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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广州喝了趟喜酒,随礼1200,回家拆开伴手礼的那一刻,我愣了

伴手礼盒是正红色的,硬卡纸,拎在手里比看着沉。我从广州南站上车,一路把它搁在脚边,没舍得拆。到家是晚上九点四十,小满睡了,婆婆屋里的灯还亮着。我坐在灶台边的小板凳上,把盒子放膝盖上,扯开那条金丝带。糖,饼干,一小瓶米酒。再往下摸,是一本卷了边的旧本子,封面上是我二十年前的字:《女装打版笔记 第一册》。
我的手停在半空,半天没动。
三天前,为这一千二,婆婆跟我翻了脸。
“一千二?你当咱家开银行呢。”
婆婆把搪瓷盆往灶台上一墩,盆底磕出一声闷响,洗菜水溅出来,洇湿了垫在下面的半张报纸。报纸上是前天的天气预报,说未来三天有雨。
我蹲在地上给小满系鞋带。她今天要戴红领巾,学校升旗。
“妈,晓棠结婚。”
“结婚怎么了。”婆婆拿抹布擦那摊水,来回擦了三遍,擦得报纸都烂了,“你哥都没了,你去吃哪门子喜酒。”
我没抬头。鞋带系好了,我又把两边拉平,拉得一样长。
小满叫了一声:“妈,勒脚。”
我松开,重系了一遍,这回系松了些。
我这双手,十六岁能独立裁一件旗袍,十九岁在番禺的厂里做打版助理,二十岁那年收到过广州服装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现在这双手一天改十二条裤脚,八块钱一条,指甲缝里常年嵌着线头。
我叫乔麦,今年三十五,在县城老街开一间改衣铺。招牌是块三合板,我自己刷的漆,五个字:麦子改衣铺。铺子一间半门面,月租八百,房东是菜市场口卖卤味的许大姐。改一条裤脚八块,换一条拉链十五,做一件棉袄一百二。旺季一个月挣三千出头,淡季两千挂零。
男人顾长海走了三年。跑货运的,三年前那个冬天在高速上心梗,车停在应急车道,人趴在方向盘上。交警打电话来是凌晨四点二十,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天小满发烧,我刚给她喂完退烧药,正拿温水擦她手心。
赔偿款下来十八万。还了车贷,还了他生前欠的两笔账,又给婆婆交了住院的尾款,剩下六万。这笔钱我一分没动,存了三年定期,写的是小满的名字。
婆婆何彩云,六十三,跟我们一起过。膝盖不好,走快了就喘,心脏里装着一个支架,每天早上吃一把小药片,白的圆的,粉的椭圆的,装在一个吃完的月饼铁盒里。她闲不住,天不亮就出去捡纸皮,一个月卖一百来块。
日子就是这么过的。不富裕,但没塌。
“妈,一千二不多。”我站起来,把书包带子给小满理正,“晓棠是长海的亲妹妹。”
“亲妹妹。”婆婆把抹布往盆里一扔,“她要真记得有个哥,这三年回来过几趟?”
这话我没接。
小满背着书包站在门口,回头看我:“妈,姑姑结婚,我能去吗?”
“你上学。”
“国庆放假。”
“放假也得写作业。”
她哦了一声,跑了。红领巾在背后飘得像一小片火烧云。
婆婆坐到门槛上,从围裙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蓝皮的,边角磨白了。她翻开,手指头沾了点唾沫,一页一页数。
“上个月电费六十八,水费二十三,小满校服一百八,你那台缝纫机换皮带三十……”她念得很慢,像在念经,“你手里有几个钱,你心里没数?”
“有数。”
“有数你还随一千二?”
我看着她。她低着头,头顶的白头发比去年又多了,用一根黑发卡别着,发卡上掉了一块漆。
“妈,”我说,“小满两岁那年,晓棠给了我一千。”
婆婆的手指停在纸上。
“她那时候刚去广州,第一个月工资一千八,给我包了一千。”我说,“这事我记了八年。”
她把本子合上,塞回兜里,站起来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又回头。
“你哪来的钱。”
“这个月接了两件棉袄。”
“两件棉袄一百二一件,二百四。”她算得比我还快,“八百的房租你还没交。”
“我交了。”
“你哪来的钱交的。”
我没答。她也不问了,进屋把门带上,带得不重。
那天下午我在铺子里坐了很久。
铺子朝北,一年到头见不着几回日头。墙上挂着一排样衣,都是我自己做的,最左边那件藏青色外套挂了五年,领子改了三次,因为每回看都觉得不顺眼。案板上摊着半件没做完的棉袄,棉花是从老家弹的,一斤十八块,絮得厚,穿上像裹了床被子。
许大姐端着一碗卤豆干进来,往案板上一放,油纸底下还冒着热气。
“又跟你婆婆拌嘴了?”
“没有。”
“你脸都白了还没有。”她拉过一张小马扎坐下,凳子腿短,她一坐就往后仰,赶紧扶住案板,“我跟你说,老人就这样。我妈活着的时候,我给她买件褂子,她能骂我三天,说我败家。后来她走了,我收拾柜子,那褂子叠得整整齐齐压在箱底,吊牌都没剪。”
我拿针扎了一下手指头,挤出一颗血珠。
许大姐瞟了一眼:“想什么呢。”
我把手在围裙上蹭了蹭。
“大姐,你说一个人,这辈子要是就差那么一步没迈过去,后来是不是就再也迈不过去了。”
“什么一步。”
我没说。
我师父姓邵,镇上裁缝铺的老先生,收我的时候摸了摸我的手,说这丫头手稳、眼准,是吃这碗饭的。他教我画省道,教我认斜裁和直裁,教我一件旗袍的襟要怎么开才服帖。他铺子里有台蝴蝶牌缝纫机,踏板是木头的,踩起来咯噔咯噔响,像下雨。
十九岁我去了番禺,在服装厂做打版助理,一天站十二个小时,手上全是针眼。二十岁那年,广州服装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寄到村里,红色的,比喜帖还红。
那年我爹查出肝上有病。住院押金要五千。
我把通知书压在铁盒子里,跟师父借了三千,跟我姑借了两千。
铁盒子现在还在床底下,里头除了那张纸,还有我爹的一张黑白照片,和长海的一枚打火机。那个打火机是他跑车时用的,铜的,磨得发亮,我试过,还能打着火。
这些事,婆婆不知道。长海活着的时候我也没说过。我这辈子没跟人说过。
许大姐看我不吭声,自己拿筷子夹了块豆干塞嘴里,嚼得咯吱响。
“我跟你说个事。”她咽下去,“隔壁老王那个杂货铺,要转。”
我手里的针停了一下。
“他儿子在省城买了房,接他去带孙子。铺子连货带照,五万块,房租涨到一千二。”
“我哪有五万。”
“我知道你没有。”她把碗往我这边推了推,“我是说,那铺子要是并过来,你这案子就能摆开,接得了整件的活。你现在这一间半,做件棉袄都得侧着身子。”
我低头继续缝。针脚走得密,一针挨一针。
“再说了,”许大姐站起来,拍了拍围裙,“你那个手艺,窝在这儿改裤脚,糟蹋了。”
她走后,我把那半件棉袄翻过来,看了看里子的走线。
有三年没做过整件的衣裳了。上回是给小满做的那件小斗篷,红的,帽子上缝了两个毛球,她穿着在雪地里滚,滚得像颗枣。
国庆前三天,晓棠打了电话来。
那天我正在给一个老头换裤腰,他腰围三尺四,裤子是儿子从外地寄回来的,长了半尺。手机在案板角上震,我手上都是粉笔灰,蹭了两下才接。
“嫂子。”
“哎。”
“我三号结婚,你……你能来吗。”
她那头很吵,像是在街上,有车喇叭声。
“能。”
“真的?”她声音一下子高了,“那你几号到,我去接你。”
“不用接,我认得路。”
“你认得什么路啊,你都多少年没来了。”她笑了一下,笑得有点急,“嫂子,我给你订酒店,你别跟我客气。”
“晓棠。”我打断她,“我自己订。”
那头静了两秒。
“嫂子,”她声音低下去,“我妈……来吗。”
我看了眼窗外。婆婆正蹲在院墙根下捆纸皮,绳子勒进手里,她使劲一拽,纸皮塌下去半截。
“她说腿疼,坐不了那么久的车。”
“哦。”
又是一阵静。电话里有人喊她名字。
“那我挂了。”她说,“嫂子,你一定要来。”
“来。”
挂了电话,我在案板上坐了会儿。老头在旁边等着,咳嗽了两声。
“你小姑子?”
“嗯。”
“嫁哪儿?”
“广州。”
“那地方好。”老头把裤腰提了提,“有钱。”
我没说话,低头把裤腰的褶子重新捏了一遍。
婆婆不进我的铺子。
三年了,她一次没进来过。有事就站在门口喊,喊我回家吃饭,喊小满放学了。我知道她为什么不进来——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是她当年的嫁妆,她娘陪送的,后来长海娶我,她搬给了我。她大概是不想看见它在我手里转。
那天晚上吃饭,我把话挑明了。
“妈,三号我去广州,来回四天。小满你看着。”
婆婆把一筷子青菜夹到小满碗里,没理我。
“铺子我关四天,门口贴个条。”
“你去。”她突然说,“你去你的。”
小满抬起头:“奶奶,我妈去吃喜酒,你气什么。”
“我气什么了。”婆婆把碗往桌上一放,“我气她拿钱不当钱。”
“一千二很多吗?”小满说,“我同桌过生日,他爸给他买了个平板,三千多。”
“你闭嘴吃饭。”
小满不说了,低头扒饭。
我给婆婆盛了碗汤,放在她手边。她没喝,过了会儿,端起来喝了。
吃完饭我刷碗,水凉,手泡在里面发木。
婆婆进来倒水,从我背后过,停了一下。
“你随六百。”
“妈。”
“六百。”她说,“人都不在了,礼就轻了。这是规矩。”
我把碗摞起来,水顺着指缝往下淌。
“妈,我随一千二。”
“你——”
“这钱我自己出。”我转过身,“从我的铺子里出,不动家里的钱,不动小满的学费。”
婆婆看着我。厨房的灯泡是十五瓦的,昏黄,照得她脸上的褶子一道一道。
“你自己出。”她把“自己”两个字咬得很重,“你哪来的自己。”
说完她端着水杯走了。
那句话在我耳朵里嗡嗡了一晚上。
我躺在小满旁边,她睡得四仰八叉,一条腿压在我肚子上。窗外有狗叫,叫了几声又不叫了。
我睁着眼想,我哪来的自己。
我二十四岁嫁过来,陪嫁是一台缝纫机和两床被子。二十五岁生的小满。二十七岁那年长海跑车赔了钱,我把嫁妆里的一对金耳环卖了。三十二岁长海没了,我连哭都没敢哭出声,怕吓着孩子。
这十一年,我确实没什么“自己”。
可一千二,是我这一个月攒下的。两件棉袄,二百四;改裤脚改了一百二十条,九百六;换拉链十二根,一百八。加起来一千三百八。我留下了一百八,正好够交这个月的电费和水费。
我翻了个身,小满的腿滑下去,我又给她掖了掖被角。
第二天一早,我去镇上取了三千块钱。
柜台里的姑娘问我要不要新钱,我说要。
新钱是连号的,硬邦邦的,捏在手里割手。我数出十二张,装进一个红信封。信封是去年过年剩下的,上面印着金色的“福”字,我把有字的那面朝里折了。
剩下的一千八,我塞回米缸底下的铁罐里。
走的前一晚,我把小满四天的衣服配好,一套一套叠起来,摆在床头。内衣放最上面,外套放最下面,中间夹了张纸条,写着“早上冷,穿外面那件”。
小满趴在桌上写作业,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妈,广州远吗。”
“远。坐车七个钟头。”
“比外婆家还远?”
“远多了。”
她想了想:“那你别去了。”
“说好了的。”
“姑姑又不常来。”她把铅笔在手里转了一圈,“她上回来,还是我六岁那年,给我买了个芭比娃娃,头发都被我梳掉了。”
“人家忙。”
“忙就不用来往了?”她抬头看我,眼睛很亮,像她爸。
我没答上来。
那天晚上我收拾包的时候,婆婆一直在院子里坐着。
她没进屋,也没说话,就坐在那张小竹椅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扇两下,停一下。十月了,早不用扇了。
我把旅行包拉到门口,试了试拉链。拉链头断了,我用红绳系了个疙瘩,能拉上,但费劲。
“妈,我明早五点半走。”
“知道了。”
“小满的早饭在锅里,热一下就能吃。中午你给她煮面,别放太多盐,她最近嗓子干。”
“知道了。”
“铺子我贴条了,四天。有人来做活,让他初六来。”
“知道了。”
她一直说知道了,一直扇扇子。
我站了会儿,回屋了。
半夜我起来喝水,看见她屋里还亮着灯。门缝底下的光,细细一条。
我没敲门。
出发那天是十月二号,早上五点半。天没亮,巷子里的路灯还亮着,光昏昏的,照在地上像一摊水。
我拎着包站在门口。
婆婆屋里的灯亮了。她披着件外套出来,头发没梳,散在肩上,白花花一片。
“几点的车。”
“七点二十。”
她走到我跟前,从裤兜里掏出个布包,蓝格的,手帕改的,塞到我手里。
“路上买点吃的。”
我捏了捏,硬硬的,是钱。
“妈——”
“别在这儿磨叽。”她转身往回走,“到了给个信儿。”
我打开看了看,两百块,两张一百的,压得平平的,边角都抚平了。
我站在巷子里,看着她把门关上。
那门是木头的,刷了绿漆,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的灰。她关得很轻,跟她平时摔盆打碗的劲儿完全不一样。
高铁七个多小时。
我坐靠窗的位置,旁边是一对小夫妻,女的一路在补觉,头歪在男的肩膀上。男的戴着耳机打游戏,时不时低头看她一眼,把她的头发往耳后拨一下。
我把脸转向窗户。
过了韶关,山就矮下去了,田是一块一块的,绿的黄的,中间夹着水塘。再往南,房子密起来,一栋挨一栋,都是四五层,顶上还加个铁皮棚。
我想起十九岁那年坐大巴来广州,坐了十四个小时,下车时腿肿得像两根萝卜。厂里管吃管住,八个人一间宿舍,晚上有人哭,有人打呼,有人蹲在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
那时候我以为我会一直待下去。
到广州南是下午两点半。出站口人挤人,我跟着人流走,走了很久才找到地铁。
晓棠发的地址我抄在纸上了,怕手机没电。纸是从小满的作业本上撕的,背面还有她算的数学题。
地铁里冷气很足,我穿着那件自己做的藏青色外套,袖口磨白了,我昨晚用同色的线补过,不细看看不出来。
换了两趟线,又走了十来分钟,才到酒店。
酒店门口立着红色的拱门,上面写着“恭贺新婚”。两个穿西装的男人在门口抽烟,看了我一眼,又看一眼我手里的包。
我进去,大堂里全是人。有个小姑娘迎上来,问我是不是男方家的,我说女方家的,她就把我往里带。
晓棠在化妆间。
她瘦了。脸小了一圈,下巴尖出来,眼睛显得更大了。穿着秀禾服,红的,头上插着金饰,一晃就响。
她从镜子里看见我,一下子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了一声。
“嫂子。”
“哎。”
她走过来,站在我面前,,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最后抓住了我的胳膊。
“你真来了。”
“我说了来。”
她眼圈一下就红了。旁边化妆师说别哭别哭,妆要花了。
她吸了吸鼻子,笑了一下:“我这人,一激动就掉眼泪。”
我把红信封拿出来,塞到她手里。
她低头看了一眼,捏了捏厚度,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嫂子,你这——”
“拿着。”我说,“姑嫂一场。”
她没再推。把信封放到梳妆台上,压在一个首饰盒底下。
“嫂子,你坐。”她给我拉了张椅子,“你瘦了。”
“我一直这样。”
“我妈呢,她腿怎么样了。”
“老样子,阴天疼。”
晓棠低下头,摆弄着袖口上的流苏。
“我跟她打电话,她总说没事。”她说,“我给她打钱,她也不要,说自己有钱。”
我心里动了一下。
“你给她打钱?”
“打啊。”她抬起头,“每个月两千,打了两年。她一开始收,后来就不收了,说让我自己攒着。”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化妆师催她补妆,她应了一声,回头又看我。
“嫂子,你先去休息室坐,待会儿开席我叫人喊你。”
“行。”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
“晓棠。”
“嗯?”
“你哥要是在,看见你这样,得高兴。”
她背对着我,肩膀抖了一下。
“嫂子你快去吧。”她声音发闷,“我妆真要花了。”
宴席设在二楼,二十八桌。
我到得早,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厅很大,水晶灯有三层,亮得晃眼。红桌布一铺到底,每张桌子中间摆一盆百合,花骨朵还没全开。
台子上挂着婚纱照。照片里的晓棠穿着白纱,笑得眼睛弯弯的,头发散在肩上。我站在那儿看了半天,几乎认不出来。
迎宾台边上摊着一本红册子,随礼簿。登记的是个穿西装的小伙子,嘴里念着名字,手上飞快地写。
我把红包递过去。他接过去捏了捏,拆开数,数完在册子上写:乔麦,一千二。
写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就那么一眼,很快,又低下去了。
我被安排在靠里的一桌,桌上立着牌子,写着“女方亲友”。
一桌十个人,我谁也不认识。左手边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烫着卷发,戴一条金项链,两只手上三个戒指。她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看到我那双鞋的时候,目光停了一下。
“你是哪边的?”
“晓棠她嫂子。”
“嫂子。”她把这两个字在嘴里滚了一圈,“哦,长海家的。”
“嗯。”
“一个人来的?”
“嗯。”
“孩子呢?”
“上学。”
“哦。”她夹了颗花生米,嚼得很响,“那你现在还守在那个县城?”
“嗯。”
“铺子还开着?”
“开着。”
“一年能挣多少?”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温的,泡得久,颜色发深。
“够花。”
“够花就行。”她笑了一下,又压低声音,“我跟你说,晓棠这个婆家条件不错。男方他爸在佛山开厂,做五金的。彩礼给了十八万八,还陪了辆车。”
我“哦”了一声。
“你家小满多大了?”
“九岁。”
“九岁。”她点点头,把花生米的皮搓掉,“孩子都这么大了。”
她没往下说,但那个意思我听懂了。男人没了三年,一个女人守着个铺子,守着一个老太太,图什么。
“你随了多少?”她突然问。
我握着杯子的手紧了紧。
“一千二。”
她脸上的笑淡了一点,随即又堆起来:“也行,也行。你一个人,不容易。”
这话比骂我还难受。
菜上来了。乳猪,龙虾,鲍鱼,一碟一碟往上端。我吃得很少,筷子搭在碟子边上。
对面坐着个瘦高男人,一直低头刷手机。他抬了下眼皮:“嫂子,你那铺子在县城哪儿?”
“老街。”
“老街那块要拆了吧,我听人说过。”
“没听说。”
“拆了能赔不少。”
“铺子是租的。”
“哦。”他低下头继续刷,“那没戏。”
我把筷子放下了。
中间新郎新娘来敬酒。
晓棠换了身旗袍,红的,开衩到膝盖上面一点。新郎跟在她旁边,个子不高,脸圆,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一口一个“嫂子”。
“嫂子,我敬你。”他把杯子举得很高,“晓棠跟我说了,说你手艺特别好,她那些打版的底子都是你教的。”
“她聪明,学得快。”
“那可不。”他嘿嘿笑,“她老跟我说,她嫂子要是来广州开店,就没别人什么事了。”
晓棠在旁边拉了他一下:“你别说了。”
“我说实话嘛。”
我端起杯子,一口喝了。酒是甜的,米酒,后劲不小。
晓棠给我倒满,凑近了小声说:“嫂子,那桌有个空位。”
我顺着她的眼睛看过去。是主桌旁边的一桌,坐了七八个人,其中一个位置空着,椅子推得很正。
“我留的。”她说,“给我哥留的。”
我端着杯子的手停在半空。
“我妈不来,我知道。”她眼睛又红了,“她要是来了,看见那个位置,得坐那儿哭。不来也好。”
我把杯子放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
“好好的。”我说。
“嗯。”
她走了,红裙子在人堆里一晃一晃的。
散席是下午三点多。人陆陆续续往外走,有人拎着伴手礼,有人抱着花,走廊里全是说笑声。
我没急着走,坐在原位喝了半杯凉茶。
服务员开始收台,盘子摞得老高,磕碰的声音一串一串。有个小姑娘过来问我:“阿姨,您还需要什么吗?”
“不用。”我站起来,“这个盒子,是每人一份?”
“是,人手一份。”她指了指门口,“那边发。”
我过去领了一份。盒子沉,压得手往下坠。
那天晚上我回到酒店,房间里有一股新地毯的味道,闷,闻久了头晕。
我把窗户开了条缝。楼下是马路,车一辆接一辆,红色的尾灯连成一条线,一直拖到看不见的地方。
我坐在床边,把脚从鞋里抽出来。脚后跟磨破了,一层皮翻着,是早上赶地铁走快了。
拿纸巾按了按,没出血。
手机响了一声。婆婆发来的,三个字:“到了没。”
我回:“到了。吃了。”
她没再回。
过了十分钟,又来一条:“随了多少。”
我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屏幕的光照在脸上,眼睛有点酸。
最后打了三个字发过去:“一千二。”
那头再没有动静。
我把手机扣在床上,去洗澡。热水浇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肩膀一直是僵的。
洗完出来,手机屏幕亮着,有一条新消息。
“哦。”
就一个字。
我坐在床沿上,看着那个“哦”,看了很久。
我想给她打个电话,手指按到拨号键上,又退出来了。
说什么呢。说晓棠瘦了,说她婆家条件好,说主桌旁边有一个空位置?
都不能说。
我把手机放下,关了灯。
窗帘没拉严,外面的光从缝里漏进来,一条白的,横在天花板上。
我躺在那儿,睁着眼,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晚上。
那年我刚嫁过来,冬天,屋里没暖气。长海从外面回来,手冻得通红,从怀里掏出个烤红薯,还热着。他掰成两半,把大的那半给我。
我说你吃。
他说我路上吃过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一晚上就吃了那半个。
我在黑暗里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
第二天回程,晓棠来送我。
她穿着件宽松的卫衣,脸没化妆,眼睛肿着,一看就是没睡好。
“嫂子,这个你拿着。”她把那个红盒子塞给我,“伴手礼,一人一份,我给你留了一份。”
盒子很沉。
“里头有糖,还有一瓶酒,彬子他爸自己酿的。”她说,“你路上别拆,回家再拆。”
“知道了。”
“还有——”她张了张嘴,又咽回去,“算了,你回去看吧。”
检票口排队,她一直站在栏杆外面。
我走了几步,回头,她还站在那儿,举起手挥了挥。
那手势跟八年前一样。她头一回去广州,我送她到汽车站,她上车前也是这么挥手的。
高铁上,我把盒子放在脚边,一次也没打开。
窗外的房子越来越矮,田越来越宽,天也一点点暗下去。
过了韶关,隧道一个接着一个,车厢里忽明忽暗。有人打呼,有人小声讲电话,有人剥橘子,橘子皮的味道飘了一整节车厢。
我想着那一千二,想着那个女人说“也行也行”时的表情,想着那个空着的位置。
想着想着,忽然想起一件事。
晓棠上中专那年,寒假回来,瘦得下巴都尖了。我问她学校伙食怎么样,她说挺好的,天天有肉。
后来她同学来家里玩,说漏了嘴:她一个月生活费一百五,天天吃馒头就咸菜,省下的钱买了台二手缝纫机。
那台缝纫机她用了四年,毕业的时候卖了二百块。
到家九点四十。
小满睡了,脸上压着枕头的褶子。我给她把被子拉到下巴,她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
婆婆屋里的灯还亮着。
我推门进去。她坐在堂屋那把旧椅子上,没开大灯,只开了墙角一盏小的,光打在她脸上,一半亮一半暗。
“回来了。”
“嗯。”
“吃了没。”
“车上吃了。”
她没再问。我把包放下,正准备进里屋看小满,她开口了。
“路费多少。”
“七百二。”
“来回?”
“来回。”
她“啧”了一声,像牙疼。
“加上一千二,小两千。”她说,“你一个月挣多少,心里有数没。”
“妈,我累了。”
“我也累。”她把椅子往前挪了挪,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一声,“我在家坐了一天,就等你回来,问你一句话。”
“你问。”
“那一千二,是不是借的。”
“不是。”
“你哪来的。”
“我攒的。”
“你攒的。”她把这三个字重复了一遍,语气很平,“你一个月两千六,房租八百,小满的伙食二百,水电一百多。你攒的。”
我没说话。她算得没错,一分不差。
“你借了谁的。”她站起来,“许大姐?还是把那个定期取了?”
“妈,我没借钱,也没动定期。”
“那你哪来的钱!”
她声音一下高了,抬手指着我,手指头在抖。
“你当我老糊涂了?你那个铺子,一个月进多少出多少,我闭着眼都能算出来!”
我也上来了。
“我接了两件棉袄,二百四。改了一百二十条裤脚,九百六。换了十二根拉链,一百八。”我一字一句地说,“一千三百八。我留了一百八交水电,剩下的一千二,随礼。”
她愣住了。
“我没花家里一分钱。”我说,“也没动小满的学费。”
堂屋里静下来。
墙角那盏小灯嗡嗡地响,灯管老化了,一直响。
婆婆慢慢坐回去,坐得很重,椅子叫了一声。
过了好一会儿,她开口,声音低下去。
“我不是心疼那个钱。”
“我知道。”
“你不知道。”她抬起头,“我是怕。”
她把手放在膝盖上,两只手绞在一起。
“你手里一分钱没有。万一小满半夜发烧,万一我这心脏又不行了,你拿什么顶。”
我站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哥走的那天晚上,”她说,“我一个人在屋里坐了一宿。我不敢想他,一想他,这日子就过不下去。我就想一件事:这个家,完了没有。”
她停了停。
“第二天早上你起来做饭,锅碗碰得叮当响。我听着,心里想,还没完。”
她抹了把脸。
“这三年,你每天五点起,十一点睡。我看见了。”
“妈——”
“行了。”她摆摆手,站起来,“水在壶里,自己倒。”
她往屋里走,走了两步,又停下。
“礼随了就随了。”她背对着我说,“别跟人说你随了一千二。”
“为什么。”
“人家会说你傻。”
门关上了。
我在堂屋里站了会儿,才想起手里还拎着那个盒子。
我把它拿到灶台边,坐下,拆了那条金丝带。
糖是八颗,铁盒装的,红的绿的。饼干一盒,杏仁味的。一小瓶米酒,用蜡封了口。
底下垫着一层红纸。
我把红纸掀开。
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的。信封下面,压着一本本子。
本子我认得。
那是我二十年前的本子。封面是牛皮纸,我用钢笔写的字,墨水洇了一点,成了个小小的蓝疙瘩。
我的手开始抖。
先拆信。
信纸是酒店的信笺,两页,字写得急,有几处涂改。
“嫂子:
这钱你收着,别退,退了我就当你不要我这个小姑子了。
当年我初中毕业,我妈说不念了,让我去镇上饭店端盘子。是你偷偷塞给我三百块,让我去读中专。那三百块是你改了一个月裤脚攒的,我知道,因为那一个月你天天半夜还在踩缝纫机,我起夜看见的。
哥走那年,我妈住院放支架,报销完还差两万四。你把陪嫁的银镯子卖了,把哥那块手表也卖了,又跟许大姐借了六千,剩下的从赔偿款里挪的。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在广州,我妈打电话跟我说,嫂子把钱交了,你别回来,来回车票贵。
卡里八万。五万是我这几年攒的,三万是彩礼里我留的。彬子知道,他同意的。
我妈那个人,嘴硬。她要是说了什么难听的,你别往心里去。她这辈子就会一种疼人的法子,就是先骂你一顿,再偷偷给你塞钱。
那本子我给你带回来了。你当年教我打版,第一页画的那个省道,我到现在还在用。我们公司现在做女装,版房师傅说我底子好,我说是我嫂子教的。
嫂子,你要是哪天想回来,铺面我帮你找。广州这边做定制,一件旗袍能卖三千。
你要是不来,就把铺子弄大点。别改裤脚了。
晓棠”
信我看完了,又看了一遍。
第二遍看到一半,眼睛就糊了。我把信纸放下,抹了把脸,手背上全是水。
然后我翻开那本笔记。
第一页是我画的省道图,用铅笔画,旁边标着尺寸。纸已经黄了,边角卷起来。
翻到第二页,有一行铅笔字,是晓棠的,写着“2015年”。字歪歪扭扭,铅笔描了好几遍,把纸都描破了。
再往后翻,每隔几页就有一行她的字。
“今天嫂子教我锁边,我锁歪了,她没骂我。”
“嫂子说,做衣服先做人,线要走直。”
“我走了,嫂子送我到车站,给我煮了六个鸡蛋。”
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我和晓棠,站在老屋门口。我二十四,她十五。她穿一件碎花褂子,袖子短了,底下接了一截蓝布,笑得露出两颗门牙。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我嫂子。”
我把照片贴在胸口,坐在灶台边,肩膀一抽一抽的。
不知道坐了多久,身后有响动。
婆婆站在厨房门口,手里端着个搪瓷缸,热气往上飘。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桌上的东西。
“拆了?”
我赶紧擦脸。
“妈,你还没睡。”
她走过来,把搪瓷缸放在桌上,里面是热水,冒着白气。
她在对面坐下,看了一眼那封信,又看了一眼那本笔记。
“她给了你多少。”
“……八万。”
婆婆没说话。她伸手把信拿起来,凑到灯泡底下看。她认字,认得不多,看得慢,嘴唇跟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动。
看到一半,她把信放下了。
“这个死丫头。”
她骂了一句,声音却哑了。
“她每个月给我打两千。”婆婆说,“打了两年。”
我抬起头。
“我没花。”她把搪瓷缸往我这边推了推,“一分没花。”
“妈——”
“我给她存着。”婆婆的手在膝盖上搓了搓,“我想着,她一个姑娘家在外面,万一哪天过不下去了,手里得有个底。”
她顿了顿。
“后来她不打了,说我不收。我就说,那你打给你嫂子。”
我愣住了。
“她没打给你?”
“没有。”
婆婆沉默了一会儿。她抬手在脸上抹了一把,抹得很用力。
“我以为她打了。”她说,“我也没问。我想着,你们年轻人的事,我插什么嘴。”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
“这丫头,翅膀硬了。”
她站起来,走到灶台边,从米缸后面摸出个东西。
一个塑料袋,裹了三层,用橡皮筋扎着。
她把袋子放在桌上,一层一层解开。
里面是一个存折,还有一个蓝皮本子。
“你自己看。”
我翻开存折。
户名:顾小满。三个字写得歪,一笔一划,像是照着描的。
“怎么是小满的名字。”
“写我的名字,我要是哪天走了,你们取钱还得跑证明,麻烦。”她说,“写她的,她长大了自己去取。”
第一笔是二〇二〇年一月,三百。第二笔二月,两百。后面一笔一笔,多的时候五百,少的时候一百。
最后一页,余额:七万二千四百。
我抬头看她。
“你每个月给我那五百块生活费,”婆婆说,“我花二百,剩下三百存这里。捡纸皮卖的钱,也存这里。”
“妈……”
“我六十二了。”她把外套裹紧了些,“我这心脏,指不定哪天就停了。我死了不要紧,小满还小。”
我的眼泪又下来了。
“你别哭。”她说,“我话还没说完。”
她把那个蓝皮本子推过来。
我翻开。
第一页写着:“给小满的账”。
后面一笔一笔,密密麻麻,全是数字。有“卖纸皮 42”,有“卖废铁 18”,有“过年小满压岁钱 200(我添100)”。
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字很大,写得很用力,把纸都划破了:
“小满上大学,奶奶供。”
我合上本子,捂住了脸。
婆婆坐在对面,没动。
过了很久,她说:“乔麦。”
我抬起头。
“你今年三十四。”
“嗯。”
“三十四,还年轻。”
我看着她,不知道她要说什么。
她的手在桌面上放着,手背上的皮松了,青筋一根一根凸出来。
“我不拦你。”她说,“你要是哪天想走,我不拦。这钱你拿着,别空着手走。”
我一下站起来,凳子倒在地上。
“妈!”
“你听我说完。”她抬手压了压,“我不是赶你。我是说,我留不住你,我知道。长海没了,这个家就剩个空壳子。你守着,是你心善,不是我应该的。”
“你别说了。”
“我得说。”她的声音抖了一下,“我这辈子没跟人说过软话。我今天说一句:这三年,辛苦你了。”
我蹲下去,扶起凳子,蹲在地上没起来。
眼泪掉在水泥地上,一滴一个圆点。
婆婆也哭了。她哭得没声音,就是肩膀在抖,用手背一下一下抹眼睛。
“你起来。”她说,“地上凉。”
我没起。
她走过来,弯下腰,手放在我头上。
那只手很粗,掌心全是硬茧,是捡纸皮磨的。
“起来。”她又说了一遍,“锅里还有半碗面,我给你热热。”
第二天上午,我把那八万块钱的卡和婆婆的存折一起摆在桌上。
小满上学去了,家里就我们俩。
“妈,这钱我不动。”
“你不动它干什么。”
“我想盘个铺子。”我说,“隔壁老王那个杂货铺,五万块转,房租一千二。”
婆婆皱眉:“你哪来的五万。”
“这卡里有八万。”
“那是晓棠给你的。”
“她给我,是让我把日子过好。”我说,“我把铺子弄起来,就是过好。”
婆婆不说话了。
“剩下的钱,”我接着说,“我给小满单开一个户,存进去。她的学费,我一分不会少。”
婆婆低着头,抠着桌角上的一块漆。
“一千二的房租。”她嘟囔,“你一个月才挣三千。”
“铺子大了,能接整件的活。”我说,“许大姐说,我这手艺窝在这儿改裤脚,糟蹋了。”
“她懂什么。”
“她说得对。”
婆婆没接话。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
“装修呢,进货呢,周转呢。”她一样一样数,“八万够?”
我没说话。
“不够你怎么办。”
“先欠着。”
“欠谁的。”
我没答上来。
她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你这手艺,”她说,“窝在这儿十几年了。”
“妈——”
“要不是长海……”她没说完,摆了摆手,“算了。”
她站起来,进了里屋。抽屉开了一下,又关上。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裹了三层,用橡皮筋扎着。
她把袋子放在桌上,一层一层解开。
里面是一个存折。
“我这儿有七万二。”她说,“你先拿去用。”
“妈,那是小满的钱。”
“我知道是小满的钱。”她把存折拍在桌上,“我借你,不是给你。”
“这钱我不能动。”
“你听我说完。”她的手指头在存折上敲了两下,“你打借条。两年还清,一分不能少。还不上,铺子归小满。”
我看着她。
“你写不写。”
“……写。”
她从围裙兜里摸出一支圆珠笔,笔帽咬得都是牙印,又摸出那个蓝皮本子,翻到最后一页。
“写这儿。”
我趴在桌上,一笔一笔写:今借到何彩云人民币七万二千四百元整,用于铺面周转,两年内还清。借款人,乔麦。日期,二〇二五年十月五日。
写完她拿过去,凑到窗户底下看,看了很久。
“字太潦草。”她说。
“我重写。”
“不用了。”她把本子合上,塞进兜里,“我认得。”
她把存折推到我面前。
“你要真干,”她说,“我去给你看店。”
我愣了一下。
“我腿不行,但坐着行。”她说,“收钱我会,记账我会。”
“妈——”
“你别以为我白干。”她把脸一板,“一个月给我三百。”
我笑了,笑着笑着又想哭。
“行。”我说,“三百。”
那年十一月,我把隔壁的铺子盘下来了。
签合同那天,老王把钥匙往我手里一拍,说这铺子他守了十六年,交给我放心。他又指了指墙角:“那台冰柜给你留着了,夏天能冰点水。”
我数了五万块给他。钱是从卡里取的,一沓一沓,银行的人问我要不要转账,我说不,我要现金。
我想摸摸那五万块钱的分量。
老王搬走那天,把货架都留给了我。我找人把两间打通,中间砌了个台子,台子上面铺了块白布,是我从布行淘的,一米十二块。
招牌重做了,还是三合板,还是我自己刷的漆,四个字:麦子制衣。
许大姐说这名字好,接地气。她送了个花篮,红的,摆在门口,被风刮倒了两回。第三回她拿砖头压住了。
晓棠寄来两大包面料,都是广州那边的尾货,有雪纺,有棉麻,还有几块真丝。附了张纸条:“嫂子,先练手,赔了算我的。”
开业那天没放炮。我不兴这个,放了也是自己听。
头一个礼拜,来的都是老街坊。有人站在门口看半天,问:“乔麦,你改行了?”
“没改。”我说,“还是做衣服。”
“做新衣裳?”
“做新的,也改旧的。”
“那贵不贵?”
“看料子。”
大多数人点点头就走了。我也不急,坐在案子后面,把晓棠寄来的面料一块一块摊开,摸,比,想着做什么样的版。
第八天来了个人。
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穿着件旧呢子大衣,袖口磨得发白。她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才进来。
“师傅,我这件衣裳,能改吗。”
我接过来看。是好料子,纯羊毛的,就是款式老了,肩太宽,腰太直,穿上像个桶。
“能改。”我说,“肩收两寸,腰掐进去,长度剪到膝盖上面。三百。”
她愣了一下:“三百?”
“嫌贵你再问问别家。”
“不贵。”她赶紧说,“我问过,人家说这料子不敢动,怕做坏了。”
“我给你做。”
那件大衣我做了六天。拆的时候小心翼翼的,缝线一挑一挑地挑,怕把料子挑出洞。改完她来试,站在镜子前面,半天没说话。
我以为不合身,赶紧说:“哪儿不合适我再调。”
她转过身,眼睛红了。
“我男人走的那年做的这件衣裳。”她说,“十九年了,我一直没舍得扔。今年我闺女要结婚,我想穿着去。”
我没说话,把她的袖子又捋了捋。
她掏钱的时候手抖,数了三遍。临走时回头说了一句:“师傅,你这手艺,不该窝在这条街上。”
那天晚上我关了店,没急着回家。
我把那本笔记摊在案板上,一页一页翻。
翻到中间,看见晓棠写的一行字:“嫂子说,衣服是给人穿的,不是给架子穿的。”
我拿铅笔,在这行字下面添了一句:“人要活得舒展,衣服才撑得起来。”
写完自己看了看,觉得有点酸,又划掉了。
最后我在本子最后一页,画了个图样,是小满的尺寸。肩宽一尺一,胸围二尺四,袖长一尺五。
她长得快,明年又得改。
过了些日子,婆婆来了。
她站在门口看了半天,才迈进去。那台蝴蝶牌我没摆出来,收在里屋,用块布盖着。
她在店里转了一圈,摸了摸案子,摸了摸布料,最后坐到收银台后面那张藤椅上。
从那天起,她每天下午两点来,坐到六点。
她真的会记账。一个硬壳本,横格纸,日期、项目、金额,一笔一笔,写得工工整整。她眼睛花,得戴老花镜,眼镜腿用胶布缠过。
有回一个姑娘来做旗袍,量完尺寸问多少钱。婆婆在旁边插嘴:“八百。”
我说:“六百。”
“八百。”婆婆瞪我一眼,“料子钱还没算呢。”
姑娘笑了,说八百就八百。
人走了以后,我跟她说:“妈,你这价报得太狠了。”
“狠什么。”她数着钱,“你那手艺,值这个价。”
我愣了一下。
这是她头一回夸我。
冬至那天,晓棠打了电话来。
她在电话里吐了。
我一听就明白了。
“几个月了?”
“两个月。”她声音虚,“嫂子,我害怕。”
“怕什么。”
“我怕我当不好妈。”她说,“我这人毛毛躁躁的。”
“谁生下来就会当妈。”我说,“我生小满那年,连尿布都不会换,把她包得像个粽子,你哥笑了我半个月。”
她在那头笑,笑着笑着又哭了。
“嫂子,我想吃你做的醪糟。”
“你回来,我给你做。”
“我怀着孕,坐不了飞机。”
“那就高铁。”
她沉默了一下。
“嫂子,”她说,“我妈……她还好吗。”
“好。”我说,“天天来铺子里坐着,管账,比我还凶。”
“她骂你?”
“骂。”
“你受着?”
“受着。”
她笑了,笑得鼻子不通气。
“嫂子,你跟她说,我想她。”
“你自己说。”
“我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
那头静了很久。
“我十二岁那年,她打我,说我偷钱。”晓棠说,“我没偷,是我哥拿的,他买了烟。她不信我,拿扫帚打我,打得我腿上一条一条的。”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
“后来我哥承认了。她也没跟我道歉。”晓棠说,“她就是不说话,给我煮了碗鸡蛋面,两个荷包蛋。”
“她就那样。”我说。
“我知道。”她说,“我就是……有时候想起来,还是难受。”
“难受就回来。”我说,“回来吃碗面。”
那年腊月,晓棠回来了。
她一个人,肚子刚显怀,从高铁站打车到老街。
我正在给客人量体,听见门口有动静,抬头。
她站在门口,穿着件宽大的羽绒服,脸红扑扑的,手里拎着两袋东西。
婆婆从藤椅上站起来,眼镜都没摘。
两个人就那么站着,谁也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婆婆说:“进来啊,站门口当门神呢。”
晓棠进来,把东西放桌上。
“妈。”
“嗯。”
“我给你买了件棉袄。”
“我有棉袄。”
“你的都破了。”
“破了能补。”
晓棠不说话了。
婆婆也不说话。
我低头继续量体,假装没看见。
过了一会儿,婆婆伸手,把那个袋子打开了。
是件枣红的棉袄,绒面的。
“这么红。”她嘟囔,“我这岁数穿这个,像什么话。”
“你穿。”晓棠说,“过年穿。”
婆婆把棉袄抖开,看了看,又叠起来。
“多少钱。”
“不贵。”
“我问你多少钱。”
“三百八。”
“三百八!”婆婆声音一下子高了,“你钱多烧的?”
晓棠的眼圈一下就红了。
我赶紧打圆场:“妈,人家一片心意。”
“心意心意,心意能当饭吃?”婆婆抱着棉袄往里屋走,走到门口,声音低下去,“太艳了,我穿不出去。”
第二天早上,她穿了。
枣红的棉袄,配一条黑裤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还别了根新发卡。
她坐在藤椅上,一上午都没起来,怕把衣裳压出褶子。
有个老主顾进来,说:“何大姐,这衣裳好看啊。”
“我闺女买的。”她说。
声音不大,但一屋子人都听见了。
除夕夜,我们仨加上小满,在铺子后面的小屋吃年夜饭。
桌子小,菜摆不下,我把案子擦干净,拼在旁边。
婆婆做了红烧肉,晓棠炒了个青菜,我炖了锅排骨。小满负责摆碗筷,摆了五副。
婆婆看了一眼:“多摆一副干什么。”
小满说:“给我爸。”
屋里静了一下。
婆婆伸手,把那副碗筷摆正了,还往里推了推。
“摆着吧。”她说。
晓棠低下头,扒了口饭。
窗外有人放炮,噼里啪啦的。
我给大家倒酒,倒到那副空碗前面,停了一下,也倒了一点。
“喝吧。”婆婆说,“他在的时候,就爱喝这个。”
那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
晓棠说起广州的事,说她们公司今年做了个新款,卖爆了,她拿了三万块提成。
婆婆说:“攒着,别乱花。”
“知道了。”
“孩子生下来,花钱的地方多。”
“知道了。”
“你婆婆那边,对你好不好。”
晓棠愣了一下。
“好。”
“那就行。”婆婆夹了块肉给她,“人家对你好,你得记着。别跟人甩脸子。”
“我什么时候甩脸子了。”
“你现在就在甩。”
晓棠把碗一推:“妈!”
婆婆笑了。
我头一回见她笑得那么松。
开春以后,铺子的生意慢慢起来了。
先是街坊来做衣服,后来是邻县的,再后来有人从市里开车来。有个姑娘拿了张照片,说要做件一样的,是她奶奶年轻时候穿的旗袍,黑白照片,看不清细节。我照着照片画了三天版,做了七天,收了八百。
姑娘穿上照镜子,哭了。
她说她奶奶走了三年,她一直想留个念想。
那天晚上我收拾案子,看见婆婆还没走,坐在藤椅上打盹。
我给她披了件衣裳。
她睁开眼:“几点了。”
“八点半。”
“哦。”她坐直了些,“今天挣了多少。”
“六百八。”
“嗯。”她点点头,“比改裤脚强。”
我笑了。
“妈,你当初为什么只让我随六百。”
她没说话,端起搪瓷缸喝了口水。
“你说实话。”
她把缸子放下。
“一千二,你得攒一个月。”她说,“我不想你为了我闺女,苦一个月。”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你这人,”她说,“死要面子。我说六百,你非得一千二。我拦不住你,我就心里堵。”
“妈。”
“你别妈了。”她摆摆手,“现在不是挺好的。铺子也大了,钱也挣了。我那点小心思,不值当提。”
我蹲下去,握住她的手。
“值当。”
她把手抽回去,在裤子上蹭了蹭。
“行了行了,肉麻。”她站起来,“我回去了,你锁门。”
走到门口,她又回头。
“乔麦。”
“嗯。”
“明年这时候,把铺子再扩一间。”
“钱不够。”
“我这儿还有。”她说,“今年又攒了点,不多,够你添两台机器。要利息。”
我笑出声。
“行,几分利。”
“一分。”她想了想,“不,两分。”
“妈,你这是高利贷。”
“爱借不借。”
她推门走了,绿漆门在身后合上,还是那么轻。
我站在铺子里,看着墙上那排样衣。
最左边那件藏青色外套还挂着,领子改了三次,我打算再改第四次。
案板上摊着半件旗袍,是给市里那个姑娘做的,还差一道滚边。
缝纫机是新买的,电动的,比我那台蝴蝶牌快。蝴蝶牌我没扔,擦干净了,摆在里屋,踏板上还留着当年的磨痕。
小满在里屋写作业,写得烦了,跑出来问我一道数学题。
我看了看,是鸡兔同笼。
“你先假设全是鸡。”我说。
“然后呢。”
“然后腿就少了。”
“为什么少。”
“因为兔子四条腿。”
她哦了一声,跑回去了。
我坐下来,继续缝那道滚边。
窗外的天一点点暗下去。许大姐在街对面收摊,卷帘门哗啦哗啦响,响了三下才到底。
我想起那天晚上,坐在灶台边拆盒子。
看见那本笔记的时候,我手抖得厉害。
那时候我以为,让我愣住的是那八万块钱。
后来才慢慢明白,不是。
是有人把我十五年前丢下的一个念头,替我收了十五年,还留着。
针脚要密。
一针挨一针,衣裳才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