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卢沟桥到珍珠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抗日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北平、天津的三所大学被迫南迁,在湖南长沙合并,组建临时大学。我当时到汉口考察华光无线电研究所,就在这时得知国民政府将要在汉口改组、运作,国民政府的中枢也会转移到陪都重庆。
新年前夕,我和著名地质学家、负责国家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一起吃饭,他悄悄跟我说: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将由孔祥熙博士(他是孙逸仙博士、蒋委员长的亲戚)出任行政院长,张群担任副院长;翁文灏本人出任经济部长,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我住在汉口王镇名家,陈立夫的心腹张道藩先生上门拜访,告诉我,上级打算任命我出任教育部政务次长,而张道藩由内政部次长转任教育部常务次长。
我当时答复他:既然处在战争时期,如果政府下令任命,我理应接受。但是这件事必须得到北大蒋梦麟校长、清华梅贻琦校长的同意,因为他们已经请我担任临时大学工学院院长一职。两位校长商量之后一致认为:从全国大学的大局来考虑,我应该接受这个任命。于是我就向长沙方面报备,正式出任教育部政务次长。
不久之后又进行了一次政府改组,这次是国民政府战时机构的重要调整: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也就是当时的总司令)。军事委员会下设多个部门,政治部部长由陈诚(后来到台湾,长期担任“副总统”),副部长是周恩来(后来新中国的总理),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
显而易见,当时各方达成共识: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各个政治党派,全都投身到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之中。从这时起,我所服务的是国民政府,而不再只是国民党一党的政府。
我投身服务的这一届国民政府,我本身并不是国民党党员。但当时所有高级人事任命,都必须得到战时领袖蒋介石先生的许可。
1938年元月7日,陈立夫在汉口设立教育部部长办公室。陈立夫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专攻矿冶,本身是革命先驱陈其美的侄子,他本人和蒋委员长关系很深。1923年,陈立夫和我一同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赴美,在匹兹堡大学攻读硕士,专业也是采矿冶金。这些年来,我们在中国科学发展、促进学术方面有不少共同志趣。但他和兄长陈果夫在党务组织上十分活跃,我对党务没有兴趣。只有在我们一同在教育部共事之后,两个人之间才建立起新的合作关系。
以他部长的职责来说,陈立夫负责指导、推动战时中国的教育;我作为教育部政务次长,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与落地。因为我过去在高等教育领域有经验,我自然会从政府公务、私人交情两方面,兼顾各大学校的需求。不过,上级官方的要求,是要我统筹整个教育体系,不只是高等教育,还包含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另外还要增设服务于联合作战的普及教育。
新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张道藩,曾在伦敦、巴黎求学,是出色的画家、剧作家,在国民党内十分活跃,后来还担任过内政部次长,到台湾之后,出任过“立法院长”。
我们这三个人——两个学工程的,两个擅长文艺创作的,要在战火之中扛起全国教育最重要的担子,职责覆盖所有受战争波及的国土,既有后方安全地区,也处在战火前沿,甚至还包括已经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
1938年3月,我第一次在战时去到重庆,参加教育部的正式会议。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先从汉口迁到重庆北碚,之后再搬到云南昆明;清华航空研究所4月从南昌迁到成都,后来也落脚昆明。
1938年4月25日,我从汉口动身前往香港,作为教育部的官方代表,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年会。这个基金会主要负责管理用庚子赔款退回的钱款,当时在香港的北大前校长、中研院院长蔡元培先生担任主席。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校长,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也从北平赶来参会,还有美国知名教育家保罗·孟禄博士专程从美国赶来。会后,我和司徒雷登校长一起,搭乘九广铁路火车去到广州,我和家人得以团聚。婉娴带着孩子们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婉娴原本打算和王兼士博士(德国经济学博士,当时在南京任职)结婚,婚礼定在九龙半岛酒店,邀请蔡元培先生证婚。大哥不在香港,我就愉快地承担了送小妹出嫁的任务。
我回到汉口之后,母亲先回上海,婉娴带着五个孩子留在九龙。6月30日,婉娴和孩子们坐飞机从香港到重庆,飞机在武汉加油的时候,我在武昌(和汉口隔江相望)登机同行,和一家人一同赶赴重庆。
北平、东部一批高校内迁的时机已经成熟:北大、清华、南开最早南迁长沙,后来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另外三所北方高校迁到陕西,改成西北联合大学;罗家伦校长带领的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往重庆;浙江大学几经辗转,最后落脚贵州遵义;武汉大学从武昌搬到四川嘉定;好几所教会大学,一同转移到成都,在那里联合办学。
1938年9月9日,我们的剧本《古城烽火》在重庆公演,故事主角是坚守北平城外西山的游击队员,讲述他们痛击北平日军的故事。这部剧本后来也成为国统区很多剧团争相排演、广受欢迎的剧目之一。
10月21日广州沦陷,10月25日汉口撤退。战局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抗战进入第二阶段。之后载入史册的就是长沙保卫战那场大战。
12月23日,我搭乘航空委员会专机,从重庆飞往西安,刚好赶上圣诞节,在空军招待所,和苏联飞行员一同度过圣诞。27日我飞往甘肃兰州,第二天一早,赶往青海西宁,那里坐落着藏传佛教的塔尔寺。在兰州,我和建设厅长陈体诚、教育厅长郑通和、民政厅长施奎龄一同愉快聚会。当时蔡敬斋担任兰州财政厅长。
1939年元旦,我在兰州参加朱绍良将军招待驻兰州苏军人员的宴会。5号,我和若干将士卫士一同乘车离开兰州,奔赴陕西西安,中途经过华家岭。路上还有一处古迹,是纪念汉朝名将、打通西域的班超,这里就是汉朝西域都护府的旧地。
我参观了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还有古路坝的西北工学院;在城固,还看了出土的汉代出使西域的张骞碑。之后乘车翻越秦岭,抵达位于武功的西北农学院。蒋介石委员长刚刚在武功开完一场重要的军事(战略)会议,陕西省政府西安是我此行终点,在西安,我参观了多处历史古迹:秦始皇在西安城郊留下庞大的陵墓;唐朝长安在这里,是当年国都,也是杨贵妃沐浴的地方,著名的临潼温泉。学识渊博的玄奘法师,在印度游学十六年之后,带着大量佛教典籍回到长安,在这里把经文翻译成汉文,这项翻译事业,就是在西安的大雁塔完成,大雁塔到今天依然完好。
面对着厚实古老的城墙,我才意识到城墙之下,是全城百姓躲避空袭的避难所,城外也修建了不少防空洞,供司令部、机关单位藏身。我没有多余时间细细寻访古迹、纪念碑,随即乘飞机飞回重庆。这是我第一次西北之行。我没有料到,三十五年之后,我还会和婉娴一起,再次到西安看望长子和长女,还在孙辈陪同之下,悠闲游览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历史名胜。
1939年3月,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会议,陈立夫部长兼任议长,蒋梦麟当选副议长,我以本职担任副议长,张道藩先生担任大会秘书长。各省的教育专员、很多高校校长、教育界学者都受邀参会。会议结束之后,大会的论文合集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