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读苏轼,多流连于他笔下的荔枝、东坡肉,醉心于词句里的旷达洒脱,仿佛他天生便是一个不惧风雨、随遇而安的人。其实不然,这份从容与淡定,不过是一次次被命运抛掷到荒远之地后,他慢慢修来的定力。
苏轼一生,历经黄州、惠州、儋州三次贬谪。三地由近及远,水土愈发荒寒,生存条件一次比一次艰难。但每次被贬,他都没选择平庸,而是保持了高度的自洁。
乌台诗案,是他人生一道巨大的分水岭。元丰二年,诗文被罗织构陷,他身陷御史台牢狱百余日,生死悬于一线。劫后余生,他被贬黄州,授黄州团练副使,却不得参与公务,形同羁管。俸禄微薄,生计无着,初到黄州,他只能栖身定惠院,与僧相伴,粗茶淡饭。
昔日汴京朝堂上名动一时的文臣,骤然跌落,褪去所有光环,要直面柴米油盐的窘迫。友人相助,他在城东一片荒芜坡地开荒耕作,自号东坡居士。日子清苦,他却没有困在怨怼与自伤之中。黄州猪肉价廉,当地人不善烹制,他细心摸索火候,写下《猪肉颂》,把朴素食材烹成人间暖意。这不是闲情逸致的消遣,是在拮据的生活里,为自己守住一份从容的体面。
更可贵的是,困顿之中,他的目光从未只局限于一己悲欢。彼时黄州民间溺婴陋习盛行,不少贫苦家庭无力抚养婴孩。身为戴罪之人,无权柄可依,他依旧心急如焚,致信鄂州太守朱寿昌,恳请官府出面加以约束,又牵头组建救儿会,奔走劝募,拿出自己本就不多的钱粮接济贫苦百姓,保全了上百婴孩的性命。
黄州四年,是他精神世界重塑的岁月。这里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千古豪情,有前后《赤壁赋》对天地人生的思索,也有《寒食帖》里藏不住的潦倒孤寂。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一句传诵千年的词,背后是他在风雨泥泞的路上,慢慢与无常的命运和解。他承认生活的艰难,接纳境遇的落差,却不肯就此困住自己的精神。
年岁将近六十,苏轼再贬惠州。岭南湿热,瘴气弥漫,在当时,已是常人眼中畏途。可他没有一味悲叹蛮荒。
一句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不是刻意故作乐观,是他愿意放下过往的身份,试着去接纳这片陌生土地的风物。市面上上好的羊肉轮不到他,他便买下无人问津的羊脊骨,炙烤佐酒,还写信和苏辙打趣。这份诙谐,是内心不被苦难裹挟的证明。
只是这份安闲,依旧不能容于政敌。一句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传入京城,章惇见他尚能安稳度日,便再度下旨,将六十二岁的苏轼贬往儋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在宋代,海南孤悬海外,路途艰险,历来是重罪流放之地,近乎绝境。
抵达儋州,他在书信中写下自己的处境: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海运迟滞之时,粮食昂贵,饮水多咸,生存处处是难关。可苏轼没有封闭自己。海边生蚝,成了他的一点乐趣,他和儿子苏过笑言,切莫告知中原之人,免得旁人争相前来。玩笑之下,是他不肯被绝境消磨的意趣。
他不止安顿自身,更想着惠及一方百姓。当地缺医少药,他收集草药,记录验方;百姓苦咸水,他带领众人掘井;农耕方式落后,他推广秧马,写下《秧马歌》,减轻农人劳作之苦。当地文教闭塞,少有读书人,他搭建载酒堂,开馆讲学,教化黎民。
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姜唐佐,便是他的弟子。一句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寄寓着他对这片土地的期许。
待到晚年遇赦北归,苏轼回望这段岁月,写下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临终之时,他给自己一生落笔: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世人总以为,功业该是朝堂之上的宏图、庙堂之中的建树。可在苏轼心中,他真正的功业,是在这三处最失意、最偏远的贬谪之地守住的本心。他没有对抗命运,也没有强行美化苦难,更没有放任自己在失意里沉沦。命运把他安置在哪里,他便在哪里扎根,适应水土,安顿肉身,同时守住精神的清明。
他会体察人间疾苦,力所能及地伸手帮扶旁人;他会在寻常风物里寻得欢喜,在笔墨之中安放思考。苦难没有改造他,只是淬炼了他。
我们这一生,也常会遭遇低谷,遇见身不由己的困境。不必强求像苏轼一般写出千古名篇,但可以学他这份心境:境遇难以自主,本心却可以自持。接纳当下的处境,好好安顿日常,守住心中的温热与善意,在局限之中,慢慢活出属于自己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