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初的绥远西部,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十度。五原城失守,临河城陷落,国民革命军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手头能直接调动的机动兵力,已经被日军打得只剩下不到7000人。
重庆的蒋介石接连发来急电,劝他放弃河套平原,带着残部退往陕北或宁夏保命。然而傅作义不仅烧掉了撤退电报,反而把指挥部设在荒凉的亚麻赖沙漠里,准备对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日军发起一场不可思议的绝地反击。
01. 绝境中的惨败
时间倒回1939年12月,中国抗日战场正处于冬日攻势的紧要关头。为牵制日军南下兵力,傅作义率领第三十五军主力,顶着凛冽的寒风,突然向日军占领的包头城发起了猛烈奇袭。
这一战打得极为凶狠,傅作义的部队一度攻入包头城内,烧毁了日军大量军需仓库。驻蒙日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想到,这支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竟敢主动进攻坚固的日军据点。
冈部直三郎迅速从华北各地抽调精锐,集结了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骑兵集团,再加上伪蒙军李守信、王英等部,总兵力超过三万余人。这支庞大的机械化部队配备了上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在飞机的掩护下,于1940年1月下旬向绥西河套地区发起了疯狂的报复性扫荡。
绥西河套平原地势平坦,冬季河渠结冰,原本用做防御屏障的黄河支流和灌溉水渠,瞬间变成了日军坦克和汽车狂飙的天然公路。
日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黑压压的装甲集群在冰面上横冲直撞,向中国军队的防线猛扑过来。
当时防守绥西外围的,除了傅作义的嫡系第三十五军,还有马鸿宾的第八十一军以及几个骑兵师。面对日军的飞机轰炸和坦克冲锋,缺乏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军队防线很快被撕开了一道大口子。
第八十一军在乌不浪口一带苦战数日,伤亡惨重,不得不向后撤退。外围防线一垮,日军机械化部队长驱直入,直扑傅作义经营多年的绥西政治、军事中心五原城。
五原城无险可守,日军出动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城墙被炸得七零八落。2月3日,五原城陷落,紧接着2月4日,绥西的另一座重镇临河也落入敌手,最后连最西端的善坝也未能保住。
短短几天之内,绥西重镇接连丢失,整个河套平原一片狼藉。大批难民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向西逃亡,冻死、饿死在路边的人不计其数,部队在撤退途中也建制打乱,失散严重。
当傅作义退到乌拉山北麓的亚麻赖地区收拢部队时,随行参谋清点人数,得出的数字让所有人心头一紧。原本几万人的大军,如今跟在长官部身边的第三十五军三个师,加起来只剩下不到7000人。
这7000人大多衣衫褴褛,在之前的苦战中弹药消耗殆尽,平均每支步枪只剩下十几发子弹。更糟糕的是,所有的补给基地都已丢失,部队在荒漠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士兵们只能杀战马充饥,或者去老乡废弃的村落里寻找冻硬的糜子面。
重庆统帅部得知绥西沦陷的消息后,认为河套地区已经彻底丧失了坚守的可能。蒋介石亲自发来电报,命令傅作义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立即率领残部向西撤入宁夏,或者向南渡过黄河退往陕西神木、府谷一带。
日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更是狂妄地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宣布,傅作义的部队已经被彻底歼灭,西북的门户已经被大日本皇军完全打开。在日军看来,剩下的几千中国残兵,在没有补给的荒漠严冬里,就算不被打死,也会被活活冻死。
日军主力在占领五原、临河后,认为大局已定,于是在2月中旬开始陆续东撤,返回包头、张家口等原防地休整。留在五原城及周边的,是由日军中将水川伊夫统率的日军警备部队、特务机关,以及伪蒙军王英的“绥西自治联军”等部,总兵力约一万余人。
水川伊夫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曾任日军骑兵旅团长,性情骄横跋扈。他把指挥部设在五原新城,每天忙着搜刮民财、修筑工事,准备开春后继续向宁夏推进,根本没把荒漠里的傅作义残部放在眼里。
而在亚麻赖的一座破旧蒙古包里,45岁的傅作义正对着地图沉默不语。部下们大多神情沮丧,不少人觉得既然蒋委员长都允许撤退了,不如赶紧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如果真的撤退,意味着什么?傅作义心里比谁都清楚,一旦离开绥远这片土地,他这支晋绥军起家的杂牌部队,到了别人的地盘上,要么被吞并,要么被拆散,这7000多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弟兄,将彻底成为无根的浮萍。
更重要的是,河套平原是整个大西北的粮仓,也是保卫陕甘宁的战略屏障。如果这里被日军稳固占领,开春之后日军以此为跳板,向西可以直捣宁夏银川,向南可以威胁陕北和山西,整个西北战局将彻底崩盘。
就在众人以为傅作义即将下达西撤命令的时刻,他却突然转过身,对参谋长下达了一道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死命令。
02. 亚麻赖的豪赌
傅作义下达的命令不是向西撤退,而是全体官兵就地隐蔽,准备向东反攻,夺回五原城。这道命令一出,整个指挥部一片哗然,几位师长都觉得长官是不是被惨败刺激得失去了理智。
当时的情况实在太悬殊了,五原城有新旧两城,工事坚固,日军在城墙四周修了大量的明碉暗堡,外围还有结冰的义和渠作为护城河。城内驻守的日伪军不仅人数过万,而且装备精良,有大炮、重机枪,还能随时呼叫包头机场的日军飞机支援。
反观傅作义手里的家底,第三十五军的新编三十一师、新编三十二师、第一零一师,三个师加起来不过六七千人,连迫击炮都没几门,重武器更是一无所有。用这样一支疲惫之师去攻坚,在军事常理上无异于以卵击石。
面对部下们的质疑,傅作义在蒙古包里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他指着地图给众人算了一笔账,日军虽然强大,但主力已经东撤,留守五原的日军骄傲轻敌,认为我们已经远逃,防备必然松懈。
五原城虽然坚固,但日伪军内部矛盾重重,水川伊夫看不起伪军,将日军主力集中在五原新城,而把王英的伪军安排在五原旧城和外围据点充当炮灰。这种兵力部署看似严密,实则各自为战,只要打掉指挥中枢,敌军必然大乱。
更为关键的是河套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当时正是三九严寒向初春过渡的时节,再过半个月,天气转暖,黄河冰面融化,河套平原如果不及时掘开渠水,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依然可以随时增援。但如果现在动手,打下五原后立刻掘开黄河大坝放水淹路,日军的坦克和汽车就会陷入泥潭,寸步难行。
傅作义看着在场的军官们,只说了一句平实却分量极重的话:“我们不打回五原,就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到了外省也是死路一条,不如死在绥远。”这番话彻底击中了这群北方汉子的软肋,所有人的退缩念头瞬间被打消,决定跟着长官拼死一搏。
为了确保奇袭的绝对突然性,傅作义制定了极其严密的封锁计划。从2月中旬开始,部队在亚麻赖到五原之间的几百里荒漠中,设立了多道封锁线,只许进不许出,哪怕是当地的牧民和商贩,也一律暂时扣留,防止走漏半点风声。
与此同时,傅作义派出了几十名化装成老百姓的侦察兵,悄悄潜入五原城内。这些侦察兵有的装作卖柴火的农夫,有的混进被日军抓去修工事的民夫队伍里,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把五原新旧两城的日军兵力分布、火力点位置、甚至水川伊夫的指挥部院落结构,都摸得一清二楚。
在战前动员上,傅作义深知士兵们最恨日军的飞机和坦克,也最怕攻坚伤亡。他把新编三十一师师长孙兰峰、第一零一师师长董其武等将领叫到跟前,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掏心战术”。
按照传统打法,攻城必须先扫清外围据点,再架云梯爬城墙,那样不仅耗时太长,还会给包头的日军留出增援时间。傅作义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在主力进攻之前,先挑选几百名身手矫健、作战勇敢的官兵,组成突击队,提前潜伏进城,在总攻发起的瞬间,直接端掉水川伊夫的指挥部。
3月18日,距离预订的总攻时间只剩下两天,部队在梅令庙举行了最后一次誓师大会。荒原上寒风呼啸,没有酒,伙夫们用雪水煮了大锅的羊肉汤,7000多名官兵端着粗瓷碗,立下生死状,每个人的左臂上都系上了一条白毛巾作为夜战识别标志。
会后,傅作义下令销毁所有不必要的辎重文件,连长官部的电台都只留下一部,全军轻装简从,借着夜色的掩护,分成数路向五原城秘密开进。为了防止马蹄声惊动敌人,骑兵们甚至用破布把战马的蹄子厚厚地包裹起来。
3月20日傍晚,部队悄无声息地抵达了五原城外围三十里处。天色完全黑下来之后,由团长贾世海率领的加强团突击队,脱掉沉重的棉大衣,只穿单衣,身上绑满手榴弹,背着大刀和冲锋枪,像幽灵一样摸到了五原新城外围的义和渠边。
此时的五原城内,张灯结彩,一片喧嚣。原来这一天正是日军的“春分节”,水川伊夫认为绥西早已太平无事,特意在五原新城的指挥部里摆下酒宴,召集日伪军高级军官饮酒作乐,庆祝所谓的“绥西大捷”。
守城的日伪军哨兵也因为寒冷和节日松懈,缩在碉堡里烤火喝酒,根本没人注意冰冷的城墙根下,已经有数百名中国敢死队员利用绳索和木梯,悄悄翻越了城垣。这些突击队员进城后,并没有立刻开枪,而是按照侦察兵事先画好的路线图,分别潜伏到了日军指挥部、电台、炮兵阵地和汽车队的周围。
晚上11点50分,傅作义亲自来到了距离五原城仅几里地的前沿指挥所。他看了一眼怀表,随着两颗红色信号弹在漆黑的夜空中划破天际,寂静的五原城瞬间被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彻底撕碎。
03. 血战五原城
信号弹升空的同一秒,潜伏在五原新城内的突击队同时动手。几百颗手榴弹像冰雹一样砸进了日军的营房、车场和炮兵阵地,正在睡梦中或醉酒中的日军顿时乱作一团,连枪都找不到。
突击队第一分队直扑水川伊夫的指挥部大院,日军的卫兵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大刀砍翻在地。突击队员们用炸药包炸开院门,冲进宴会厅和宿舍,见人就打,日军的电台在第一时间就被手榴弹炸成了一堆废铁,连发报求救的机会都没有。
城内枪炮声大作的同时,城外的新编三十一师和新编三十二师主力,也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猛攻。新编三十一师师长孙兰峰亲自端着机枪督战,部队踏着义和渠的冰面,顶着日军暗堡的机枪扫射,强行爆破城门。
水川伊夫不愧是经历过多次恶战的日军老牌将领,在最初的慌乱之后,他迅速组织起残余的日军宪兵和警备队,依托新城内坚固的砖石房屋和街垒,进行拼死抵抗。日军的歪把子机枪和掷弹筒在狭窄的街道上封锁了路口,与中国冲锋的官兵展开了惨烈的巷战。
战斗进行到3月21日凌晨,五原新城的大部分区域已经被中国军队控制,但日军核心阵地——新城中心的几个大院落,依然在负隅顽抗。与此同时,驻守在五原旧城的伪蒙军王英部,在第一零一师董其武部的猛烈围攻下,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成建制地缴械投降,旧城宣告光复。
天亮之后,水川伊夫好不容易通过备用无线电联系上了包头的日军基地。中午时分,十几架日军轰炸机呼啸而来,对着五原新城内外狂轰滥炸,试图挽救被围困的日军。
然而此时双方已经完全绞杀在一起,往往一条街的南面是中国军队,北面就是日军,甚至同一个院子的前院和后院都在激烈交火。日军的飞行员在空中根本分不清敌我,投下的炸弹有不少直接落在了日军自己的阵地上,炸得鬼子鬼哭狼嚎。
水川伊夫见空中支援无效,城内弹药又即将耗尽,知道大势已去。21日傍晚,他换上普通日军士兵的军装,带着特务机关长桑原荒一郎等几十名心腹,企图趁着夜色从新城东南角的缺口突围逃跑。
他们刚刚冲出城外,就一头撞上了新编三十一师九十三团的截击阵地。中国士兵不管三七二十一,轻重机枪和手榴弹一齐招呼,这股突围的日军当场被打死大半。
混战中,一颗迫击炮弹在水川伊夫身边爆炸,弹片直接击穿了他的胸膛,这位不可一世的日军中将当场毙命,倒在了冰冷的河套泥土里。桑原荒一郎中佐也在随后的白刃战中被中国士兵用刺刀挑死。
到了3月22日凌晨,五原新城的枪声终于渐渐平息,残余的日军除了极少数趁乱钻进红柳丛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但这并不意味着战役的结束,因为驻扎在包头的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长黑田重德得知五原被袭后,立刻组织了数千人的机械化救援大队,乘坐两百多辆汽车,沿着乌拉山南麓火速西进。
傅作义早就料到了日军会来这一手,他在攻城的同时,就已经派新编三十二师一部和游击队,赶到了五原东面的乌加河畔。官兵们挥舞铁锹十字镐,炸开了封冻的河堤,滚滚的黄河春水夹杂着巨大的冰凌,瞬间倾泻而出,将五原以东几十平方公里的平原变成了一片汪洋泽国。
日军的救援车队行进到乌加河岸边的大兴永一带时,眼前的道路已经完全被滔滔大水淹没,汽车和重炮根本无法通行。日军工兵跳进刺骨的冰水里试图架设浮桥,却遭到了埋伏在对岸高地上的第一零一师官兵的猛烈射击。
师长董其武亲自在前沿指挥,中国军队的机枪和迫击炮居高临下,把日军工兵打得成片倒在冰水里。日军接连组织了五次强渡,每次都被打退,河滩上丢下了几百具尸体。
就在日军援兵在乌加河畔进退两难的时候,攻克五原城的第三十五军主力已经腾出手来,火速东进增援。面对中国军队的正面阻击和侧翼包抄,黑田重德见五原城内早已没有了动静,知道水川伊夫凶多吉少,再打下去连自己的救援部队都要被泥水困死。
3月25日,在丢下大批陷在泥潭里的汽车和重武器后,日军救援部队狼狈不堪地向东撤回包头。3月26日,傅作义大军乘胜追击,一举收复了临河、善坝等全部失地,将日伪军彻底赶出了绥西河套地区。
战后打扫战场时,中国军队在五原城外的荒滩上,找到了水川伊夫的尸体,从其随身携带的印章和军官证上确认了这位日军中将的身份。这一战,傅作义部共毙伤日军水川伊夫中将、大桥熊雄大佐、桑原荒一郎中佐以下1100余人,击毙和俘虏伪军2300余人,缴获汽车40余辆、火炮20余门以及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
五原大捷是全国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第一次主动发起反攻并彻底收复失地的战役,也是击毙日军高级将领最多的战役之一。捷报传到重庆,整个大后方一片欢腾,此前劝傅作义撤退的蒋介石也大为震动,立刻特授傅作义抗战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并将第三十五军树立为全国模范军。
经此一役,日军再也不敢轻易踏入绥西河套半步,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五原和临河始终牢牢掌握在中国军队手中,大西北的门户自此固若金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