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三次穿越草地之后,在甘肃和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胜利会合。按照中央命令,部队渡过黄河,准备打通前往西北的国际联络通道。
西路军由红军三个军组建,包括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十军,以及一方面军第五军。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李卓然为政治部主任。
1936年10月26日,我们强渡黄河,很快遭遇了国民党马家军。马家军由马步芳、马步青等人指挥,盘踞在甘肃、青海、宁夏一带,正规军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十几万。而西路军全军仅仅两万多人。敌人大多是骑兵,机动性强,我们却全是步兵。
刚渡过黄河,双方就在山地打响战斗。我们打赢了这一仗,重创敌人,可也彻底激怒马家军,他们骑兵紧紧尾随追击,伺机报复。
那时我们的部队没有后方补给,缺粮少药,伤员得不到救治。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却是打一颗子弹少一颗,牺牲一名战士少一名。马家军清楚我们没有后方支援,打仗前只给士兵配发十几发子弹,防止武器被我们缴获。有一次战斗,我们消灭敌人一个团,缴获八百多支枪,子弹却寥寥无几。我们只能依靠缴获的弹药继续战斗,想俘虏敌军补充兵员,也因为民族、宗教原因无法实现,兵力、弹药的补给越来越困难。
上级命令我们继续向西,计划在永昌建立根据地,再进军新疆,也考虑过回师黄河以东。当时我是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一营营长。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九军军长孙玉清、王树声,政委陈海松;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
两万多红军面对二十多万敌人,边打边走,一步步进入河西走廊,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我们营渡过黄河时有360多人,一路血战,打到倪家营子的时候,只剩下几十人。
倪家营子是一片大村落,有四十多个屯庄,村庄都修筑了三四米高的围墙,适合防守。1937年1月,西路军进驻倪家营子,大军走到哪里,敌人就围追到哪里。第一次倪家营子战斗时,我在四十里铺战斗负伤,留在总部休养。
当时部队干部伤亡巨大,总部定下制度,团、营干部轮流上前线指挥。我们伤员们纷纷请战,徐向前总指挥亲自安抚大家:“现在干部牺牲太多,总部决定,只留一部分干部在前线指挥,其余在总部休整,等待再战,完成中央交给我们打通国际通道的任务!”
1937年1月28日,我再次回到倪家营子。西路军三个军连同总部,全部驻扎在各个屯庄。这里经过马家军破坏,到处断壁残垣,粮食极度短缺。我们营驻守在邵家屯,这是阵地最前沿。营里干部只剩我一人,部队一进驻,连夜抢修工事、加固围墙。第二天一早,敌人骑兵就包围了村庄。
敌人的山炮推到几百米外,直接平射轰击围墙。围墙被炸开缺口,敌人骑兵下马,成群冲上来。我们子弹已经打光,战士们跳出工事,和敌人展开白刃肉搏。没有子弹,就用大刀、钢叉拼杀,和敌人扭抱在一起近身搏斗,一次就杀伤敌人两三百人。
排长周福清,身材高大,擅长大刀,杀敌勇猛,敌人看见他就畏惧。还有二连副连长,奋勇顽强,一次次打退敌人冲锋。我在和敌人扭打时,被对手死死卡住脖子,危急时刻,排长周长玉看准敌人皮靴,一刀刺向敌人腿部,救我脱险。
炊事员也拿起扁担、菜刀上阵。滚烫的稀饭直接泼向冲进来的敌人,几十名敌军死伤在阵地前。从早上七点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多,天黑之后敌人惧怕夜战,才收兵撤退。
趁着夜晚,我们抓紧整修阵地,在敌人尸体上搜寻子弹,几百具尸体只收集到一千多发子弹,每名战士只能分到寥寥几颗。围墙被炸出四处大缺口,战士伤亡惨重,修补工事困难重重。营部司务长吴振东想出办法,用敌人尸体堆叠封堵围墙缺口,连夜加固阵地。
第二天敌人发起全线总攻,包围了整个西路军。二营政委陈德仁带着一个连赶来支援。敌人连续三次冲锋,都被我们击退,阵地前敌军死伤数百人。
倪家营子血战,是西路军最惨烈的战斗。我们全营将士抱着人在阵地在的决心,殊死搏斗。大家心里清楚,一旦阵地失守,西路军总部就会陷入巨大危险,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坚持战斗。
经过七天七夜血战,援军迟迟不到,军政委员会决定突围,沿着祁连山向东转移。战斗结束清点人数,我们营只剩下28人,88人牺牲,60多人重伤。伤员们忍着剧痛,每人身带一支枪、一枚手榴弹,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
突围之后,伤员们步履艰难,却依旧跟着大部队翻山转移。1937年3月13日清晨,我们抵达石窝一带,马家军骑兵又追了上来。战士们饥寒交迫、疲惫不堪,依旧抢占山头,死守这条全军唯一的退路,掩护总部首长转移。
一天血战过后,部队损失巨大,全军仅剩三四千人。总部召开干部会议,陈昌浩政委和徐向前总指挥动身返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剩余部队分成两支游击队,在祁连山坚持斗争。
赵正洪,1913年生于湖北黄梅。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团,1933年转为共产党员。时任西路军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营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第六军政委、国家体委副主任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1年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