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绮梦飞烟。本文为历史案件纪实复盘,事件发生于对应案发年份,仅作以案普法、警示参考,还原案件始末,深挖腐败背后教训,以案普法,警钟长鸣。
在大城市的城市建设、国资运营领域,手握重大项目、国资调配权限的领导干部,长期处在利益高度集中的环境当中。上海白廷辉受贿一案,是近年查处的一起级别高、涉案金额巨大的正厅级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经法院审理查明,白廷辉利用担任相关领导职务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合计8891万余元,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和很多基层干部贪腐案件相比,这起案件扎根于超大城市国资与工程领域,利益链条复杂、单笔贿赂金额高,集中暴露出国资平台、重大城建项目当中权力监督的难点,对于国有资产监管、政商交往边界划定,有着很强的警示教育价值。
很多人会简单认为,巨额贪腐都是短时间内一次性收受巨款。但梳理这类城投、国资系统干部的腐败轨迹可以发现,贪腐行为往往伴随其任职履历,跨越多个岗位,在长期的工作往来中逐步完成利益勾兑。商人老板会长期维系关系,持续投入,等待合适时机提出请托,这种“长线围猎”,也是国资领域腐败非常典型的特征。行贿人看中的不是干部个人,而是他手中能够影响项目立项、工程发包、资金拨付、资产处置、国企合作的公权力。
白廷辉曾在上海国资、城乡建设系统多个重要岗位任职,岗位覆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国有投融资平台管理、国企改革、资产处置等板块。这些领域本身资金体量庞大,一个项目动辄上亿,合作方、工程承包商、资产收购方都有很强的利益诉求。各类市场主体主动靠近,想方设法搭建联系,一部分不法商人把拉拢领导干部当成项目竞争的“捷径”。
行贿的手段也经过层层包装,很少直接现金交付。有的以项目咨询费、合作分红、投资收益的名义输送钱款;有的通过亲属、特定关系人代持房产、股权,隐蔽转移利益;还有的借助节日拜访、子女就学、家庭事项等名义持续输送好处。这种披着商事合作外衣的利益输送,隐蔽性极强,表面看是正常商业往来,实质是权钱交易。很多这类交易分散在多年的时间里,跨多个项目、多家企业,前期不容易被识别,调查取证工作量巨大。
从司法认定的事实来看,白廷辉受贿的请托事项,主要集中在几个方向。第一是工程项目承揽、承接业务。不少工程建设企业、配套服务商,希望在上海本地重大基建、市政配套项目当中拿到业务,便向白廷辉输送利益,换取他在项目评审、招标环节、业主单位沟通上的关照和倾斜。领导干部一旦插手干预招投标,公平竞争规则就会失效,实力合规、报价合理的企业可能落选,愿意输送利益的主体拿下项目,工程质量、造价管控都埋下隐患。
第二是国有资产处置、国企合作事项。在国企资产转让、股权合作、资产盘活、租赁合作等环节,交易价格、交易条件存在一定的协商空间,自由裁量空间相对更大。不法商人希望压低收购价格、拿到优质国有资产,或是在合作当中获得优待条件,就会寻求领导干部帮忙协调。一旦权力失范,国有资产就有流失风险,公共利益直接受损。
第三是企业资金融通、项目审批协调。部分企业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融资、审批卡点,希望领导出面协调国资平台资金、加快审批流程,以此换取商业上的优势。这类协调行为,表面上是帮助企业解决难题,实则是用公权力为特定商人铺路,破坏统一的营商环境。
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该案时,抽调力量梳理海量资料:上千份项目合同、银行资金流水、股权变更材料、房产登记信息、谈话笔录,逐一核实每一笔利益输送,区分正常商业收益和受贿所得,厘清白廷辉和多名行贿人之间的利益约定,固定完整证据链。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法院开庭审理,综合考量受贿数额、犯罪持续时间、涉案领域、对国资管理秩序的破坏程度、退赃情况、认罪悔罪表现等情节作出一审判决。白廷辉受贿金额8891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严重,法院依法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涉案赃款赃物依法予以追缴。
无期徒刑,是受贿罪量刑里很重的一档。这里我们做一点普法区分,很多读者不清楚职务犯罪量刑梯度。按照刑法规定,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并不是金额到了某个数字就必然判无期,法院会综合全案情节判断。在国资、重大工程领域的贪腐,不仅仅是个人拿钱,还会扰乱国资管理秩序、破坏工程监管体系,带来国有资产流失、工程风险等连锁后果,这些都会作为量刑的重要考量。
这起案件区别于普通县域贪腐案,核心特点就是发生在超大城市国资城投体系。城投、国资平台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平台兼具行政属性和市场属性,既要落实政府建设任务,又要像企业一样对外合作、开展市场化交易。这种双重属性,很容易造成监管模糊地带。一部分事项既可以归为行政审批,又可以包装成商业谈判,权力边界不容易划清,给权力寻租留下空间。同时,项目链条长,从立项、设计、招标、施工、资产交易到尾款支付,环节多、参与主体多,一个环节失守,就可能滋生腐败。
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点,就是“特定关系人”的链条风险。很多高级别干部不会亲自收钱,而是通过配偶、子女、亲信或者长期合作的中间人完成资金、房产、股权的接收。这种模式拆分了交易链条,增加了调查难度。很多案件查处,突破口往往不是直接查到干部本人收钱,而是从关联企业、代持资产、异常资金流向中发现线索,反向锁定权钱交易事实。这也是当前国资领域腐败查处的重点方向。
透过白廷辉案,我们可以提炼几条可落地的监管优化思路,专门针对国资、城投、重大工程这类高风险领域:
第一,厘清国资平台权责清单,隔离行政决策权和商业谈判权。领导干部的行政监管职责,应当和项目招投标、资产交易商务谈判严格分开。主管领导不能直接干预具体投标单位遴选、资产交易对价。凡是领导干部对具体项目、交易事项打招呼、递条子的,必须落实干预登记制度,全程留痕,不允许口头协调、私下沟通,所有协调意见书面存档备查。压缩模糊的“协调空间”,就是压缩寻租空间。
第二,推行国资交易、重大工程全流程阳光化机制。工程招投标、国有产权转让、房产土地处置,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内容之外,全部公开交易信息、评审标准、结果公示。利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统一进场交易,减少线下一对一私下协商。对于大额国资交易,强制引入两家以上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交叉评估,避免单一评估结果被人为操控,守住国有资产价值底线。
第三,强化国企关键岗位轮岗和回避制度。城投、国资集团分管工程、资产、投融资的高管,任职到一定年限必须轮岗。同时建立利益冲突申报制度,领导干部及其近亲属、特定关系人,不得在其管辖范围内从事相关工程、资产交易类经营活动,主动申报、定期核查,一旦发现利益关联,及时调整岗位。
第四,完善资金异常监测和穿透式核查。针对和国资平台往来频繁的企业,建立资金监测模型,重点关注资金流向关联个人账户、短期内大额转账、资金回流等异常特征。不只是看表面合同,必要时穿透核查实际控制人,识别以咨询费、服务费为名目,实质输送贿赂的虚假合同,堵住“合同包装贿赂”的漏洞。
第五,加强对“一把手”和国资国企班子的同级监督。国资国企党委、董事会、监事会要各司其职,监事会不能沦为摆设。重大资产处置、大额对外合作项目,必须上党委会、董事会集体审议,审议记录完整留存,杜绝少数人私下敲定交易事项。监事会、内审部门常态化开展专项审计,而不是等到巡察或者案发才核查。内部审计前置,能够更早发现苗头性问题。
第六,分层开展政商交往警示教育,划定清晰交往清单。明确哪些行为属于正常工作沟通,哪些属于违规交往。比如不得接受商人老板安排的高额消费、代持资产、投资“保本收益”;同时也要打消合规企业顾虑,正常业务洽谈、公开对接渠道保持畅通。做到亲而有度、清而有为,区分开正常营商服务和利益勾连。
第七,健全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这类大额职务犯罪背后,往往存在长期主动围猎的行贿主体。对于多次行贿、大额行贿、在多个项目中持续输送利益的企业和个人,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其参与政府项目、国资平台招投标,提高行贿成本,从源头减少围猎行为。
我们也要理性看待城市建设和国资工作。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建设、国有资产盘活,是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工作,国资平台承担着很重的民生建设任务。绝大多数在这个系统工作的干部,都在依规履职、推动项目落地。风险不在于岗位本身,而在于权力缺少约束、个人理想信念滑坡。岗位含金量越高、手中资源越多,经受的诱惑也就越大,对自律和监督的要求就更高。
白廷辉曾经身居重要岗位,组织给予信任,赋予他管理城市建设、国有资产的权力。他本应当守住底线,管好国有资产,服务城市发展和群众利益,却在持续的围猎当中逐步失守,把管理国资的权力当成换取巨额私利的工具。8891万余元的赃款,最终换来无期徒刑,人身自由终身受限,个人前程彻底断送,家庭也承受沉重代价。这笔得失账,对所有处在高风险岗位的公职人员,都是一记警钟。
近些年来,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深化国企、国资领域反腐败,持续清除潜藏在城市建设、投融资平台里面的腐败分子。这类案件的查办,不只是惩治一个人,更是向市场释放明确信号:不管权力位置多高、利益包装多么隐蔽,利用国资项目搞权钱交易,最终一定会被挖出、受到法律严惩。常态化反腐,就是要不断扎紧国资监管的笼子,守护好全民共有的国有资产,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权力从来不是个人换取财富的筹码,尤其是管理国有资产的干部,手中管的每一分钱,都是公共资产。一旦失守,损害的是全社会的共同利益。监督体系不断完善,线索发现渠道持续拓宽,隐蔽的利益输送手段,迟早都会暴露在阳光之下。
互动话题:你认为在城投、国资这类兼具行政和市场属性的领域,最难监管的是哪一类利益输送方式?欢迎在评论区交流看法,感兴趣可以点个关注,后续持续带来职务犯罪案件复盘与普法解读。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依据官方通报、公开裁判信息整理,仅用于普法警示,案件完整事实以司法机关生效裁判文书为准,不作其他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