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飞抵北京。
他此行重点议题是苏联此前提出的在中国境内修建长波电台、组建中苏联合潜艇舰队的方案。
这两项提议都触及中国主权底线,毛泽东态度坚决,就此与赫鲁晓夫展开激烈商谈。
之前的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曾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转达了苏联方面的这两项要求。毛泽东当即严辞拒绝,愤然指出:“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他让尤金转告赫鲁晓夫: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
毛泽东的态度让赫鲁晓夫感到问题严重,当即决定秘密来华解释。
从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举行了四次会谈。会谈初期气氛相当紧张。赫鲁晓夫刚到北京就直接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开门见山:“尤金向我谈了你们那么个意思,但没有说你们究竟出于什么考虑。你自己来了,这很好。”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就海军建设问题讲了半个多钟头,毛泽东对这种遮遮掩掩显得十分不耐烦,打断他,断然说道:“我不能听你说。你当时在莫斯科。只有一个俄国人同我谈,那就是尤金。”赫鲁晓夫还在喋喋不休,毛泽东越听越恼火,起身质问赫鲁晓夫:“那谁应该受到攻击,毛泽东还是尤金?”
8月1日,一场别具一格且罕见的会谈安排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举行。
这种“泳池接见”,在大主要领导人之间是非常规的,可理解为关系特别好,据说赫鲁晓夫是不快的。
当时毛泽东在泳池边接见一身正装的赫鲁晓夫,一边交谈,一边时而下水游泳,继续对话。赫鲁晓夫泳技不佳,下水扑腾几下便要了救生圈趴在水中,气氛微妙。毛泽东则继续游泳,时而在水中继续与赫鲁晓夫交谈。
几天的会谈,中方明确拒绝了损害国家主权的联合舰队、长波电台方案。关于长波电台,毛泽东坚持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使用;关于联合舰队,赫鲁晓夫最终表示“从来就没有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双方约定“以后永远不再提这样的问题”。
8月3日,赫鲁晓夫结束访问离京,中苏两国国防部长签署了有关长波电台建设的协定和订购设备及聘请专家的合同,对外释放了双方达成谅解的信号。毛泽东礼节性地到南苑机场送行,但没有同车,送行仪式简洁,气氛相对冷淡。
就在赫鲁晓夫离京仅仅二十天后,8月23日下午5时30分,福建前线万炮齐鸣,大规模炮击金门正式打响。400余门火炮同时开火,持续两个多小时发射近3万发炮弹,“金门防卫部”中将副司令赵家骧、少将副司令章杰当场殒命,另一位中将副司令吉星文身负重伤,三天后伤重不治。
消息传到莫斯科,赫鲁晓夫极为愤怒,他事先未获通报,毫不知情。
赫鲁晓夫恼火,根源在于当时苏联正在大力推动美苏缓和的外交战略。
经历二战浩劫,苏联百废待兴,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核武器的出现让美苏双方都忌惮直接开战带来毁灭性后果。赫鲁晓夫主张,美苏两大核大国应当避免直接军事冲突,通过谈判、缓和管控矛盾,防止爆发核大战,为苏联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以便集中力量发展国内经济。在这套全球战略布局里,赫鲁晓夫不希望在东亚突然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把苏联被动卷入与美国的对抗。
在赫鲁晓夫眼中,中苏签有同盟条约,一旦台海战火升级,美国若对中国实施打击,苏联按同盟义务必须参战。中方事前完全没有通报炮击计划,等于让苏联毫无准备,一旦台海冲突升级,苏联有可能被动卷入一场其并不希望发生的大国对抗。他认为,作为盟友,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理应提前协商,而中方的行动完全绕开了莫斯科,这是赫鲁晓夫难以接受的地方。
9月6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飞抵北京,奉命要求中方就炮击事件作出解释。
炮击的消息传到华盛顿,美国政府高层迅速形成误判。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看到,赫鲁晓夫刚刚完成访华,双方还签署了协定,随即台海爆发大规模炮战。美方据此推断,这次炮击行动,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北京会谈期间共同商定,已经获得苏联同意与背书。美国判断,这是中苏协同发起的战略行动,背后有苏联的核力量作为后盾。
这个误判带来直接的客观后果为美国不敢贸然对中国大陆本土实施军事打击,害怕直接触发美苏之间的核对抗。据2008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公布的解密档案显示,美国军方高层曾拟使用核武器攻击厦门——战略空军指挥部通知下属机构,一旦冲突升级,5架轰炸机将使用1万吨到1.5万吨TNT当量的战术原子弹对厦门机场进行空袭。但8月25日,艾森豪威尔在白宫与高级幕僚开会后决定“不在台海地区使用核武器,只用常规武装力量援助台湾”,并再次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即使金门被轰得底朝天,我们也不要急于使用核武器!”历史学家们分析,艾森豪威尔这一决策的深层原因,正是考虑到苏联核力量的威慑。
同时美国紧急调动海军力量,从地中海抽调第六舰队部分舰只,共计调动五艘航空母舰、八十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急赴台湾海峡,出现了二战以后美国在远东的最大海空力量集结。但又保持克制,避免直接和大陆军队交火。美国第7舰队在为国民党军舰护航期间,面对解放军猛烈火力,不仅一炮未发,还掉头逃跑,始终不进料罗湾。美国一边大规模增兵,一边小心翼翼控制冲突升级的边界,不敢轻易跨进全面战争的红线。
需要弄清一点,炮击金门的决策,是中国基于台海局势、美蒋持续袭扰大陆、中东危机等多重形势作出的独立决断。这是中国内政,由中国自主决定。中央军委原计划7月25日开始炮击,毛泽东根据国际斗争形势的发展,决定推迟炮击时间。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作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指示“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把它封锁起来”。8月18日,毛泽东在彭德怀报告上批示:“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
但客观上,毛泽东将炮击时间从预定的7月25日推迟至8月23日,恰好在赫鲁晓夫访华结束之后,这一时间安排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各种猜测联想,产生了双重战略效应:
一方面造成美国误判,形成对美国的战略威慑;另一方面,也深深刺痛赫鲁晓夫,放大了中苏之间的猜忌。
这种战略效应,主要来自那个巧合的时间差——赫鲁晓夫离开二十天后炮击开始。
这场发生在特殊又敏感的时间节点的炮战,原本是政治与外交交织的军事博弈。中方的目标,是惩罚国民党军队对东南沿海长期袭扰,试探美与台当局《共同防御条约》底线,粉碎美国企图“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而赫鲁晓夫的愤怒、美国的误判,都是这个敏感时间点催生出来的连锁外交结果。
据沈志华《冷战的再转型》一书引用的史料记载,毛泽东曾对身边的人这样比喻:“金门和马祖——这是两支‘神笛’。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艾森豪威尔,他们都踏着这支‘神笛’的乐曲跳舞,不过这政治舞蹈的节律和动作完全是由我们确定的。”这件事加深了赫鲁晓夫对中方的猜忌,成为此后中苏关系持续恶化的因素之一。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 沈志华《冷战的再转型:中苏同盟的内在分歧及其结局》,九州出版社,2012年;
3. 阎明复《我给毛主席当翻译》,光明日报文摘;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制约与影响五十—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若干基本因素》;
5.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2008年4月30日公布的冷战解密文件,《5次国际危机中的美国空军(1958~1965)》;
6.顾达寿(苏联驻华大使馆首席翻译)《直译中苏高层会晤》,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
7.梁平著《复活的档案》,福建教育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