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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论坛直言,印度孟买已领先上海,中印差在哪?谁在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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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一场关于孟买和上海谁更发达的讨论,在美国网络论坛上引起关注。有印度网友认为,孟买的金融历史、亿万富翁数量和商业繁华,足以证明印度城市已经走在中国前面。可在不少中国人看来,这种说法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其实,孟买并不是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它有百年金融交易所,也有印度最集中的财富和商业资源。问题在于,一座城市有钱,是否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发达?

如果把高楼、富豪和金融市场当成衡量发展的全部标准,那么教育、工厂、交通、就业和普通人的生活又该放在哪里?中印真正拉开距离的地方,恰恰藏在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基础条件里。

富豪撑不起整个国家

孟买的金融底子确实不薄。1875年,孟买证券交易所成立,至今已有150多年历史,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证券交易所之一。长期以来,印度大型企业、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都高度集中于孟买,安巴尼等富豪也让这座城市拥有了极强的国际知名度。

2025年3月27日,胡润研究院发布全球富豪榜,按照2025年1月15日的财富数据统计,孟买拥有90位亿万富翁,上海则有92位。单看这个数字,孟买已经进入亚洲顶级财富中心的行列,但上海实际上仍然领先。这里面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财富集中度高,不代表社会整体发展水平高。

一座城市拥有多少亿万富翁,说明它具备吸引和聚集资本的能力,却不能直接说明普通人能获得多少就业机会、城市公共服务覆盖到什么程度,以及产业能否持续创造财富。

上海2025年GDP达到56708.71亿元,同比增长5.4%。而孟买相关经济数据经常使用的是孟买大都会区口径,不仅涉及孟买市区,还包括周边多个地区。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2024年提出的孟买大都会区2030年GDP约3000亿美元,是发展目标,不是2025年已经实现的成绩。

把一个大都市圈的规划目标,和另一座城市的实际年度GDP直接比较,本身就很难得出可靠结论。在我看来,真正值得比较的不是谁的富豪更有钱,而是谁能把资本优势转化成更多人的发展机会。

孟买有高楼,也有繁华的金融街,但一座城市的整体水平,还要看道路能不能通畅、排水能不能跟上、公共交通能不能覆盖普通居民。金融市场可以在短时间内聚集财富,公共服务和产业体系却需要长期投入才能建立。

所以,孟买的金融实力值得承认,但这并不能证明印度整体已经领先中国。两者根本不是同一个评价维度。

中国拉开差距

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中印之间的差距其实并非从一开始就如此悬殊。世界银行历史教育资料显示,20世纪70年代,中国小学净入学率约为93%,印度约为64%。

中学毛入学率分别约为51%和28%,成年人口识字率分别约为66%和36%。中国数据对应1979年,印度数据对应1975年或1977年。这些数字说明,在两国大规模工业化竞争展开之前,中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力资本优势。

为什么这件事如此重要?因为工厂不是把机器买回来就能生产。生产线需要工人理解操作要求,需要技术人员掌握基本知识,还需要管理、财务和质量控制等配套能力。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吸引外资工厂进入沿海地区,基础教育为大量劳动者进入工业体系提供了条件。随着企业发展,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又逐渐积累经验,一部分人开始自主创业,形成新的企业和产业配套。

这是一条相互推动的发展链,教育提供劳动基础,开放带来资本和技术,产业发展创造就业,企业成长又带动更多人积累经营能力。当然,开放本身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优势。

印度在1991年也进行了经济自由化改革,降低贸易壁垒,放宽外资限制,扩大市场开放。按理说,同样打开大门,印度也应该迎来大规模制造业增长。

但现实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方向发展,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0年中国GDP约3616亿美元,印度约3210亿美元,两国经济总量相当接近。到2024年,中国GDP约18.73万亿美元,印度约3.76万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印度的五倍。

这段变化最值得琢磨的地方在于,中国并不是只完成了市场开放,而是逐渐把开放与基础设施、产业集群、劳动力供给和地方招商结合起来。2025年世界银行制造业增加值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24.73%,印度为13.47%。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明显更高。

制造业的重要性不只是生产商品,它还能带动物流、仓储、零部件、技术服务和大量就业岗位。一家大型工厂落地,往往会带动周围一批企业共同发展,这才是中国工业化能够形成规模效应的重要原因。

印度最难解决的事情

如果说教育决定了一个国家能不能培养足够的产业人才,那么地方政府的执行能力,就决定了这些人才和资本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企业决定投资一座城市,不会只看中央政府发布了多少优惠政策。它还要考虑土地、审批、供电、道路、港口、排污和劳动力培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增加投资成本。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这些事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招商引资、建设工业园区、改善交通和完善产业配套,逐渐成为不少地方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

印度面临的难题则更复杂,2024年11月13日,印度储备银行发布《市政财政报告》,对232个市政公司进行了分析,覆盖印度90%以上的市政公司。

报告指出,印度多数市政机构仍然高度依赖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和拨款,自有收入不足以满足多数机构的日常支出。这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和公共服务能力。

报告还显示,2023—2024财年,印度市政机构收入总额仅相当于GDP的0.6%。这个比例很值得关注,城市建设不是只靠中央拨一笔钱就能完成的。道路需要维护,污水需要处理,学校需要教师,公共交通需要持续运营。地方政府如果缺少稳定收入,就很难长期提供这些服务。

印度著名经济学家德韦什·卡普尔,在2020年发表的研究《为什么印度国家既会失败也会成功》中,也讨论了印度地方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

他指出,印度地方政府不仅面临行政资源不足,还受到社会利益分化的影响。种姓、宗教和其他身份群体之间存在复杂关系,地方政治容易围绕特定群体的利益展开。

这会带来一个现实问题,地方官员更容易优先考虑能够迅速获得选民支持的项目,而对教育、公共卫生和城市基础设施这些需要多年投入才能见效的领域,投入动力可能不足。

这就是所谓的早熟民主问题,卡普尔的意思并不是民主制度必然导致发展缓慢,而是当一个国家在公共财政和行政能力尚不成熟时,就需要同时面对高度复杂的选举和利益协调,治理成本可能会明显增加。

拉古拉姆·拉詹与罗希特·兰巴,在2024年出版的《打破旧模式,印度通往繁荣的另一条道路》中,也讨论了印度为什么不能简单照搬中国的传统工业化路线。两位学者认为,今天的全球制造业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自动化、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产业竞争,让印度必须寻找适合自己的增长方式。

说白了,印度不是不知道应该建设基础设施、改善教育、吸引外资,而是如何让这些政策在不同邦、不同城市真正落实,仍然是一道难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同样是一个大项目,有的地方能够迅速推进,有的地方却需要经历漫长的协调和审批。

追赶中国不能只靠增长速度

如果因此认定印度毫无发展机会,同样不符合现实。印度的基础教育正在改善。2025年2月4日,印度教育部公布ASER 2024农村教育调查结果。这项调查覆盖605个农村地区、649491名儿童。

数据显示,印度6至14岁儿童入学率达到98.1%。2018年至2024年,部分年级学生的基础阅读和算术能力也有所恢复和提高。

但入学率高,不等于教育质量已经解决。调查显示,2024年能够阅读二年级水平课文的三年级农村儿童比例仍然只有23.4%,能够完成减法题的比例也只有33.7%。这说明印度已经在扩大教育覆盖面,但如何把入学机会转化为真正的学习能力,仍然需要时间。

外资方面也有积极变化,联合国贸发会议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印度2025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390亿美元,同比增长44%。这说明印度仍然具备吸引国际资本的能力,也确实受到全球企业关注。

更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11月11日,穆迪将印度2026—2027财年经济增长预测从6.5%上调至7%。穆迪认为,消费保持韧性、投资改善以及经济对能源冲击的适应能力,是上调预测的重要原因。

这无疑是一个积极信号,不过,经济增长率高,不代表产业结构和公共服务短板已经消失。一个国家可以凭借消费、服务业和投资实现较快增长,但如果制造业就业、基础教育和地方公共服务没有同步改善,增长成果就很难充分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发展能力。

如果顺着这个逻辑往下看,印度未来真正需要观察的,不是孟买又出现了多少亿万富翁,而是地方财政能不能增强自主性,农村学生能不能掌握更扎实的知识,外资工厂能不能形成稳定的产业链,以及城市公共服务能不能持续改善。

印度完全可以探索不同于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当年依靠大规模制造业和产业集群形成的增长模式,放到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本身就已经很难原样复制。但无论选择哪条道路,教育、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地方执行能力,都绕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