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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亿老人“混吃等死”!陷进废物式养老困境,是福是祸?

2021年5月22日,91岁的袁隆平在长沙去世。很多人在悼念文章里读到一个细节:直到去世前一年多,他还坚持到海南三亚的南繁基地,在试验田里查看杂交水稻的长势;九十岁生日那年,他许下的愿望依然是让超级稻实现更高的亩产。

一位老人在耄耋之年依然离不开稻田,这份“停不下来”的状态,和当下另一种晚年形成了鲜明对照。

最近网上有一句很扎心的话:中国2亿老人“混吃等死”!陷进废物式养老困境,是福是祸?“废物式养老”这个词并非外人的嘲讽,很多时候恰恰是老人们对自己的自嘲:退休金按时到账,身体也没大毛病,可每天坐在楼下发呆,心里空落落的,觉得自己成了多余的人。

这是一代人共同面对的晚年命题。先看这代人的体量。

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发布的公报显示,到2025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3.2亿,占总人口的23%;未来十年左右,每年都有两千多万人步入60岁,预计到2035年前后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

其中60岁至69岁的低龄老人占了一半以上,他们大多身体尚可、精力尚足。这群刚退下来的人,大多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他们年轻时赶上了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大转折,进过工厂、下过海、扛过家里的担子,是改革开放几十年里最勤恳的一代劳动者。习惯了忙碌的人,一旦闲下来,最难熬的往往不是清贫,而是“没用了”的感觉。

他们这辈子最熟悉的生活节奏就是上班、加班、照顾家人,突然没有人需要他们按时出现,生活的重心一下子就塌了。心理学研究早就发现,退休是人生中压力最大的转折之一。

一个人在职时有明确的社会角色:车间里离不开的老师傅、单位里说话有分量的老同志、家里的顶梁柱;退休那天,这些角色几乎同时消失。有调查显示,相当比例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孤独感和抑郁情绪,独居和空巢老人的比例更是逐年上升。

“废物式养老”的本质,是社会身份的断裂。老人失去的不是收入,而是被需要的感觉。

一个人被需要,就有理由早起、有理由出门、有理由与人交往;不被需要,日子就只剩下吃饭、睡觉、看电视的循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老人明知道保健品没什么用,还愿意掏钱:他们买的往往不是产品,而是推销员按时打来的那个电话。

身体的困扰也是现实。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我国七成以上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最为常见;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超过四千万。

身体一受限,活动范围就缩小,人际交往就减少,情绪也会跟着低落,形成一个不断下沉的循环。数字鸿沟让一部分老人与社会的距离越拉越远。

网上挂号、扫码点餐、手机支付、线上打车,对年轻人来说再简单不过,对不少老人而言却是一道迈不过的坎。尽管近年来各地推动适老化改造,很多应用推出了“长辈模式”,但仍有不少老人因为不会用智能手机而在生活中处处碰壁。

技术本来应该让生活更方便,却在无意中把一部分人挡在了门外。一个不会用手机挂号的老人,站在医院的自助机前不知所措,那种窘迫感,比病痛本身更伤自尊。

社会在飞速向前,如果没有人回头拉一把,一些老人就会被永远留在原地。适老化不该只是在应用里加一个大字号按钮,更应该在医院、银行、车站保留有人值守的窗口,让不会用手机的人也能体面地办成事。

与“废物式养老”形成反差的,是另一种被称为“榨干式养老”的状态。一些社保缴费年限短、积蓄微薄的老人,特别是农村老人,年过六旬仍要外出打工,当保安、做保洁、上工地,有的还要帮衬背着房贷的子女。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水平偏低,是他们不得不继续劳作的重要原因。同样是白发,日子却是两个温度:一边是衣食无忧却心里发空,一边是身体透支还得四处奔波。

这说明养老困境从来不是单一的模样。城市退休老人缺的是精神寄托,农村老人缺的是基本保障。用一套办法去解决两种问题,注定会顾此失彼。

国家在养老上的投入一年比一年大。

2026年,民政部、财政部推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落地,符合条件的失能老人可以在线上预订助浴、助洁、陪诊等上门服务,每月最高抵扣800元,首单就在电商平台完成;甘肃等地年初就开始为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也在加快推开,目标是到2028年底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养老服务网络在加密。

截至2025年末,全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接近40万个,老年助餐点达到8万个;“十四五”期间,各地累计建设了数十万张家庭养老床位,为两百多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完成适老化改造。国家老年大学于2023年挂牌成立,各地老年大学一座难求。

这些政策解决的大多是“养”的问题,即吃饭、看病、照护;而“废物式养老”暴露的是“为”的问题,即老人能不能继续参与社会、实现价值。前者靠钱和设施,后者靠机会和观念。

只有把这两件事都做好,老龄社会才不只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群体,而是一个仍在贡献的群体。银发经济被寄予厚望。

有机构测算,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在2025年约为十万亿元,到2035年可能超过三十万亿元。

海南、江苏、云南等地推出旅居养老、康养文旅政策,银发旅游专列、老年研学游越来越多;渐进式延迟退休从2025年开始实施,“老有所为”行动也在推进,鼓励身体健康的低龄老人继续发挥作用。这里有一个观念需要转变:老人不只是消费者,也可以是生产者。

很多退休的工程师、医生、教师、技术工人,经验丰富、责任心强,只是缺少一个重新走回社会的通道。社区服务、志愿活动、技术顾问、带教新人,这些岗位不一定要高薪,却能让老人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邻国日本在这方面起步较早。日本各地设有一千多个“银发人才中心”,会员总数长期保持在六七十万人左右,主要为60岁以上的老人介绍短期、轻体力的工作,比如园艺、看护、清洁、文书和技能传授,报酬不高,却让很多老人保持了与社会的联系。

日本65岁以上人口的就业率已超过四分之一,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位居前列。日本的经验说明,让老人“有事做”并不需要多么宏大的制度设计,关键是搭一个平台、给一个通道。

很多老人不缺能力,缺的是一个不必看人脸色、能按自己节奏参与的机会。这样的平台成本不高,回报却很大:老人精神好了,看病的开支少了,社会也多了一支经验丰富的劳动力。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袁隆平九十多岁仍惦记着稻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不少老科学家八九十岁仍在指导科研;在很多城市社区,退休老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承担着巡逻、调解、助老、助学等工作,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北京的“朝阳群众”、上海的“老娘舅”,都是退休老人发挥余热的生动写照。不少城市还在探索“时间银行”式的互助养老:身体健康的低龄老人为高龄、失能老人提供陪伴、代购、陪诊等服务,把服务时长存进“时间银行”,等自己需要照顾时再兑换回来。

南京、上海等地的试点吸引了大量退休人员参与,今年民政部门出台的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也把这类做法作为重点推广方向。“时间银行”的妙处在于,它把“被照顾”和“去帮助”连成了一个闭环。

今天你帮别人,明天别人帮你,老人在付出中找回价值,在互助中织密了邻里关系。这种模式不仅缓解了养老服务人手不足的难题,也让“老”从一种负担,变成了一种可以流转的资源。

这些人的晚年为什么不空?因为他们找到了“被需要”的地方。袁隆平是在国家的粮食事业里被需要,社区志愿者是在邻里的日常生活里被需要。

被需要的尺度可大可小,关键是有。一个人只要还在为别人做点什么,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废物”。

所以,解决“废物式养老”,最好的办法不是把老人照顾得无微不至,而是把选择权还给老人。想做事的,有岗位;爱热闹的,有平台;图清静的,有去处;需要照顾的,有人兜底。

日子怎么过,让老人自己说了算,这才是真正体面的晚年,也是一个社会该给老人的尊重。作为子女,能做的其实更简单。

多打一个电话,多陪吃一顿饭,耐心听父母把那些讲了无数遍的往事再讲一遍,教他们用手机视频、网上挂号。很多老人要的并不多,无非是确认自己还被看见、还被惦记。

孝顺不只是给钱,更是给时间、给耐心。很多时候,父母嘴上说“忙你的,不用回来”,心里盼着的恰恰是那一声敲门。

回到“是福是祸”这个问题。清闲本身不是祸,没人需要才是祸;长寿本身是福,活得有意义才是更大的福。

一个社会怎样对待老人,决定了每个人对未来的预期。今天的年轻人,几十年后也会走到这一步,今天为老人搭建的每一座桥,都是在为明天的自己铺路。

袁隆平说过,他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一个九十岁的老人还有梦,这就是晚年最好的样子。

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力所能及的地方继续发光,银发就不会是暮气的代名词,而会成为一个成熟社会最温暖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