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20日,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因脑溢血在北京病逝,年仅55岁。噩耗传到西花厅,这位在外宾面前从来分寸不乱的总理,罕见地难掩悲痛。
能让周总理如此动容的人不多,龚澎是其中之一,她和总理的交情,要从三十多年前说起。1935年12月,燕京大学的未名湖畔来了一群外国记者。
主持这场记者招待会的,是历史系学生龚澎和姐姐龚普生。一二·九运动刚刚爆发,两个姑娘用流利的英语向外界介绍学生的抗日主张,这大概是龚澎和对外新闻工作结缘的起点。
她1914年出生在日本横滨,原籍安徽合肥,原名龚维航。1936年入党时,因为敬仰农民运动领袖彭湃,改名龚澎。
1938年她到了延安,进入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这年夏天还被点名为毛泽东担任过翻译,随后奔赴太行山,在八路军总部做秘书工作。真正让她和周恩来结下深厚工作情谊的,是重庆。
1940年底起,她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外事组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新闻发言人。那几年的雾都,国民党新闻封锁严密,外国记者想摸清中共的底细,很大程度上要靠她这条渠道。
她的工作方式很有特点:不躲问题,不说空话,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讲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记者们找她,往往能拿到实实在在的信息。
这种既有原则又有温度的风格,正是周恩来所倡导的,也让她成了南方局对外宣传最得力的帮手之一。1943年,她在重庆和乔冠华结婚,第二年长子乔宗淮出生在曾家岩50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周公馆。
抗战胜利后,她转战香港,主编英文刊物《中国文摘》,继续向海外介绍解放区的真实面貌,笔名钟威洛,文章在海外读者中颇有影响。新中国成立,龚澎被任命为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是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
1954年日内瓦会议,她随代表团出征,和黄华一起举办了多场记者招待会,在西方记者的追问中为新中国发声。第二年7月,经周恩来批准,情报司改名新闻司,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
1964年10月,她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仍然分管新闻工作。从重庆的办事处到北京的外交部,她在周恩来身边干对外新闻工作前后二十多年,熟悉总理的思路,也懂外国记者的心理,这样的人才在当时的外交队伍里屈指可数。
1970年5月,龚澎突然跌倒,被送进301医院,诊断为脑动脉血管破裂。周恩来得知后,指示医院要尽最大的力量为她治疗。
几个月里,医生们想尽了办法,她的病情时好时坏,到了9月20日,还是没能挺过来,留下了丈夫乔冠华和一双儿女。对周恩来来说,失去龚澎,是失去了一位共事几十年的得力助手。
他身边的外事干部不少,能在对外宣传上独当一面、又深得他信任的却不多。这样一个人走了,悲痛之外,还有工作上实实在在的空缺,这份分量,外人很难体会。
这份惋惜持续了很多年。据乔松都在回忆父母的著作中记载,1973年,周恩来在西花厅见到她和哥哥乔宗淮,谈起龚澎,说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又说“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这时龚澎已经去世约三年,总理提起她,依然是满怀惋惜。看龚澎的一生,最可贵的是把一份工作干成了一项事业。
她没有留下多少宏篇大论,留下的是一套对外发声的路子:讲事实,讲道理,讲得让人信服。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很多做法,都能在她当年的工作里找到影子。
再说周总理那份罕见的动容。周恩来一生送别过许多战友,大多数时候都把悲伤压在心里,照常工作。
龚澎的离去让他难以释怀,说明两人之间早已超出上下级的关系,是长期并肩作战积累下来的信任,这种信任在外交战线上尤为珍贵。还要看到,龚澎是那一代女性革命者的缩影。
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原本可以过安稳日子,却把青春交给了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外交。像她这样在国际场合为国发声的女性,当年寥寥无几,她用实绩证明了女性完全可以在外交一线挑大梁。
龚澎开创的这条路,今天仍有人接着走。外交部官网显示,毛宁目前担任外交部发言人兼新闻司司长,新闻司再次由女性执掌。
每个工作日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中外记者围绕各类热点发问,发言人当场作答,已经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外交的一扇窗口。11月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嘉昆介绍了中国率先批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的情况,38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
被问到台北驻巴新经济办事处被关闭一事,他表示,巴新政府的做法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从重庆曾家岩的几间小屋到今天的外交部蓝厅,中国对外发声的舞台大了,底气也足了。
当年龚澎面对的是封锁和偏见,今天的发言人面对的是全球的目光。不变的是那条朴素的道理:把中国的立场讲清楚,让世界听得懂。
回到1970年那个秋天,周总理在龚澎去世时罕见的悲痛,是对一位优秀外交战士最真挚的告别。没有人能够代替她,这句话出自一位总理之口,分量很重,也让后人记住了这位新中国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记住了她为中国发声的那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