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大珩（1915—2011），祖籍江苏吴县（现苏州），我国现代国防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的主要创始人，为我国的光学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同时是一位战略科学家，在863计划实施、促成建立中国工程院、呼吁“大飞机”立项等多件关系国家科技长远发展的重大事件中起到历史性作用。
王大珩于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后考取“史量才奖学金”，在清华大学攻读核物理研究生。1937年，前往国民政府兵工署弹道研究所短暂就业。1938年考取“中英庚款”留学生，赴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研究生。1942年，为了学习光学玻璃制造技术，他放弃谢菲尔德大学在读博士学位，前往英国昌司玻璃公司担任实验物理师，直到1948年回国，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秦皇岛和上海的耀华玻璃厂辗转就业。1949年3月，他投奔大连解放区，在大连大学工学院建设应用物理系，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1995年，荣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2年3月28日，编号为17693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王大珩星”。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追授其“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863’计划主要倡导者”。
“日夜思念的祖国”“一切要服从祖国的需要”，王大珩在《我的自述》里如此表达他在英国10年期间对祖国的情怀。从他许多经历的事情，更能清楚地看到他把心中的情怀转换到“为祖国需要做好准备”的自我践行上。
放弃在读博士学位 做光学玻璃实验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先进技术被应用于制造武器的警示，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很快把光学玻璃研制技术提到“军事要害技术”（王大珩语）的高度，并加以强化研究和发展。1942年春的一天，正在谢菲尔德大学做玻璃光学性质研究博士论文的王大珩，偶然得到一个消息，他在帝国理工学院时的英国同学汉德（W. C. Hynde，时由昌司玻璃公司委派到帝国理工学院进修）告诉他，伯明翰昌司玻璃公司实验部急需找一位实验物理师，专职从事新型光学玻璃的开发研究。汉德认为王大珩符合懂得应用光学专业的应聘条件，问王大珩愿不愿意去伯明翰就任。
1985 年，王大珩（左）赴英国考察计量和工程测试技术时与汉德合影
想不到，就是这个偶然间得到的消息，决定了后来王大珩一生的事业。这件事他一直铭记在心，时过半个多世纪他回忆说：“我的英国同学汉德先生告诉我，英国昌司玻璃公司急需一位懂应用光学专业的科研人员，担任新型光学玻璃开发研究工作。这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的祖国是多么需要这种技术啊！”
从王大珩的忆述中可知，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感觉是这是难得的机遇，十分希望能学到制造光学玻璃的真实本领，同时想到了祖国需要这种技术。但还有一点，他一定会想到却没有说，那就是放弃在读的博士学位去做技术产品开发，毕竟是一次重大改变，于个人、于将来，会遇到些什么情况？
事实是，王大珩很快拿定了主意，并且带着意向先去见导师特纳征求意见。特纳听后颇感意外，甚至对这名聪慧、有创造性思维的中国学生直说了惋惜的话，不过，特纳还是尊重了学生的意愿。
就这样，1942年4月，王大珩受聘于昌司玻璃公司实验部，做了长达5年的实验物理师。这件事本不一般，5年也不是个很短的时间，但在从不习惯多谈自己的王大珩笔下，却是如此简括和平常：经汉德先生的推荐，离开学校，到昌司玻璃公司工作。我在这家公司实验室工作了五年，职务是研究实验部物理师。在那里我学会了如何从事研究开发工作。虽然不许我进入生产车间，但因为实验室既是产品质量的控制中心，又是进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源地，所以对生产的组织形式，以及生产光学玻璃的要害问题能有足够的了解。
王大珩在昌司玻璃公司时留影
为了国家将来的需要而放弃在读博士学位，王大珩向来认为是不值得挂在嘴上的平常事，因而学界知此事者并不多，能理解其中大义的更少。但有一个人几十年来一直很钦佩王大珩的决断，从内心发出“真是难得”的赞誉，这个人就是钱三强。钱三强对比讲了王大珩放弃在读博士学位去做实验物理师的事，他说：“大珩不是不知道没有博士学位对个人的不利影响，但他为了国家将来需要，做了与众不同的选择，在那个时候真是难得。”
事实上，没有博士学位的王大珩，在当年回国时确实能感受到“对个人的不利影响”。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王大珩从未流露出一丝悔意，更没有说过标榜自己的话，他留下的只有这样一段简短朴实的文字：为了能学到制造光学玻璃的真实本领，我毅然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抓住二次大战的时机，经汉德先生的推荐，离开学校，到昌司玻璃公司工作。
关注国家前途 共同的约定
自1938年秋登船抵达伦敦之后，王大珩将全部精力放在技术光学硕士论文的研究实验上，并于1940年夏获得帝国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他的这篇论文被公认为是具有创造性的。在紧张的科研工作之余，王大珩心里翻来倒去总惦念着国内的抗战形势。每当从中文报纸上看到解放军失利的消息，他就有说不出的痛楚，寝食难安，有时不由自主地默默唱起最爱唱的《松花江上》那首歌，发泄心中对日寇的愤懑，同时寄托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
有时候，王大珩也有感到慰藉的事情。他刚到伦敦不久（1939年1月14日），当地许多报纸报道了英国、法国、美国的联合声明，共同反对日本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再就是，在平时与人接触中，无论是在帝国理工学院还是在昌司玻璃公司，他的英国同学、同事和老师，都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希特勒法西斯，都对来自受日本侵略的中国学生寄以同情和亲近，这使得去国离家的王大珩减轻了精神上的孤独感。
1945年，是王大珩感觉开心的事情发生最多的一年。这年5月，德军最高统帅部签署投降书，欧洲战争宣告结束；三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年，王大珩在昌司玻璃公司研制出V-棱镜精密折射率测量仪，并制成商品仪器，获得英国科学仪器协会授予的“第一届青年科学仪器发展奖”；这年秋，因为战争多年没有音信的同学钱三强，意外来到伯明翰和他见了面。
1946 年，王大珩（右）与钱三强（左）、何泽慧（中）在伯明翰
王大珩、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四位清华大学的同学，都是在1948年回国的，按抵达时间顺序，彭桓武是2月在先，王大珩是5月，钱三强和何泽慧是6月。早在1939年夏，王大珩和彭桓武、夏震寰、卢焕章有一次暑假旅行，除了看风景名胜，到巴黎会晤钱三强、到柏林会晤何泽慧是首先写进日程的，并由王大珩分别致信进行了预约。钱三强记得，这是他离开清华大学后第一次接到王大珩的信，以往的印象从这封信重新记起；钱三强也想起在清华大学不同级的彭桓武，他们两人曾经（1935年）编在一个班参加学校组织的军训，夜间冒雨巡逻……
当几位同学在巴黎见面时，那种情景就像回到了从前，特别是来自爱丁堡的彭桓武，见了巴黎的太阳，就像小孩子一样又叫又笑，原来“爱丁堡是终年不见阳光的地方。我因此患病，一坐到饭桌上便厌食，但不吃又饿的怪病，到暑假，我约王大珩等清华校友作欧洲大陆之行，见见阳光，这才根治了这怪病”。每当他们的话题转到国家正遭日寇侵略、民生疾苦时，心里都厚积着出国时就抱定的“求学强国”的志向，但谁也没有说大话。
1945 年，钱三强同王大珩游莎士比亚故乡，在埃文河畔（王大珩摄）
1945 年，王大珩同钱三强游莎士比亚故乡，在埃文河畔（钱三强摄）
这次短暂游行，后来被他们自己戏称为“一次历险”。王大珩一行从巴黎到柏林后，见到德国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报道，便以为战争打不起来，打算再多好好玩几天。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钱三强从巴黎发来的电报，只写了四个字：见电速返。于是，王大珩几人带着疑惑乘火车返回了伦敦。后来才知道，他们乘坐的这是开战前最后一趟车。
对于这件事，几位同学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时隔60年后，王大珩回忆道：“我们四人去了柏林。这时二次大战已紧锣密鼓，法国已实行了灯火管制。三强关心备至，写信要我们赶快离德，我们便提前返英，途经巴黎，再次与三强会面，战争即将开始，只好互勉好自为之。”彭桓武的记忆是：“在报上见到德苏外长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并受当地市民和平气氛的鼓舞，我们正想做多日停留的打算， 却收到三强从巴黎发来的和我们事先约定的电报。我们马上乘车返回巴黎，来时所住的巴黎大学，此时住满了军队，他督促我们立刻换车回伦敦。事后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直达车。如若没有钱三强的帮助，我们当时就会被困在柏林，后果不堪设想。”
1946年夏，王大珩和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又一次相聚了，地点在英国剑桥，他们同时出席因战争延期的牛顿诞辰300周年纪念大会。这次，王大珩正好尽地主之谊，把新婚的钱何夫妇接到自己的寓所小住。两天时间里，许多话题从他们新近读的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引出，天南地北，国际国内，政治、科技、人生，无所不谈。王大珩回忆说：“这次会面，特别有意义，三强向我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情况，说到那里现在有肉吃了，特别感到兴奋。对比重庆政府的腐败无能，使我在政治概念上受到很大启发。”
1946 年7 月，王大珩参加剑桥物理集会（左起：钱三强、何泽慧、周培源、王大珩）
这次在英国分别时，他们约定：随时做好回国准备，待到形势明朗后就回去，为将来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效力。一年过后，国内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已复员，纷纷邀聘海外学子回国教学和做研究。还有一个情况是，这时国内的战争形势发展迅速，逐渐变得明朗起来，依据钱三强从中共旅法支部得到的说法，“三年左右发生大的变化是可能的”。于是王大珩和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便在1947年开始将约定计划付诸行动。
王大珩他们约定政权更迭之前回国，其中一个原因，用彭桓武当时的话说，“回去学习学习通货膨胀”。王大珩写的回忆文字，讲得更直截了当：国内解放已成定局，感到新中国已经有望，回国后要为新中国而工作。我和钱三强约好1948 年回国，当时有一种想法，就是要看看蒋介石国民党的腐臭情况。因为再晚回国，全国解放了，那种国民党鱼肉人民的情景就领会不到了。这是对我毕生有益的一次反面教育。
也是在1947年夏，彭桓武借去布鲁塞尔出席会议的机会，顺便到巴黎看望钱三强和何泽慧，面告他已接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聘，即将回国。钱三强把自己打算近期回国的计划也向彭桓武交了底，彭很赞赏钱促使国内机构和人员联合起来发展原子能科学的想法，并且约好一旦国家安定下来，将来“一起好好干”。时至2006年，91岁高龄的彭桓武依然清楚地记得那次的巴黎约定，他在中关村寓所对《钱三强传》作者葛能全说：“其实那时我们谁也没有说得很直白，说是回去要搞原子弹什么的，只是说一起好好干，因为说这话时美国已经在日本投了原子弹，一说好好干，彼此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王大珩和钱三强、彭桓武用事实兑现了约定。1999年，他们同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誉为人民共和国的强国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