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绮梦飞烟。本文为历史案件纪实复盘,事件发生于对应案发年份,仅作以案普法、警示参考,还原案件始末,深挖腐败背后教训,以案普法,警钟长鸣。
在职务犯罪案件当中,有一种情形很值得我们留意:办案机关查实了一部分财物属于明确的受贿,还有一部分巨额财产,当事人说不清合法来源,证据也无法对应到具体的行贿事实,这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内蒙古袁志刚一案,就是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项罪名叠加的典型。法院审理查明,袁志刚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共计2400万元,另有800万元财产无法说明合法来源,最终法院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
很多人看贪腐案件,大多只关注受贿金额,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了解不多,甚至会产生疑问:既然查不出是谁送的钱,为什么还能定罪?想要读懂这起案子,就要先理解这个罪名设立的初衷。领导干部有如实申报个人财产的义务,当名下资产明显超出正常合法收入,本人又不能给出合理解释、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资金来路正当,法律就可以推定这些财产属于非法所得,单独追究刑事责任。这个罪名,就是堵住腐败分子的退路,防止他们依靠信息不透明,隐匿赃款,规避处罚。
袁志刚在担任厅级领导干部期间,手握项目审批、工程承揽、资源配置、企业扶持等多项职权。当地不少基建、资源开发类项目投资规模大,利润空间可观。不少经营者想要拿到项目、在审批环节获得便利,主动靠近他进行利益输送。长期身处这样的环境,袁志刚慢慢放松了思想防线,把组织赋予的管理权限当成换取私利的资本。
梳理查实的2400万元受贿款项,行贿人大多是企业经营者。他们的诉求相对集中:有的希望在工程项目招投标当中获得关照,提高中标概率;有的项目手续卡在审批环节,希望领导出面协调,加快办理进度;还有的企业在经营检查、纠纷处置上遇到麻烦,想要依靠他的干预获得偏袒。利益输送的方式也经过层层包装,并不都是简单的现金交付。有的以投资入股、分红回报的名义给钱,有的通过亲属账户转账,还有的以赠送房产、贵重物品等方式兑现好处,尽量掩盖权钱交易的痕迹。
对于这些请托,袁志刚的操作模式比较固定。他利用自身职权,向分管部门、下级单位打招呼,示意相关人员对请托企业倾斜照顾。正常的审核标准、竞争规则被人为调整。原本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被破坏,守规矩经营的企业竞争压力变大,愿意主动输送利益的主体,反而可以拿到项目、扫清障碍。
如果只有这2400万受贿事实,已经属于数额特别巨大。而这起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另外800万元。办案人员在核查袁志刚及其近亲属名下房产、存款、理财、股权等资产的时候,核算出他的家庭财产总额,减去能够核实的合法收入、已经查实的受贿款项之后,还有800万元差额。面对核查,袁志刚无法说明这部分钱是通过工资、经营、继承等合法途径取得,也拿不出任何凭证支撑自己的说法。按照刑事法律规定,这部分财产直接认定为来源不明的非法财产。
这里需要厘清一个很多人容易搞错的法律逻辑。不是办案机关没有尽力追查这800万的来源,而是经过全面取证之后,依然无法锁定对应的行贿人和具体谋利事项。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这部分不能认定为受贿,但是,领导干部本身负有说明财产来源的法定义务,说不清来源,就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两项罪名相互独立,法院依法合并量刑。这也是很多腐败大案里,同时出现两个罪名的原因。
案件侦查阶段,调查组的核查工作分为两条主线并行推进。第一条主线,梳理证人证言、合同材料、银行转账流水、不动产登记信息,一笔一笔固定受贿事实,把每一笔财物和对应的请托事项一一对应,形成完整的受贿证据链。第二条主线,全面统计袁志刚一家人所有资产,扣除合法收入、能够证实的合法赠与、继承所得,算出财产差额,同步给袁志刚充分时间举证说明资金来源。在他无法举证之后,固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相关证据。
庭审过程中,公诉机关完整出示全部证据,清晰说明两项犯罪事实的认定依据。法庭综合考量涉案总金额、退赃情况、认罪悔罪态度、对当地营商环境和政治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依法作出判决。涉案全部赃款以及来源不明的财产,依法予以追缴。那些依附他牟利的行贿人员,也根据各自情节,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复盘袁志刚一步步走向犯罪的过程,可以从思想、围猎、监督、财产申报机制几个角度剖析根源,这也是同类案件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
第一,理想信念持续滑坡,侥幸心理占据上风。随着任职时间变长,接触的老板越来越多,他慢慢习惯了商人的奉承和利益馈赠,内心底线不断后退。他存在一种投机想法:直接留下证据、有明确请托的钱尽量小心,另外一部分钱财分散存放、不留下关联线索,就算日后被查,只要自己不说清楚来源,办案机关也难以定性。正是这种想法,让他不断隐匿资产,积攒下这笔说不清来路的巨款。他低估了监察、审计机关财产核查的能力,也低估了法律对于财产申报义务的刚性约束。
第二,围猎手段持续隐蔽化,资金流转多层转手。行贿人为了降低风险,常常不直接和干部本人交易,转而通过第三方账户、亲属账户多次转账,资金链条被拉长。时间久了之后,就算资金记录还在,想要找到当年完整的对话、请托细节,难度会明显提升。这也是一部分赃款最后只能认定为来源不明的客观原因之一。腐败分子和行贿人都寄希望于时间冲淡证据,以此逃避重罚。
第三,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落实不到位。个人事项报告,核心就是如实申报房产、存款、投资、持股等资产。如果日常核查能够及时发现资产和收入明显不符的异常信号,很多问题可以早一点预警。过去一段时间,部分地方对于申报材料大多是形式审核,深度复核、交叉核验的力度不足,资产异常的线索很难第一时间浮出水面,给长期敛财留下空间。
第四,同级监督和内部监督存在滞后性。厅级干部管理权限高,日常工作当中,身边同事、下属很难主动去监督核查其家庭资产情况。权力集中在项目、资源领域,交易信息相对分散,监督很难嵌入每一笔利益往来当中,等到线索爆发的时候,涉案金额已经累积到很高规模。
站在普法角度,本案有两个很实用的知识点,不管是公职人员还是普通群众都值得了解。
第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举证责任有特殊安排。公诉方只需要证明两点:一是行为人是国家工作人员;二是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之后,举证责任转移到当事人身上,由他自己证明差额部分来源合法。拿不出证据,就要承担不利后果。这和普通刑事案件公诉方承担全部举证责任不一样,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一点。
第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量刑标准不一样。同样一笔钱,如果查实属于受贿,量刑更重;认定为来源不明,量刑相对轻一些。但这不代表腐败分子可以刻意隐瞒线索,主动把受贿变成来源不明。刻意销毁证据、串供隐匿事实,本身属于从重情节,一旦后续又查实新的行贿线索,依然可以重新认定为受贿,面临更重处罚。法律不会给刻意隐匿赃款的人提供避风港。
透过这起案件,我们也可以提炼出可落地的治理改进方向,这些也是近些年廉政建设持续发力的重点。
第一,强化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的核查力度,从“填报”转向“核验”。现在各地不断加大抽查比例,联动银行、不动产、市场监管、证券机构信息比对,自动比对收入和资产数据,一旦发现差额异常,立刻启动核查预警。把监督关口前移,尽早发现资产异常苗头,而不是等到大案爆发才开展核查。
第二,建立跨部门资产数据共享机制。公职人员的存款、房产、股权、车辆、理财分布在不同机构,过去信息相互隔离。打通数据之后,资产核查效率大幅提升,多层转手、代持资产的隐蔽操作更容易被识别,压缩隐匿赃款的空间。
第三,紧盯资源、工程领域的权力运行。这类领域资金密集,是利益输送高发区。持续落实招投标全流程电子化、项目信息公开、履约审计,减少领导干部私下干预的机会,从源头减少行贿受贿发生的土壤。
第四,明确代持资产的法律风险。不少腐败案件里,贪官会找亲友帮忙代持房产、股份,以为放在别人名下就安全。实际上,只要资金流向查实,代持并不能改变非法财产的性质,相关代持人如果知情配合,还可能涉嫌共同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第五,持续做好普法,纠正“说不清就没事”的错误认知。很多落马干部到被调查的时候,才意识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同样是刑事犯罪,不是灰色地带。常态化警示教育,就是不断明确这条红线。
对于普通群众来说,这起案件也提供了一个看待反腐案件的新角度。我们评判案件,不能只看查实了多少笔行贿,还要看到法律设置的兜底罪名。它代表着一条底线:公职人员的收入和财产必须经得起检验,不明来源的巨额资产本身就是违法。大家如果发现公职人员生活消费水平明显超出正常收入,存在大量来历不明的房产、投资,也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线索。
袁志刚案是双重警示:一方面警示掌权者不要伸手受贿,权钱交易终会被查实;另一方面警示领导干部,名下所有资产都要来源清白,不能抱着侥幸心理,积攒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财富,试图蒙混过关。受贿是直接的权钱交易,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是廉洁底线失守之后的次生问题,二者都源于敬畏之心缺失。
反腐工作既要全力追查每一笔贿赂,查清利益交换的完整链条;也要守住财产核查这道防线,不让腐败分子依靠隐匿证据,逃脱法律制裁。随着数据监督手段不断完善,想要靠层层转账、找人代持、闭口不谈来源的方式掩盖贪腐事实,这条路会越来越走不通。任何依靠公权力换取的非法财富,最终都要被追缴,当事人也要付出自由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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