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台之上,蟒袍玉带,金冠霞帔,一声皮黄响,满座寂无声。前一秒还扮演九五之尊,受“百官”跪拜;下了台卸了妆,见乡绅要点头哈腰,遇官吏要躬身行礼,就连同属底层的妓女,有时都要上前请安。
很多人纳闷,同样是讨生活,戏子唱念做打样样精通,可谓是多才多艺,怎么社会地位混得连妓女都不如?
其实,在古代戏子的真实处境,从“台上风光,台下卑微”的强烈反差,就能看出来。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首先得说清楚,“戏子不如妓女”不是所有朝代的常态,这种观感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
在此之前,优伶(古代对戏曲、歌舞艺人的称呼)虽然不算高地位,但还没跌到最底层。
比如元代元曲鼎盛,关汉卿等文人天天泡在戏班子里写剧本,当时有“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读书人地位还排在娼妓后面,艺人处境反倒没那么难堪。
但到了明清,礼教管控越来越严,优伶彻底被打进“贱籍”,成了社会金字塔的最底端。
中国古代社会讲究“良贱之分”,士农工商是“四民”,属于正经良民;之下还有奴婢、丐户、乐户等各类“贱民”,戏子就隶属于乐籍。
这套制度从北魏发端,到唐代完全定型,罪犯家属、战俘后代被强行划入乐籍,世代承袭,不准改行,不准参加科举,不准与良民通婚,连穿衣出行都有严格限制,不能和老百姓用一样的规制。
说白了,从出生那一刻起,身份就被钉死了,你就是个“供人取乐”的工具,不算正经人。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晚清“杨月楼案”。杨月楼是当时红遍江南的京剧名角,出场费比知府一年俸禄还高。他和一位广东富商的女儿两情相悦,女方母亲也同意婚事,结果被女方家族以“良贱通婚”告到官府。
最终,哪怕当事人你情我愿,官府还是判杨月楼“诱拐良家妇女”,挨了板子,充军发配。
有钱有名又如何?户籍上一个“优伶”的标签,就永远低人一等。
清朝雍正年间虽然名义上废除了乐籍,但几百年的观念根深蒂固,直到清末,戏子还是被人戳脊梁骨。
那问题来了,妓女不也是贱籍吗?为啥戏子比她们还低?
核心答案就两个字:礼教。
在古代士大夫和卫道士眼里,娼妓是“以色事人”,属于“暗地里的贱”;而戏子是“以形娱人”,属于“明面上的贱”,而且是对礼教的“双重冒犯”。
第一重冒犯:糟蹋身体,自毁人格。儒家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戏子上台要涂脂抹粉、勾脸画眉,男旦要扮女子,老生要装老翁,为了演好角色,要学各种腔调身段,甚至要在台上装疯卖傻、挨打受骂,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身份尊严全拿出来供人消遣。
古人觉得,这是当着成千上万人的面“不要脸”,比妓女“失身”还过分。
妓女好歹是私下交易,戏子是公开把人格拆碎了卖。
第二重冒犯:僭越名分,亵渎等级。古代社会最看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秩序半分乱不得。
可戏子在台上呢?今天穿龙袍扮皇帝,明天披蟒袍扮宰相,拿着木质道具就敢“号令百官”,等于在众目睽睽之下“僭越”了身份等级。哪怕所有人都知道是演戏,在卫道士眼里,这也是“以下犯上”,是对礼教秩序的公然挑衅。
所以,古人才说“倡优畜之”,意思是这类人就像宠物畜生一样养着解闷,根本不算完整的“人”。妓女好歹还有个“从良赎身”的指望,攒够钱嫁个普通人过日子;戏子就算攒下万贯家财,贱籍难脱,连和良民同桌吃饭都算“失礼”。
当然,咱们也得客观说,这说的都是普通艺人和底层妓女的对比。那些顶级名妓,比如柳如是、陈圆圆,交往的都是名士高官,地位自然远胜普通戏子;而晚清的谭鑫培这类京剧泰斗,连慈禧太后都捧,实际影响力也不小。
但哪怕红到这个份上,在官方制度和社会观念里,他们依然是“优伶贱辈”,身份翻不了身。
说白了,从来不是戏子本身低贱,而是古代的等级制度和礼教枷锁,把他们强行按在了社会最底层。台上的蟒袍王帽全是假的,台下那个“贱”字,才是刻在骨子里的。
如今,我们叫他们“戏曲艺术家”,从“戏子”到“艺术家”,几个字的距离,走了几千年。不是艺人变了,是我们终于明白:靠手艺吃饭的人,从来都不该低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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