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娱乐资讯网

伟大的长征:追杀红军两万里的纵队司令吴奇伟,最后怎么样了?

随着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热播,长征岁月里的诸多细节被徐徐铺展,革命先辈的形象愈发鲜活,那段征途上的千难万险,也让观众有了更深切的体悟。

在当年围追堵截红军的国民党阵营中,吴奇伟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率部追击红军长达2万里。

那么长征结束以后,吴奇伟的人生又走向何处了呢?

吴奇伟:追剿两万里的铁军将领

吴奇伟是广东人,从小家境窘迫。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实在无力继续供养,他就投奔伯父,在伯父经营的小店里面当学徒。

店里杂活繁多,扫地挑水、跑腿送货,他样样都要上手。但吴奇伟不怕吃苦,头脑机灵,做事踏实,伯父看他是块读书的料子,就拿出钱财供他求学。

靠着这份来之不易的资助,他先后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武昌陆军中学,最终在1919年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

在民国初年的军界,保定军校的含金量很高,毕业生大多受过系统严格的军事训练。学成之后,吴奇伟回到广东,投身粤军,从排长、连长这样基层军官一步步熬上来。

1926年北伐战争打响,他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北伐军中赫赫有名的劲旅。

汀泗桥、贺胜桥两场硬仗,还有攻打武昌城的恶战,第四军奋勇争先,“铁军”的名号由此传遍全国,吴奇伟也在一系列苦战里立下战功,在北伐进程中逐步晋升师长、军长。

当时的吴奇伟,就是一名典型的职业军人,在他的认知里,军人最重要的准则就是服从上级命令,这句话,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之后数年的选择。

北伐落幕,国内并没有迎来长久和平,蒋介石和各地军阀纷争不断。

吴奇伟曾经跟随张发奎起兵反蒋,战事失利之后辗转漂泊,几经波折,最终归入蒋介石麾下。

1932年,吴奇伟正式出任第四军军长,奉命领兵开赴江西,参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 “围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

蒋介石迅速部署兵力实施围追堵截,任命薛岳担任“追剿军”总指挥,麾下分设两路纵队,吴奇伟就是其中一路纵队司令,统辖第59师和第93师。

蒋介石给他下达的指令十分直白:紧紧咬住红军主力,持续尾随跟进,联合西南各省地方军阀,伺机在崇山峻岭之间将红军一举歼灭。

接到命令,吴奇伟带着部队一路向西尾随。红军往哪里走,他的追兵便紧随其后,从江西出发,踏入湘南,经历湘江之战,随后进入贵州,在云贵川交界的群山之间来回机动。

湘江战役、遵义攻防、四渡赤水这些长征史上的关键战事,都有吴奇伟纵队的身影,遵义城外的老鸦山一战,他的部队更是和红军激烈交锋。

身为追剿将领,他一路追赶两2万多里,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和红军多次交手;但时代洪流滚滚向前,这个被军令推着上路的军人,往后的选择,还将迎来巨大的转向。

乌江断桥,追剿路上最难堪的一战

在吴奇伟长达2万里的追剿路上,1935年2月底的遵义战役,是他输得最狼狈,也最让后世感慨的一仗。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重新确立了新的军事指挥,毛主席抓住战机,指挥部队二渡赤水,挥师向东,打了一次漂亮的回马枪,再度夺回遵义城。

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他又急又恼,立刻给驻守贵阳的吴奇伟下达命令,催促他火速带兵北上,务必把遵义重新夺回来。

接到电令,吴奇伟不敢耽搁,带领第59师、第93师两个主力师奔赴遵义城南,打算依托兵力优势正面强攻,一举收复城池。

只是他没有料到,红军早已布下圈套等候他的到来。

红三军团在老鸦山一线正面顶住国军的轮番进攻,死死缠住吴奇伟的主力;红一军团则悄悄迂回,直扑设在忠庄铺的纵队指挥部。

前线激战正酣,指挥部突遭突袭,整个指挥体系瞬间瘫痪,战场上的两个师失去统一调度,军心迅速崩溃,大批官兵掉头向着乌江方向仓皇逃命。

吴奇伟跟着溃兵一路狂奔,抢先冲到乌江渡口,踏上浮桥逃到南岸。他刚站稳脚跟,回头一望,北岸还有上千名部下没能过河,红军的追兵已经越来越近。

看着步步逼近的红军,他心里慌了,顾不得北岸还滞留在江对岸的官兵,咬牙下令随从砍断浮桥的缆绳。

绳索一断,浮桥垮塌,留在北岸的士兵退路断绝,进退无路,连同大量枪支、弹药、辎重物资,全都成了红军的俘虏。

这道乌江,本是他用来阻挡红军的屏障,最后却变成了隔断袍泽生路的天险。

危急关头舍弃北岸将士独自逃生,这件事,在军队之中,无论怎么说都难以服众。战报送到蒋介石手中,他震怒不已,直言这场败仗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不过蒋介石并没有对吴奇伟施以重罚,薛岳在向上呈报战况的时候,适当压缩了损失数字,帮他遮掩了一部分败绩,风波慢慢平息,吴奇伟休整之后,又继续领兵尾随红军。

可乌江边上砍桥的这一幕,始终压在吴奇伟心上,成了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一路跋山涉水,不眠不休追赶两万余里,拼命执行命令,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场惨败。

这份五味杂陈的感受,旁人很难真切体会,也悄悄在他心里埋下了思想转变的伏笔。

烽烟转向:抗日战场上的铁军老将

全面抗战的炮火响起之后,吴奇伟的战场选择,和此前长征路上追剿红军时判若两样。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他率领曾经的第四军奔赴上海前线,在嘉定、罗店一带布防阻击日军。

这里是淞沪战场厮杀最惨烈的地段之一,部队连日苦战,顶住日军轮番冲击,北伐时期就闻名的“铁军”名号,又一次在抗日战场上被人提起。

到1938年的万家岭一战,吴奇伟担任此战的前敌总指挥,他把指挥所安在距离前线不远的村庄里。

日军战机时常低空俯冲轰炸、扫射阵地,身边参谋心急,再三劝他转移隐蔽。吴奇伟摆了摆手,用带着粤音的语调宽慰众人:“无妨,安心处置军务。”

几番轰炸过后,紧绷多日的他疲惫不堪,干脆伏在案头沉沉睡去。

这一仗,中国军队成功把孤军深入的日军第106师团围困在赣北万家岭的群山之中,重创这支日军主力,是抗战前期难得的大胜,举国为之振奋。

叶挺后来评价,万家岭大捷,足以和平型关、台儿庄的胜利鼎足而立。

万家岭之后,吴奇伟依旧驻守前线,相继投入武汉会战、鄂西会战。他还出任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扼守三峡险要,守住通往陪都重庆的长江航道,阻拦日军沿江西进。

在鄂西会战的石牌要塞争夺战中,他统筹江防部队顽强御敌,战后因这份战功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同样是吴奇伟,在内战战场上屡遭挫败,可面对外敌入侵时,却敢拼死硬抗。

这其中的区别不难理解:昔日奉命追击红军,是卷入同胞之间的厮杀,越打内心越是迷茫;抗击日寇,守护的是故土家园、父老乡亲,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他愿意拼上性命。

等到抗战胜利,吴奇伟的处境却慢慢变得尴尬。

他先后做过湖南省政府主席,又调任武汉行营副主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广东绥靖公署副主任。

头衔看着显赫,可大多是没有实权的副职,手上没有一支能直接调动的嫡系部队。根源在于他出身粤军第四军,不属于蒋介石信任的黄埔嫡系。

蒋介石对他,是用其才干,却始终心存防备。

对于一名常年带兵的老将而言,空有虚名、兵权旁落,处处还要提防派系倾轧,这种无力和憋屈,甚至比打了败仗更加难熬。

1947年前后,吴奇伟干脆以身体抱恙为由辞去职务,回到广州闲居。

脱离繁杂军务之后,他得以亲眼看见战后乱象:国民政府没有休养生息安抚百姓,反而迅速重启内战,各地抓壮丁、强征粮食,物价飞涨,民生困苦。

回想当年北伐之时救国救民的初心,眼前的种种现实,让他心中的期待一点点冷却下来。

老隆举义:一名追剿将领的最终抉择

到了1949年,国内战局大势已定,国民党江北主力损失惨重,不少粤籍将领都在暗中寻找出路。

吴奇伟这边,早已有地下工作者在持续开导他,牵线人是他的宗弟吴启彦。吴启彦时常和他促膝长谈,劝他看清时代走向。

1947年,吴奇伟在安排之下远赴香港,秘密会见中共华南分局的负责人。1948年,他加入了在香港由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发起组建的民革。

1949年5月14日,吴奇伟联络李洁之、曾天节等一众粤军旧部,在广东龙川老隆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次起义迅速扭转了粤东的局势,为当地解放打开局面。同年6月22日,毛主席、朱德发来复电,对他们的起义之举表示欢迎。

9月,吴奇伟作为起义将领代表,赴北平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商议建国大计,后来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见证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吴奇伟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投入地方建设工作,还牵头整理史料,编撰《第四军纪实》。

1953年7月10日,吴奇伟在北京病逝,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不少人听闻这段经历都感到意外,其实评价历史人物,本就不该简单一刀切。

长征路上,他身为追剿纵队司令,多次和红军交战,遵义一战乌江断桥,丢下麾下官兵,这段过往不必回避,也不能美化。

但在民族危亡之时,他奔赴前线血战日寇,淞沪、万家岭、鄂西诸役的战功真实可查;解放战争末期,他审时度势毅然起义,助力广东解放,同样是无法抹去的事实。

功过应当分开看待,不能因为晚年起义,就淡化早年围剿红军的经历;也不能只盯着内战旧账,无视他保家卫国、顺应大势的选择。

吴奇伟这一生,道路几经转折,每一步,都深深烙印着那个动荡时代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