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最后一夜,香港。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和妻子哈莉,同老朋友霍布斯鲍姆夫妇一起守岁,等着新千年到来。
霍布斯鲍姆是写《极端的年代》的那位史学大家,那一晚,二十世纪最会讲历史的人之一就坐在桌边。谁也没料到,新世纪的第一页会撕得这么疼。
哈莉在庆祝新千年时癫痫发作,被送进律敦治医院。2000年1月2日,她在那里去世,年仅33岁。
这件事乍看和"西方为什么不喜欢中国"没什么关系。可要弄懂马丁·雅克后来那些很扎耳的判断,得先从这间病房说起。
马丁·雅克是西方精英圈里地地道道的"自己人"。他1945年出生,1977年到1991年主编《今日马克思主义》,把这本杂志办成了英国左翼很有分量的辩论阵地,1993年参与创办智库"德莫斯",给《泰晤士报》《卫报》《独立报》等大报写了多年专栏。
这样的履历放在伦敦,走到哪儿都有人请他上座。1993年,他在马来西亚刁曼岛度假时认识了马来西亚印度裔律师哈莉,两人1996年在英格兰结婚,生了一个儿子;1998年哈莉被律所派驻香港,一家人搬了过去。
他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动笔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哈莉生前跟他抱怨过,说自己在医院里是"最底层的人"。
马丁·雅克一直认定,妻子没得到应有的救治,种族偏见是重要原因。院方的说法不一样,2000年香港的死因研讯裁定医院没有疏忽。
他不服,打了整整十年官司,最后医管局同意和解,案子没有开庭。这期间还有一个结果:2008年7月,香港出台了第一部反种族歧视的法律。
我觉得这段往事是读懂马丁·雅克的钥匙。一个生在"世界顶层"的白人男性,过去谈平等、谈公正,多半是在书房里谈。
妻子这一走,他第一次亲身尝到被分到"下等"是什么滋味。人站在塔尖上,看什么都是俯视。
得有人把你拽下来一回,你才会发现塔外还有一整片天地。
后来,马丁·雅克当过剑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也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做研究,和张维为成了老朋友。在一档专门讲西方对华误解的节目里,他问了一句看着很普通的话:国家和国家,凭什么非得长得一样?
这话听着像常识,可西方两百多年里很少认真想过。工业革命、殖民扩张、坚船利炮,一路把地球上大半地方按自己的样子改造了一遍。
时间长了,"西方"和"世界"在很多人心里成了同义词。中国偏偏是个例外。近代那一百年伤得很深,却始终没有整个沦为殖民地。
几千年的文明也没断过,就像一棵老树,枝叶被风雨打掉不少,根一直扎在原来的土里。西方看中国,很像拿公制尺子去量一件按市制裁的衣裳,量一次"不合格",量十次还是"不合格"。
问题不出在衣裳,出在尺子。更麻烦的是,拿尺子的人从没想过尺子也可能出错,他只会怪衣裳不听话。
马丁·雅克那本书磨了十一年,2009年以《当中国统治世界》为名出版。书名听着唬人,核心意思其实很朴素: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拿西方民族国家那套模板去套,套不进去。
那时候西方的主流想法正好相反。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看中国的眼神透着一种长辈看晚辈的宽容,底下压着两个判断:一是中国还穷,不足为虑;二是中国早晚会变得跟我们一样。
苏联解体以后,"历史终结论"一度很流行,好像人类政治的终点已经定好了,别的国家只差走过去。这其实是一场押注。押的是什么?
是经济一放开,后面就会照着西方的样子一路改下去。马丁·雅克后来说得很直白:西方以为中国发展起来就会越来越像西方,结果没有,以后也不会。
押错宝本来不算丢人,谁都有看走眼的时候。丢人的是押错了还不肯认,回头埋怨赌桌不公平。
2008年,华尔街的大火烧遍全球,中国出台了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经济最先缓过来。此后十几年,中国让近8亿人摆脱贫困,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高铁网,经济总量按美元算逼近20万亿。
标题里说的中国那个"老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样:中国不是哪里做错了,而是做对了,并且是用另一种办法做对的。这一点比单纯做对更让人坐不住,因为它等于说明了,通往繁荣的路不止一条。
2016年前后,风向明显变了。以前美国还肯承认中国增长快、减贫成绩大,后来中国几乎被整个画成了反派。
马丁·雅克看得很透:在过去四十多年里,美国根本没想过中国有一天会在经济上跟自己平起平坐。等这一天真的走近了,"世界第一"的位子就成了心病。
他的判断是,这一阶段会带上旧冷战的一些特征,要等美国真正接受中国是平等的一方才能翻篇,少说二十年。我很认同这个时间表。
心理上的落差,往往比实力上的落差更难抹平。心病之外,还有真金白银的利益。
过去的分工很清楚:中国在流水线上拧螺丝,西方握着技术、品牌和标准。后来中国一路往上爬,5G、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处处都冒出了中国的对手。
于是就有了高端光刻机的出口封锁,有了针对先进AI芯片的禁令。这有点像一个老店的掌柜,看着当年的学徒自己开了铺子,生意还越做越大,第一反应不是改进手艺,而是去堵人家的进货渠道。
可这种办法堵得了一时,堵不了一世。马丁·雅克在今年初说得更直接,大约从2005年起,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单一贡献者。
一个对世界增长出力最大的国家,硬要把它从产业链上"剪掉",最后疼的未必只是对方。利益受了冲击,舆论就跟着上阵。
疫情那几年,各种离谱的说法被一层层放大,"甩锅"几乎成了某些政客的惯用招数。张维为开过一个很实在的方子:不用讲大道理,老百姓把晨跑、逛超市、扫码付款、跳广场舞拍下来发出去,真实的日子本身就最有说服力。
偏见的根子扎得很深。一条是思维习惯,一神教传统里只能有一个真理,很难接受"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
另一条是冷战留下的惯性,总有人拿看苏联的眼光看中国。马丁·雅克补了一刀:西方很多人没学过中文,没来过中国,心里默认全世界都该讲英语。
用别人的语言去理解一个文明,本来就隔着一层毛玻璃,更何况有人连毛玻璃都懒得擦。这种误读也不是头一回了。
1996年,"中国崩溃论"在西方很有市场。张维为在《亚洲华尔街日报》发文唱反调,理由很实在:改革让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一天天成形,企业家们都明白,中国自己就是最大的市场,改革开放把人心往一处拢,而不是往外推。
后来,有西方记者还拿唱衰的老调子来提问,张维为反问了一句:这么多年你们对中国的预测,有哪一次说准了?对方答不上来。
预言一次次落空还照样有人信,说明有些人要的本来就不是答案,是一个让自己安心的说法。
所以,西方真正别扭的,也许不是中国本身,而是一个不照着剧本演、还演出了好结局的中国。到了2026年,马丁·雅克已经八十出头,身份是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访问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还在为同一件事奔走。
这一年里他说了不少话。年初英国首相访华,他认为2018年以来英国对华长期态度消极,这次访问标志着那个时期结束,英中关系开启了新阶段。
不过他也提醒,欧洲的转向别估计过头。9月在重庆,他说中国和全球南方将共同塑造未来的世界秩序,称之为"现代史上第一个多数人的全球秩序"。
他还特别强调,中国并不把自己当成别人必须照抄的模板,在乎的是发展和好好相处,而不是要别人变得跟自己一样。民意也在悄悄转向。
皮尤研究中心今年7月的调查显示,在长期跟踪的20个国家里,中国的平均好感度已经超过美国,分别是46%和36%。就连加拿大,也有44%的人对中国抱有好感,高于对美国的33%。
美国国内,多数人对中国依然是负面看法,但持好感的比例在上升,年轻人又比老年人更友善一些。这些数字说明不了偏见已经消失,它们只说明一点:偏见挡不住现实,现实却会一点点磨掉偏见。
马丁·雅克早就预言,西方会极不情愿地被时代拖着往前走。现在看,拖是拖动了,只是步子还很沉。
回头看马丁·雅克这一生,最打动我的不是他哪句预言说中了,而是他换了个位置看世界。一个从塔尖上长大的人,因为一场生离死别,听懂了"最底层"三个字有多重,从此再也回不到原来的视角。
国家其实也是这样。很多偏见不是因为不知道,而是因为站的位置:在高处待久了,就以为眼前的风景就是全世界。
中国这个"老问题"说到底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不是东方怎么样,而是西方肯不肯承认,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止一种活法。
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风险,或许从来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有人始终不愿意去理解一个跟自己不一样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