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罗布泊,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名字,就是彭加木。
从1980年他在这片瀚海之中失踪,至今已经46年。黄沙漫漫,始终没能寻到他的遗骸与遗物,种种离奇传闻也随之流传开来。
可当我们拨开这些玄奇的流言,真正读懂彭加木烈士便会明白:笼罩在他身上的,从来不是难解的诡秘谜团,而是一份以身许国、向荒漠求索的赤诚壮志。
彭加木原名彭家睦,1925年5月19日出生在广东番禺。
他年少时先在乡下读书,后来跟着经商的父亲迁居佛山,进入华英中学附小就读。
抗日战争爆发,战火一路向南蔓延,他被迫踏上逃难之路:佛山沦陷后,他跟随学校迁往香港沙田;等到香港失守,又辗转奔波到韶关,在仲元中学继续完成学业。
1943年,彭加木高中毕业,顺利考入搬迁到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
1947年大学毕业,他先在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担任助教,一年之后辞去这份工作,转入中央研究院从事生物化学相关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
1956年,中科院筹备组建综合科学考察委员会,计划派出多支队伍奔赴祖国边疆开展资源普查。
当时研究所已经定下名额,准备送彭加木前往苏联学习核磁共振技术,这在当年是很多科研人员梦寐以求的机会。
可彭加木却主动写信,向组织提出想去新疆考察。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把名字从“彭家睦”改成了“彭加木”。
有人问他改名的缘由,他说:“‘家睦’只想着一家和睦,我想为边疆大地添草加木,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谁也没有料到,转年他就查出纵隔恶性肿瘤,不得不回到上海接受手术与放疗。
休养大半年之后,身体刚稍稍好转,他就按捺不住,再次奔赴新疆。在之后20多年的时光里,他先后15次踏入新疆,3次深入凶险的罗布泊。
1964年3月,彭加木第一次来到罗布泊外围开展科考。
他沿着汇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采集水样,化验之后发现一个规律:河水越靠近下游,钾元素的含量就越高。
罗布泊气候干旱,蒸发量极大,水分慢慢蒸发,盐分便层层沉积在湖底。基于实地取样得到的数据,彭加木做出大胆判断:这片干涸的湖盆之下,很可能藏有储量可观的钾盐资源。
这只是他基于现场观测提出的推测,并非定论。在那个年代,钾肥是农业生产离不开的肥料,国内供应紧张,七成以上都依靠进口。
遗憾的是,彭加木没能亲眼见证猜想成真。1995年,地质勘探队伍在罗北凹地找到一处超大型卤水钾盐矿,后续勘探证实,这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硫酸盐型含钾卤水矿床。
2000年9月国投罗钾公司成立,2004年,当地2万吨每年的硫酸钾生产装置正式投产。
经过多年持续技改扩建,如今矿区硫酸钾产能达到150万吨,配套年产10万吨硫酸钾镁肥、5000吨碳酸锂,有力将我国钾肥自给率提升至大约50%。
1980年5月,彭加木第三次带队挺进罗布泊,定下目标:由中国人自己的科考队,完成罗布泊干涸湖盆的纵向穿越。
队伍从乌鲁木齐出发,把大本营设在米兰农场。一路上黄沙漫天,沙暴说来就来,车辆频繁陷进松软沙层,行进格外艰难。
历经28天艰苦跋涉,6月5日,科考队顺利走完450公里路程,第一次完整穿越罗布泊湖盆,进度还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不少。
顺利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之后,彭加木没有选择休整返程,他心里还惦记着沿古丝绸之路南线继续向东考察的计划,打算开启下一段行程。
顺利完成罗布泊湖底纵穿之后,大家本可以沿着现成的柏油路返程,可彭加木并不打算就此收工。
他和队员商量,想向东继续推进,沿着古丝绸之路南线横穿罗布泊东部,把这片空白区域的科考数据补齐。
这份计划上报中科院新疆分院之后,得到了批准,上级反复叮嘱他们,一定要留意荒漠里的风险。
6月11日清晨,科考队从米兰农场出发,罗布泊的路况远比预想的艰难,车队一天只能前进50多公里。原本计划2天走完的路程,硬生生耗费了6天。
6月16日下午,队伍抵达库木库都克以西,此时车上储备的淡水只剩下十几公斤,装在铁桶里存放许久,水质已经发黑变质,根本没法饮用。
当晚10点10分,彭加木亲手草拟电报发给附近驻军,申请支援500公斤水和500公斤油料。
第二天中午,指挥部的回电传来:18日会安排直升机送水,队伍原地等候就好。
看到电报,彭加木却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他跟身边队员说:
“直升机飞一趟成本太高,那个年代飞行一小时就要两千多元,一趟下来就要六七千元。如果我们能就地找到水源,以后来罗布泊科考的队伍,就多一处固定补水点。”
6月17日上午10点半,彭加木在帐篷里,拿出铅笔在信纸上写下一行字:
我往东去找水井。彭。六月十七日十时三十分。
字条上的日期还能看出是把“16”修改成了“17”。写完,他把纸条压在军用地图下方,带上水壶、地质锤、两台铁壳相机,独自朝着东边出发。
下午1点多,司机王万轩到车上取物品,翻地图时才发现这张字条。
全队立刻分头追寻,顺着一串42码翻毛皮鞋的脚印向东追踪,脚印清晰可辨,一直延伸七八公里,等到了坚硬的盐壳地带,痕迹彻底消失。
随后直升机、安- 2低空飞机贴着地面几十米高度,在营地东西50公里范围来回搜寻,却一无所获。
搜救时,只找到两处微弱线索:一处芦苇包上留有坐卧的压痕,还有一根芦苇杆上,夹着一张椰子奶油糖纸。
6月18日,直升机按时送来500公斤水,留在营地的队员得以脱险。6月29日,彭加木的妻子夏叔芳带着一双儿女赶到马兰基地,出于荒漠安全考量,上级只允许儿子彭海参与搜救。
从1980年6月到年底,国家先后组织四次大规模搜救,调动十几架飞机、数十台车辆、数千人次参与。
其中第四次搜寻规模最大。
11月10日队伍从敦煌进入罗布泊,12月20日撤出,历时41天,1029人次投入搜寻,排查面积达到1011平方公里,只找到两副骆驼骨架,没有任何收获。
当年科考队的行政总管陈百录回忆,彭加木出门的时候随身带着相机、地质锤、罗盘和水壶,都是金属物件,按理说金属探测仪应该能捕捉到信号,可后续探查始终没有发现。
大家由此生出两种猜想:遗物或许深埋沙层或者芦苇堆下,也有可能彭加木并没有留在这片搜寻区域。
多年之后,民间寻访者唐守业长期关注这件事。
2001年10月15日,他带着13人横穿罗布泊,第一次来到彭加木失踪纪念地,此后多年持续寻访,自筹加上企业赞助,投入资金超过260万元。
根据实地踏勘,他认为出事地点就在纪念碑周边半径十公里之内。
不过当年的副队长汪文先后来写信,提出了另一条线索,他回忆彭加木失踪位置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34公里的羊塔克库都克,自己亲眼见过脚印与篝火痕迹。
两种说法相距甚远,至今没有定论。
彭加木失踪将近4个月之后,境外一条离奇消息传了进来。
消息称,1980年9月14日,有人在华盛顿一家餐馆见到了彭加木。这条消息最先登在香港《中报》,随后合众国际社、美国之音、日本《产经新闻》纷纷转载,一时间谣言满天飞。
消息一出,我国驻美使馆立刻出面辟谣,外交部核查确认,没有对应的入境记录,查无此人。
这条谣言破绽很明显:自称和彭加木相交30多年的周光磊,连彭加木妻子夏叔芳的名字都写错了;周培源也公开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科考队副队长夏训诚说得直白:“营地附近布置着军事雷达,想靠外国飞机悄悄把人接走,根本不可能避开监测。”
而且彭加木常年患病,需要持续服用抗癌药物,出发时药全都留在营地,从这点来看,传闻也站不住脚。
为平息流言,中科院在1980年11月组织了那一次规模最大的搜寻,也就是历时41天、搜索面积 1011平方公里的搜救行动。
往后多年,网络上不断冒出双鱼玉佩、外星人、时空穿越这类猎奇说法,每到6月17日前后,相关传言就会被再次翻出来。
这些都是没有依据的猜想,却也能看出,这件事长久牵动着大众的好奇心。
流传很广的还有“队友谋害”的说法,可它的源头只是一份来历不明的“老法医笔记”,连这位法医是谁都没人说得清。
网传对应的那具干尸,经过DNA比对已经排除,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科研人员,短时间内联手伪造现场,在现实里很难实现。
这些年,罗布泊戈壁里先后发现过好几具无名干尸,每次都会被大家拿来比对。
2007年,探险者在哈密大南湖雅丹区域发现一具遗骸,身高约一米七,身着白的确良衬衣、蓝裤子,身旁还有一块上海牌手表。
可仔细核对就能发现疑点:发现地点距离彭加木失踪地点两百多公里,那块红色外壳的手表,款式80年代中期才上市。
2005年董治宝研究员在失踪点附近发现的干尸,次年探险队复核之后,同样排除了身份。一次次线索出现,又一次次落空。
目前学界认可度最高的推测是,彭加木确实独自外出寻找水源,之后倒在了荒漠之中。气象记录显示,6月16日夜间到17日上午,当地刮起八到十级大风,黄沙漫天。
罗布泊夏季地表温度常常突破50摄氏度,他身体本就孱弱,随身只带了两公斤水,很容易出现脱水、热射病,再遇上沙暴,存活概率极低。
参与搜救的马培武少校也说,这片区域只有黄羊、野兔,不存在大型猛兽。
1981年,新疆党委、政府号召向彭加木学习;1982年,上海市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库木库都克立下纪念碑,碑文写着“彭加木同志在此考察时不幸遇难”。
1990年,夏叔芳跟着摄制组拍摄《望长城》,来到碑前埋下一只铁盒。后来唐守业打电话告知她要再次进山搜寻,老人感慨:“我在有生之年能听到你们找到老彭的消息,死也瞑目了。”
彭加木曾经说过,愿意用自己的骨头,为新疆的土地添一点有机质。
他当年在河边做出的钾盐判断,如今变成了大型钾肥工厂,源源不断产出钾肥,滋养着全国各地的农田。
他一心寻找的那口水井,始终没能找到,可他看好的盐湖,实实在在造福了万千农人。
茫茫大漠至今没有给出最后的答案,但他义无反顾向东走去的缘由,早已藏在他20多年扎根边疆的坚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