宇之所以成为韩国名人,不是因为“满分”本身,而是因为他的成绩曲线太反常。
2013年韩国高考,他各科成绩在6到8级之间;2018年,语文仍然只有7级。韩国高考等级1级最好、9级最差,这样的成绩并不突出。
但到了2024学年度,他语文2级,英语、数学都是1级,考入高丽大学政治外交学系。2026学年度,主要科目全部1级,转学进入首尔大学牙医学系。
真正让他“封神”的,是今年LEET考试。语言理解和推理逻辑两科共70题,他全部答对,成为2008年以来首位双科满分考生。
随后他出版《大脑轴心》,讲自己如何在创业失败后徒步三周、丢掉手机,进入“模拟环境”,完成认知飞跃。他从差生变成“脑教练”,成了可以被复制、被消费的逆袭符号。
一张答题卡,点燃AI作弊疑云
问题出在他公开的那张LEET答题卡上。
有考生和教育从业者发现,卷面异常干净,几乎没有阅读理解题常见的划线痕迹。更关键的是,第25至29题的答案有过修改,而他最初填涂的选项,恰好与原第24至28题的正确答案一一对应。
这看起来像一种“整体后移一位”的错位:有人怀疑他拿到外部答案,誊写时串行了。答案可能来自AI,再通过隐蔽设备传进考场。
仅凭答题卡当然不能定罪,但这足以让怀疑从“感觉不对”变成“有东西可说”。
另一条线索更细。2025年11月,有人在韩国网络社区找生命科学Ⅱ家教,称写科学专栏需要帮助,支付了3万韩元。辅导老师后来发现,转账账户姓名与李镇宇改名前的名字一致。
对方对基础知识并不熟,却反复追问如何把题目里的图形转成文字描述,还要求老师帮忙修改表述。而他后来公布的高考成绩,生命科学Ⅱ只错一道。
于是有人推测,他可能在练习“把图形题变成AI提示词”。
这些指控至今没有被证实。
两天之内,从举报到立案
11月18日,两名律师向警方提交正式举报,指控李镇宇在LEET以及2024、2026学年度高考中利用AI作弊,涉嫌妨碍业务。
案件很快被移交首尔警察厅广域犯罪调查团金融犯罪调查组。
李镇宇当晚回应媒体:“我会通过公开测试展示自己的能力,让这些指控平息。”
十几个小时后,他失联了。
为什么偏偏是他?
时间点太敏感。
就在李镇宇被举报前四天,11月15日,韩国一名注册税务师考试第一名向警方自首,承认用微型摄像头、智能手机和生成式AI作弊。160道题只错1题,四门科目三门满分。
韩国社会对AI作弊的焦虑瞬间被点燃。总统李在明召开紧急会议,要求高考期间杜绝作弊;教育部把AI眼镜列入禁带清单,全国1312个考点配备专门识别人员;考场收缴智能设备、切断公共WiFi,还计划要求AI公司提供用户上传试题求解的记录。
高考当天,韩国共发现98名考生涉及智能终端相关违规。
在这个氛围里,李镇宇几乎成了一个“完美嫌疑人”:成绩跃升幅度太大,本人靠“认知增强”叙事走红,试卷上又留下了可被解读的痕迹。
公众未必需要一个被证实的作弊者,他们更需要一个足够可疑的“满分”,来安放自己对考试公平崩塌的恐惧。
死亡之后,真相悬置
李镇宇死后,刑事案件在法律层面基本难以继续。韩国法律规定,嫌疑人死亡通常会导致失去公诉条件。
首尔警察厅表示仍将继续调查,但一名检察官出身的律师直言,核心嫌疑人死亡后,侦查机关实际上很难再主动发现新的犯罪线索。
他没有承认作弊,也没有道歉。遗书里只留下“身心疲惫”。
这起事件留下两个很难闭合的缺口。
第一,他到底有没有作弊?真相随着死亡被永久悬置。那些答题卡痕迹,既不足以定罪,也未能被洗清。
第二,一个以“自证”为名的直播、40万人的围观、两天内从举报到立案的刑事程序,是否已经构成一种超出“嫌疑”本身的碾压?
在被举报之前,他已经被自己的逆袭神话消耗了一轮;被举报之后,他又被舆论对AI作弊的集体恐慌征用为标本。
韩国正在筑起防作弊高墙,却拦不住更深的焦虑
韩国高考的防作弊措施已经接近“战时级”:纽扣贴纸、眼镜检查、灾难警报短信、WiFi屏蔽、智能设备专项检查。
这些手段或许能拦住下一个把微型摄像头带进考场的人。但李镇宇之死暴露的,不只是某种作弊技术有多隐蔽。
它暴露的是一个把分数当终极裁判的社会,在面对新技术时有多脆弱。人们既渴望逆袭神话,也随时准备拆解神话;既要求公平,又容易把怀疑变成审判。
当“满分”本身变成需要不断自证的负担,那张写着“身心疲惫”的纸条,就不再只是一个个体的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