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绮梦飞烟。本文为历史案件纪实复盘,事件发生于对应案发年份,仅作以案普法、警示参考,还原案件始末,深挖腐败背后教训,以案普法,警钟长鸣。
在职务犯罪案件里,长期跨岗位、跨地域持续受贿,是一类危害性很强的腐败形式。很多干部在一个岗位上尝到甜头,随着职务不断升迁,手中权力越来越大,贪欲也跟着膨胀,时间跨度长达十几年,隐蔽性极强。临沂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行华就是这样一起典型案例。他从县域领导岗位起步,一路成长到市委政法委书记,手握工程审批、案件协调等重要权力,却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持续收受贿赂,涉案金额四千九百多万元,直到被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才结束了这场持续多年的权钱交易。
翻看公开通报,王行华的腐败时间线从2002年上半年一直延续到2021年7月,跨度接近二十年。先后在苍山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县长,临沂市罗庄区委书记,临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多个重要岗位任职。这些岗位,一个主抓县域经济建设,一个主管城区发展,最后的政法委岗位,统筹协调政法相关工作,每一个岗位都有不小的权力分量。他利用职务便利,或是依靠自己职位形成的影响力,亲自出面,或是托其他公职人员帮忙,给企业老板、请托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案件办理、人事安排等事项上打通门路,以此换取财物。法院审理查明,他收受财物合计折合人民币4936万余元,其中还有109万余元属于未遂,钱还没有实际拿到手,就已经案发 。
山东省纪委监委的通报,把他的违纪问题刻画得很清楚。被调查之后,他没有第一时间认错,反而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试图掩盖自己的问题。在作风层面,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出入私人会所,在私下圈子里和商人往来密切。在组织纪律方面,隐瞒个人有关事项,组织找他谈话的时候,不如实交代问题,还利用职权帮别人安排人事,从中收钱。经济上,违规借贷赚钱,违规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本该自己承担的花费,直接让商人老板买单。政商关系完全失守,和行贿老板捆绑在一起,把公共权力当成个人换取财富的工具。更值得警惕的一点是,他的违纪违法行为,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依然没有收手,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主观恶性比较大 。
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长达近二十年,他的问题没有及时暴露?这里有两个很现实的原因。第一,他的受贿行为跟着岗位流动,在县里、在区里、在市政法岗位都有收受贿赂,行贿人分散在不同领域,彼此之间互不熟悉,线索不容易串联起来。行贿的大多是企业经营者,很多人本身就不愿意主动举报,担心后续影响自己的生意。第二,他的谋利范围很广,基建工程、项目审批、案件协调,覆盖经济建设和政法领域。尤其是政法委岗位,涉及案件协调,这种权力更加特殊,一旦滥用,会直接影响司法公正,伤害群众对法治的信任,这也是这个案件和普通城建领域贪腐案件最大的区别。工程腐败,损害的是财政资金、城市建设质量;而政法岗位的腐败,侵蚀的是司法公信力,底线触碰得更深。
案件进入司法环节之后,由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异地审理。异地审理,本身也是职务犯罪案件的常规安排,避免本地人情关系干扰案件公正办理。2023年10月31日,一审宣判结果对外公布:王行华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四百万元;所有受贿赃款赃物依法没收,上缴国库 。
判决书中从轻情节,是这起案件很值得普法解读的地方。虽然涉案金额四千多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按照法律规定本应从重处罚,但法庭综合考量多项法定情节:一部分受贿属于未遂;到案之后,主动交代了大量办案机关还没有掌握的受贿事实,属于坦白;同时他有重大立功表现,认罪认罚,全部赃款赃物都追缴到位。综合全部情节,法院依法从轻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很多人会简单理解为金额大就一定要判更重,其实我国刑法量刑,不单单看涉案数额,同时兼顾犯罪持续时间、危害后果、是否退赃、认罪态度、立功等情节,是综合裁量的结果,这个判决,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复盘整个案件,我们不能只盯着最终的刑期,更要看见这类“多岗位长期腐败”暴露出的监督短板。很多干部的腐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从小额收礼开始,一步步突破底线,岗位调整之后,监督衔接跟不上,形成监督空档。干部在一个地方任职多年,容易形成稳定的利益圈子,熟人圈子、政商圈子互相掩护,日常监督很难穿透进去。
从可落地的治理角度来看,这起案件可以带来几点实实在在的改进思路。第一,落实领导干部轮岗、异地交流之后的廉政“交接审查”。干部调离原有岗位,不能只交接工作业务,同步梳理信访、项目线索,对在任期间重大工程、大额项目开展廉政复核,防止“人走事了”,把遗留的腐败线索掩盖过去。第二,针对政法委这类掌握司法协调权的岗位,建立权力清单和痕迹化管理。案件协调、督办事项,全程留痕、书面登记,杜绝口头打招呼、私下协调,压缩权力暗箱操作的空间。政法系统的权力,一旦失去约束,危害远大于一般行政岗位,必须单独划出重点监督板块。第三,完善政商交往的边界清单。明确哪些交往可以正常开展,哪些宴请、礼品、借贷属于红线,严查领导干部违规持股、违规借贷这类隐蔽的新型腐败方式。现在很多贪腐不再是直接送现金,而是股权、借贷、代付费用,形式更加隐蔽,常规检查不容易发现。第四,做实干部日常谈心谈话,抓早抓小。很多干部的堕落,最先的信号就是频繁出入私人会所、和商人交往过密、个人事项瞒报,这些苗头性问题,如果在早期及时提醒、处置,就不会发展成持续二十年的重大贪腐。
同时,这起案件也给广大公职人员敲响警钟。权力升迁,伴随的是更重的责任,而不是更多寻租机会。不少干部存在一种误区,觉得自己在地方辛苦打拼,做出过政绩,就可以利用权力给自己谋取回报。王行华从基层县域干部一步步走到厅级岗位,曾经也承担地方发展任务,但是随着地位提升,理想信念滑坡,把组织赋予的权力当成回报自己的筹码。政绩不能抵消违纪违法,过往的功劳,也不能成为贪腐的挡箭牌。不管任职多久、级别高低,只要触碰法律红线,一定会被追责。
对于普通群众而言,这起案件也让我们看懂一个道理:反腐不是只查基层小官,对于手握司法、项目审批大权的厅级领导干部,监督和查处力度同样不会放松。持续推进反腐败,就是守住工程建设的资金安全,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政法干部的廉洁,直接关系每一个普通人遇到纠纷、案件的时候,能不能得到公正对待。
反腐败没有休止符,对于跨岗位、时间跨度长的腐败案件,持续深挖线索、完善轮岗监督、强化政法领域权力制约,才能压缩权力寻租空间,防止少数干部在多个岗位上持续违纪违法。
互动话题:你认为对于政法委这类涉及司法协调的关键岗位,应当增加哪些针对性监督措施,防范权力被滥用?欢迎在评论区交流看法,感兴趣可以点个关注,持续复盘各类职务犯罪典型案例,以案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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