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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十位人物:秦始皇

将秦始皇列入“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人物”,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他出生于战国末期,十三岁即秦王位,三十九岁完成统一,五十岁病死于巡游途中。他的一生几乎完整覆盖了战国最后四十年的血腥兼并,却又以“始皇帝”的身份亲手为那个时代画上了句号。在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的群像中,秦始皇是最特殊的一个:其他人或思想、或征战、或变法,各自在一个维度上深刻地塑造了那个时代;而秦始皇所做的,是将所有这些维度一并终结,又在这个终结之上,搭建起了一个延续两千余年的制度骨架。

要理解秦始皇,首先需要理解他终结的究竟是什么。春秋战国之“乱”,并非简单的诸侯争霸,而是一整套秩序的解体与重组。西周分封制下“以藩屏周”的宗法网络,在血缘疏远与实力消长中逐渐失效,至战国已演变为“国中之国”林立的割据格局。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以军功爵制、编户齐民与严密的官僚体系,锻造出了一台在效率上远胜六国的战争—行政机器。秦王政亲政之后,这台机器在十年之内次第碾过韩、赵、魏、楚、燕、齐:前230年灭韩,前228年破赵,前225年灌大梁灭魏,前223年克楚,前222年收燕,前221年入齐。李白后来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状其声势,但真正具有历史分量的,不是军事上的胜负,而是胜利之后的选择。

统一完成的那一刻,秦始皇面对的是一个根本性的制度抉择。丞相王绾等人主张分封诸子,以藩王镇守新征服的辽阔疆土,这是周代八百年传统最自然的延伸。廷尉李斯则力排众议,指出分封正是“诸侯更相诛伐”的根源。秦始皇站在了李斯一边。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意味着地方长官由中央任免、不世袭、不裂土,地方的政权、财权与兵权一并收归中央。这一决策的深远意义,在西汉初年分封同姓王引发“七国之乱”、西晋分封酿成“八王之乱”之后,得到了反复而惨痛的验证。秦始皇未必预见了所有这些后事,但他清楚地知道一件事:分封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大一统”,而他要建立的,恰恰是一个不容许任何“国中之国”存在的帝国。

与郡县制相表里的,是一整套将“差异”抹平的努力。战国时代,各国文字异形、车轨异距、货币异制、度量衡异法,一个楚地的商人进入秦境,几乎需要更换一整套计量与交易的习惯。秦始皇下令以秦国的小篆统一文字,以秦制为标准统一度量衡,以圆形方孔的“秦半两”取代六国形制各异的货币,并使车辆轨距归于一致。这些措施在后世被概括为“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听起来像是技术性的行政操作,实质上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经济整合。文字的统一使政令可以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被准确理解,货币与度量衡的统一使跨地域的交换成为可能,而车轨与驰道的标准化则将咸阳与遥远的边郡连为一体。秦朝二世而亡,但“秦半两”的圆形方孔形制、小篆所开启的文字统一方向、以及郡县制的基本框架,却在汉承秦制之后延续了下来。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并非虚言。

然而,秦始皇的历史形象之所以始终笼罩在阴影之中,恰恰因为这套制度的建立伴随着极其高昂的代价。他以法家之术治国,将商鞅时代便已高度动员的秦制推向了帝国的每一寸土地。修驰道、筑长城、建阿房、营骊山,每一项工程单独看去都有其战略或象征的理由,叠加在一起却构成了对民力的无度征发。更致命的是“焚书坑儒”——无论后世学者如何辨析“焚书”的具体范围与“坑儒”的对象构成,这一事件所传递的信号是清晰的:帝国不允许在法家法令之外存在独立的思想权威。秦始皇试图用制度的铁腕抹平一切可能滋生分裂的差异,包括思想的差异。他成功了,也失败了:制度框架得以长存,而帝国本身在他死后仅仅三年便告崩溃。贾谊在《过秦论》中将秦始皇塑造成“暴君”的原型,司马光斥其“荼毒天下”,这些批评固然有汉人论证代秦合法性的政治动机,但秦朝“二世而亡”的事实本身,已经构成了对秦始皇统治方式最沉重的判决。

历代对秦始皇的评价,几乎是一部缩微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汉的政论家为了证明刘汉代秦的正当性而否定他;唐代的柳宗元从反对藩镇割据的现实关怀出发肯定郡县制;宋代的朱熹以理学立场加以贬斥;明代的李贽则称他为“千古一帝”,赞赏他“掀翻一个世界”的气魄。这些评价的分歧,往往不取决于秦始皇本人,而取决于评价者身处怎样的时代、面对怎样的问题。近代以后,章太炎反驳贾谊,称秦始皇“政平”“守法”;毛泽东则主张“一分為二”,既肯定其统一之功,也批评其“耽于佚乐”“残酷地压迫人民”。这些声音的并存本身说明:秦始皇无法被简单地归入“明君”或“暴君”的任何一栏,他留下的遗产太过庞大,以至于每一种后世立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部分。

回到“春秋战国十位人物”的框架中来,秦始皇的位置是独一无二的。孔子、老子、商鞅、屈原、信陵君……这些人物各自代表了那个时代某一种精神或某一条道路的极致。而秦始皇代表的是那个时代本身的结局。他以最决绝的方式回答了春秋战国数百年乱世提出的根本问题:分裂的天下能否、以及如何被重新组织为一个整体。他的答案是郡县制、官僚制、文字与度量衡的统一,以及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皇帝权力。这个答案并不温柔,执行它的代价是无数生命与思想的窒息,但它在制度层面的有效性,使中国在此后两千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将“大一统”视为政治秩序的常态而非例外。秦始皇用一个人的意志,为一个时代收了尾,又用一套制度,为另一个漫长的时代定了调。在这个意义上,他既属于春秋战国,又站在春秋战国的尽头,眺望着后来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