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子去年大学毕业,投了三百多份简历,面试了二十几家公司,最后去了一家做企业服务的公司,月薪六千五,和他同寝室的四个人,一个考上了老家县城的编制,一个还在考研二战,一个回了老家帮父母看店,剩下他一个留在了读书的这座城市。四个人,四种去向,没有一个和当年填报志愿时想象的“大学毕业后”对得上号。
这不是我一家的情况。我身边同龄的朋友,孩子大多在这几年陆续毕业,聚在一起聊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工作找得怎么样了”,问的人小心翼翼,答的人一言难尽。
就在这个时候,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那句话被翻了出来——“再发达的国家也不用到那么多大学生”。这句话一出来,网上吵翻了天。有人说这是实话难听,有人说这是给“读书无用论”递刀子,还有人翻出葛教授的原话来反驳说人家讲的是“大学生数量要和社会需求匹配”,不是让人不读书。
我不想去考证葛教授到底在什么语境下说的这句话,我想讨论的是一个更实在的问题:为什么大学生越来越多,工作却越来越难找?到底是人太多了,还是岗位变了?这句话到底说没说到点子上?
一、先看事实:大学生确实多了,而且是“多到结构性过剩”
先说一组不算冷的冷数据。202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1179万,2025年预计超过1200万。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200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是107万,二十多年翻了十倍不止。
我不是说大学生多了是坏事。全民受教育程度提高,这是国家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我父母那一辈,村里出个高中生都稀罕,现在谁家孩子考上大学,摆酒都不一定摆得起来,因为太普遍了。这本身是好事。
问题出在“结构”上。
我观察下来,现在的大学生就业难,不是“一个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而是三个错位同时存在。
第一个错位:专业设置和市场需求错位。 这些年高校扩招,扩得最猛的是哪几类?管理类、文科类、部分工科类。我认识一个在地方院校教书的朋友,他说他们学校前几年跟风开了好几个“热门专业”,什么电子商务、物流管理、市场营销,招生的时候热热闹闹,毕业的时候学生傻眼了——市场上要的是能直接上手做运营、懂数据分析、会写代码的人,学校里教的是课本上的概念和十年前案例。企业招人,要的是“来了就能干活”,学生手里拿的是“我学过这个专业”。
第二个错位:学历层次和岗位需求错位。 现在很多岗位,明明中专、大专甚至高中培训一下就能干,招聘要求却写着“本科及以上”。我有个做HR的朋友跟我说,他们公司招前台,老板说“至少大专”,招行政助理,“本科优先”,招个仓库管理员,“最好本科”。我问为什么,她说老板觉得“大学生素质高、好管理、说出去好听”。结果就是,大量本科生去干了本来不需要本科学历的活,而真正需要本科以上学历的岗位,又没有那么多。这就是典型的“学历通胀”——学历的供给跑在了岗位需求前面。
第三个错位:就业期望和现实待遇错位。 这一点我要说句可能得罪人的话。现在的孩子,包括我自己的儿子,从小听到的话是“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就好了”,大学毕业默认的期待是坐办公室、有双休、五险一金、月薪过万。但市场上能提供这种条件的岗位,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毕业生的增长速度。制造业缺人缺得厉害,但很多大学生不愿意去;服务业缺人缺得厉害,但很多家长觉得“我供你读大学不是让你去端盘子的”。这不是哪个人的错,是整个社会对“大学生”这三个字的预期,还停留在扩招之前的年代。
所以葛教授那句话,如果理解成“大学生数量应该和社会实际需求匹配”,我认为说到了点子上。但如果说成“大学生就不该招这么多”,那就是把因果搞反了。不是大学生太多了,是能吸收大学生的岗位没有同步长出来,是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之间那条沟,一直没填平。
二、再看岗位:不是没岗位,是岗位“变了模样”
很多人说“现在工作难找是因为经济不好”,这话对,但不全对。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边是大学生喊就业难,一边是很多企业喊招人难。两个“难”同时存在,说明问题不在“有没有岗位”,而在“岗位长什么样”。
我总结了三个变化。
变化一:岗位在从“白领型”向“技能型”迁移。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最大的就业容器是房地产、金融、互联网、教培这些行业,它们吸收了大量文科、商科、管理类毕业生。现在这些行业要么在调整,要么在收缩。而增长比较快的领域——高端制造、新能源、养老护理、家政服务、现代农业——大量岗位是“技能型”的,需要的是动手能力、实操经验、职业证书,不是一纸文凭。一个学工商管理的学生,去新能源电池厂做产线管理,他得从头学起;一个学汉语言文学的学生,去做养老机构的运营,她得重新理解这个行业。岗位是有的,但和大学四年学的东西对不上。
变化二:岗位在从“稳定型”向“灵活型”迁移。 我儿子那届毕业生,据他自己观察,班里真正签了“三方协议”进正规企业的不到一半,剩下的有考公考编的、有做自媒体的、有跑外卖过渡的、有在家待着慢慢找的。不是他们不想稳定,是稳定岗位的供给就那么多。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吸收了大量的“灵活就业”,但这些岗位的共同特点是:门槛低、流动性大、保障弱、上升通道窄。一个大学生去跑外卖,不是他不能跑,是跑了三年之后,他的大学专业基本就废了。
变化三:岗位对“复合能力”的要求在急剧上升。 我看了不少招聘信息,现在很多岗位的要求是“既要……又要……还要……”。做新媒体运营,要会写文案、会拍视频、会数据分析、会投放;做销售,要懂产品、懂行业、懂客户心理、还得会做PPT汇报。单一专业背景的学生,很难满足这种复合要求。而我们的大学教育,大部分还是“一个专业一套课,四年学完就完事”,跨学科、跨技能的训练严重不足。
所以我的判断是:不是岗位消失了,是岗位的性质、形态、要求都变了,而大学生的能力结构和就业预期,没有跟着变。这就是“人岗不匹配”的真相。葛教授那句话的深层含义,与其说是“大学生太多”,不如说是“适配大学生能力的岗位没那么多”。这两句话听起来像,其实差得很远。
三、我的立场:问题不在“大学生多”,在“路太窄”
写到这里,我要把我的观点亮明白。
我认为,葛教授那句话值得深思的地方,不在于“要不要少招大学生”,而在于它逼着我们承认一个现实:过去那种“考上大学=体面工作=稳定人生”的线性公式,已经失效了。
失效的原因,不是大学生“不值钱”了,而是这条路被走得太挤了。全社会把“上大学”当成了唯一的上升通道,家长拼命供,学校拼命扩,学生拼命考,结果所有人都挤在同一条路上,路就那么宽,人越来越多,自然就走不动了。
我特别想说的是,这种“挤”带来的后果,不只是就业难,还有更深的伤害。
一是对年轻人的伤害。 我儿子那一届,很多孩子从大三就开始焦虑,考研、考公、考编、投简历,四手准备,哪一手都没底。他们不是不努力,是努力的方向太多太散,每个方向都看不到确定的回报。这种“努力了也不确定有没有用”的状态,比“不努力”更消耗人。
二是对家庭的伤害。 供一个大学生,四年学费加生活费,普通家庭少说十几万。这笔钱投进去,家长心里的预期是“孩子毕业就好了”。结果孩子毕业了,工作没着落,或者工资还不如当年没上大学的同学在工地上挣得多,这种落差,很多家庭消化不了。我见过不少家长,嘴上说“慢慢来不着急”,心里急得睡不着觉。
三是对社会预期的伤害。 当“大学生”这个身份不再自动对应“好工作”,读书的回报率被质疑,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读书无用论”抬头。我不认同读书无用论,但我理解这种情绪从哪来——当投入和产出严重不对等的时候,人们就会怀疑投入本身。
所以我的立场很清楚:解决大学生就业难,不能靠“少招大学生”,得靠“多修几条路”。
四、路该怎么修:三个方向,说点具体的
空喊“转变观念”没用,我试着说点能落地的。
第一条路:高校的专业设置,得跟着产业走,不能跟着“招生热度”走。
我了解到一些地方院校已经在做这件事了,比如把专业设置和当地支柱产业挂钩,企业需要什么人,学校就培养什么人,甚至企业直接参与课程设计、派工程师来上课、提供实习岗位。这种做法不新鲜,德国双元制搞了很多年,国内一些应用型本科也在试。关键是覆盖面要上去,不能只有少数学校在做。
对家长和学生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填志愿的时候,不能只看“这个专业名字好听不好听”,得看“这个专业毕业的人都去了哪、这个城市有没有相关产业”。这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但至少是个方向。
第二条路:职业教育得真正“香”起来,不能只是“考不上大学的退路”。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一些高级技工学校、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就业率和起薪比普通本科还高。但家长还是不认,觉得“上职校没面子”。这个观念的改变,光靠宣传没用,得靠待遇和保障说话。什么时候一个高级焊工、一个数控技师、一个养老护理师,能有体面的收入、稳定的社保、清晰的晋升通道,什么时候家长才会真正觉得“不上大学也行”。
这不是让大家都别上大学,是让“不上大学”这条路,也能通向体面生活。路多了,挤的人就少了。
第三条路:大学生自己,得把“学历”当成起点,不是终点。
这话可能有人觉得是“何不食肉糜”,但我还是要说。我观察我儿子和他同学,发现一个规律:找到工作的,不一定是成绩最好的,但一定是“愿意先干起来”的。有的先去小公司积累经验,有的先做一份不完全对口的工作再慢慢转,有的边工作边学新技能。反而是那些“非大厂不去、非编制不考、非月薪过万不干”的,拖得越久越被动。
我不是说年轻人不该有要求,是说在“理想岗位”和“先有个岗位”之间,得有个过渡。大学四年给你的是一张入场券,不是一张终身饭票。入场之后怎么走,靠的是持续学习和调整。
五、再说回葛教授那句话
回到开头的问题:葛教授那句话,到底说没说到点子上?
我的看法是:说对了一半。
对的那一半是:任何一个国家,岗位结构都是金字塔形的,不可能所有岗位都需要大学学历。社会需要科学家、工程师、管理者,也需要技术工人、服务人员、基层劳动者。如果所有人都去读大学、都盯着金字塔尖的岗位,那底下那些活谁干?这个道理,葛教授说破了。
不对的那一半是:把“大学生多”当成就业难的原因,容易滑向“少招点大学生就好了”的结论。可现实是,大学生数量不可能大幅减少,也不应该大幅减少。国民受教育程度提高,是国家竞争力的根基。真正的解法不是“减人”,是“修路”——让教育结构更合理、让职业路径更多元、让岗位供给更匹配。
所以我认为,葛教授这句话最大的价值,不是给出了答案,而是提出了一个我们一直回避的问题: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大学生,社会又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生? 这个问题不回答清楚,扩招也好、缩招也好,都是治标不治本。
六、给同龄人和年轻人几句实在话
文章写到结尾,我不喊口号,说几条具体可操作的。
给家有毕业生的中年人:
第一,别把焦虑传给孩子。你急,他比你更急。你能做的是帮他分析信息、对接资源、提供缓冲期,不是天天问“工作找着没”。
第二,帮孩子算一笔“现实账”。家里的经济条件能支撑他待业多久、能支持他去哪个城市、能不能接受他先做一份过渡性工作,这些算清楚了,孩子做选择的时候心里有底。
第三,别用“别人家孩子”做参照。你看到的“别人家孩子进了大厂”,背后可能有你不知道的资源和人脉。盯着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况,比什么都强。
给正在找工作的年轻人:
第一,把“先就业再择业”当真,别当口号。第一份工作不完美很正常,重要的是先进入职场,积累经验、建立人脉、了解行业,这些比“一步到位”更值钱。
第二,学一门“硬技能”傍身。不管什么专业,会数据分析、会写方案、会做短视频、会一门外语、会操作某种设备,都比只有一张文凭强。技能是长在身上的,文凭是挂在墙上的。
第三,接受“非线性”的职业路径。你父母那一代人,一份工作干到退休是常态;你们这一代,换几份工作、转几次行、甚至中间待业一段时间,都是正常的。别用上一代的标准要求自己。
给所有关心这件事的人:
大学生就业难,不是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构问题。它需要高校改、企业改、政策改,也需要每个家庭和每个年轻人调整预期。葛教授那句话,可以当成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教育和社会之间那条还没填平的沟。照见了,就动手填,比争论“谁说得对”有用得多。
我儿子现在那份工作,月薪六千五,不高,但他每天下班回来会跟我说今天学了什么新东西。我觉得,这就挺好。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是一句话定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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