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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迎来人口死亡高峰!全球人口格局要改写,65岁老人超8.52亿

“死亡高峰”听起来刺耳,但它和战争、瘟疫造成的死亡集中不是一回事。它源于一个社会的年龄结构:某个时期出生的人多,后来又普遍活到高龄,几十年后,离世人数自然会在较长时间里处于高位。
所以,讨论这个话题,从年龄结构入手比盯着某一年的死亡人数更能看清问题。

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8.52亿,约占总人口的10.5%。要理解这个数字背后的变化,美国人口普查局2026年8月发布的《老龄化世界:2025》是一份很有参考价值的材料。
这份报告属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国际人口报告”系列,作者包括该局四位研究人员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学者,研究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的国家老龄化研究所资助。报告中还收录了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瑞典、印度、阿根廷等国学者撰写的专题文章。
使用这份报告的数据,先要弄清它的口径:
除另有说明外,“老年人口”指65岁及以上人群;

人口规模与结构的预测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数据库”,基于各国的年龄性别结构,以及对未来生育、死亡、迁移走势的假设;
预测数据截至2023年11月,预测期延伸到2060年。上一版《老龄化世界:2015》只预测到2050年;
各国预测会随新数据更新,因此报告中的数字并非每个国家的最新版本。报告认为,这种更新对老龄化指标的影响总体不大,不改变总体趋势;

地区比较同时使用三套分组:联合国地区划分、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21年“超级地区”划分,以及世界银行2024年收入组别。
在这把“尺子”下,报告的核心判断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比仅仅十年前预想的还要快。年龄分布向“头重脚轻”转变,这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而且不可避免。报告认为,这是未来几十年许多社会面临的最重大变化和挑战之一。

报告特别提醒,按年龄划分人口子群体有多种合理方式。65岁只是国际比较中常用的门槛,不是唯一标准。
报告设有专题,讨论“超越传统的人口老龄化衡量指标”,还比较了2012年按不同门槛方法计算出的部分国家老年人口占比。言下之意是:门槛不同,同一个国家“老”的程度可以差得很远。
这一点对读我国数据尤其重要。我国统计常以60岁为老年人口起点,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3.1亿,占总人口的22%。这个数字不能直接与报告中以65岁计的国际数据对比。
报告还指出,老年人口本身正变得更加高龄,并单独列出了85岁及以上人口预计到2060年增至四倍的国家。从“老龄化”走向“高龄化”,对照护和医疗的需求会明显不同。一个刚退休的60多岁老人,和一个85岁以上的老人,需要的支持完全不同。

报告把老龄化的成因归结为两个众所周知的人口学因素:死亡率下降,更多人活到高龄;生育率下降,低龄人口减少。
死亡率这一侧,报告用瑞典1851年、1951年和2022年活到不同年龄的概率作对照,又比较了1950年与2023年全球死亡年龄的分布。这类图表展示的是同一个过程:过去,死亡分散在婴幼儿、青壮年等各个年龄段;如今,越来越多的死亡推迟到了老年。
报告把老年人口增加归因于全球医疗卫生、教育和经济发展的改善。从这个角度看,死亡向高龄集中,是长寿社会的特征,并不意味着社会在倒退。
生育率这一侧,报告专门讨论了人口超过十亿的大国以及其他国家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并对比了2013年与2023年处于不同总和生育率水平的国家人口。

报告援引学界提出的“生育陷阱”概念: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报告注明约为每对夫妇两个孩子)时,未来每年的父母人数会减少,进一步压低出生人数,于是人口萎缩与老年人口占比上升互相强化。
这种局面已有先例。报告提到,在世界人口大国中,俄罗斯自1996年、日本自2008年起,最早同时出现人口减少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此后又有其他国家加入。
但报告同时预计,世界总人口在未来几十年仍将继续增长。全球人口格局的变化,主要不在于总量缩减,而在于增长部分越来越集中在老年人身上。

我国的情况可以放在这个框架里理解。1962年至1975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生育高峰,这批人正陆续进入老年。
2022年以来全国人口出现负增长,2023年死亡人数为1110万。死亡人数会在什么时候、以多高的水平见顶,不同研究的结论取决于各自对未来生育、死亡和迁移的假设,不宜把某个单一测算当作定数。

比较确定的是方向:庞大队列进入高龄段,死亡人数将在较长时期内维持高位。
报告对全球格局的几项预测,改变了“老龄化是富国问题”的印象:
2025年至2060年,全球人口增长中预计有一半以上来自65岁及以上人群;
非洲老年人口数量预计将超过欧洲。非洲人口结构仍然年轻,但基数大,老年人口绝对数照样会快速增加;

所有地区都在老龄化,亚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可能比其他地区更快;
报告列出了2025年与2060年世界“最老”的25个国家,名单的变化本身就反映出老龄化正从传统发达国家向更多地区扩散;
中东和北非地区有专题讨论,比较了部分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7%翻倍到14%所需的年数。这个指标衡量的是老龄化的速度,速度越快,留给制度调整的时间越短。

在性别上,高龄段女性多于男性,但随着男性死亡率下降,报告预计差距会缩小。在抚养比上,报告给出了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判断:年龄增长通常带来更高的抚养比,但并非所有地区都是如此。
报告选取尼日利亚、中国、法国、巴西作为国别案例,并设“老龄化的日本”专题,说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面对的是不同版本的老龄化。

报告第三、四章把关注点从“活多久”转向“活得怎样”。
它梳理了2021年60岁及以上人群的主要死因,以及2000年至2021年55岁及以上人群死亡和伤残调整生命年的变化,并以专题讨论印度的老龄化与疾病负担、衰老的分子生物标志物、老年移民的死亡率、恶劣天气对健康的影响,以及健康与老龄化的“商业决定因素”。
最后这个话题指的是食品、烟酒等商业因素对健康的长期塑造。
在卫生体系方面,报告比较了十个高收入国家2022年至2023年的卫生体系绩效与支出,追踪了2000年至2021年全民健康覆盖服务覆盖指数,以及2000年至2023年不同收入组别的人均卫生支出。

报告还比较了2022年个人自付卫生支出及其相对2015年的变化,并展望了2000年至2050年欧盟卫生与社会照护劳动力的变化。这些指标指向同一个问题:老年人口增加之后,钱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服务能不能覆盖到。
报告也讨论了解决思路,包括面向老龄社会的医疗人工智能研发、“社会照护”的界定与供给,以及“未满足的医疗需求”的测量。其总结部分用了“长寿且健康”“以响应型和全生命周期医疗促进健康老龄化”等表述。寿命延长之后,目标是让多出来的岁月尽量健康。

报告第六章的几个判断值得多看几遍:许多国家老年人贫困率正在上升;部分国家的老年人更可能陷入贫困,其中老年女性最可能处于贫困状态;居住安排会影响老年人福祉;大多数老年人依赖非正式照护,也就是家人、亲属提供的照料;部分老年人受新冠疫情影响更大。
支撑这些判断的数据包括:OECD国家2015年与2020年66岁及以上人口的贫困率,2018年的独居情况,2017年至2019年中国、印度、墨西哥50岁及以上人群在日常生活活动方面的困难,以及1980年至2050年世界五大人口国的照护者支持比。

报告还设专题讨论如何应对老年独居的不稳定性。
其中有一个与直觉相反的发现。报告的专题指出,按年龄计算的支持比在下降,但近期可提供非正式照护的亲属数量却出现了逆向上升。
这说明“年轻人少了,老人就没人管”的说法过于简单。照护能力取决于亲属网络的实际构成,也取决于居住距离、就业状况和健康状况,单看年龄结构算出来的比值不够。
政策设计需要更细的家庭层面数据,报告引用的“健康与退休研究”国际系列调查和SAGE调查,正是这类数据的重要来源。

报告第五章指出,老年人以多种形式参与工作,不同地区的退休形态差异很大。
数据涉及2017年与2022年按性别和地区划分的65岁及以上劳动参与率、老年人非正规就业率、2015年至2023年的失业率、2023年的养老金领取情况、2022年实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以及2023年公共养老金的净替代率。
专题部分讨论了新冠疫情与老年人失业、人工智能时代的老年劳动者、拉丁美洲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面临的挑战,以及非洲的社会养老金。这些专题有一个共同点: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相当多的老年人一直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缴费型养老金覆盖不到他们。
对这些国家来说,养老保障的难题首先在于如何覆盖进来,其次才是退休年龄定在哪里。

报告专门设了一个讨论框,标题就是“老龄化是一场危机吗?”。这个问题被单独提出来,说明学界没有一边倒的答案。
从全书的布局看,报告既承认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也强调老年友好型社区、技术创新和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空间,还关注人道主义灾难、极端天气等外部冲击对老龄人口的影响。

对我国来说,这份报告提供的主要是一套观察框架。我国正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需要统筹的不仅是养老机构和医疗床位,也包括长期护理保障、基层慢病管理、城乡服务均衡、老年人就业参与,以及持续的生育支持。
“死亡高峰”只是人口结构变化中最显眼的一个结果,背后是寿命延长和生育下降交织形成的长期趋势。报告的预测会随新数据修正,但大方向已经比较清楚。越早按照这个方向调整制度,未来付出的社会成本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