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娱乐资讯网

分析:给农民涨养老金,还是大搞基建,究竟哪个更重要?

今年5月,经济学家刘世锦在一次访谈中抛出一个观点:中国眼下供强需弱,根子在终端需求不足,与其把数万亿元继续投向基建和道路工程,不如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尤其是让全国约1.8亿农村老人的养老金涨上去。

他主张逐步把农村老人的月均养老金从目前的二百多元提高到600元,再提高到1000元,并建议将部分国有资本转为社保基金,或者从财政刺激资金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观点一出,学界和网上吵成一片。

要回答这个问题,绕不开两笔账:钱从哪里来,钱花在哪里更值。

先看起点。

支持农村养老和扩大有效投资并非只能二选一,真正的问题是财政资源怎样分配,才能同时稳住当期消费和长期增长。

至于农民没交过社保为什么也该领养老金,他的回答是:农民当年交粮、出工、承受价格差,城里一遇到难处,农村总是兜底的后方,于情于理,都该被这个国家善待。

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承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这说明呼声被听到了,值得肯定。但在他看来,这件事完全可以力度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

加上这20元,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达到每月163元,平均一天五块四毛钱。刘世锦在2026年5月的专访中披露,目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者的月均养老金约为249元。能下地干活、能养几只鸡鸭的老人,靠这点钱紧紧巴巴还能过;一旦生病吃药,或者还要帮衬子女,这点钱根本兜不住底。

与其说是养老,不如说只够“养病”。那涨到多少才算体面?目前主流的建议有几种。

全国人大代表张毅建议,到2035年把农民养老金提高到每月五六百元;人大代表卢庆国建议,分阶段提高农村老人基础养老金,力争2035年达到每月八百元;最激进的是人大代表张学武,他主张从2026年到2030年,逐步将农民养老金提高到每人月均一千元。

可不管是五百、八百还是一千,都得先回答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

以每月一千元为例算一笔账。如果按全国约1.8亿城乡居民养老金领取人数计算,一年新增的支出接近1.5万亿元;即便只算农村老人约1.26亿人,一年新增的支出也超过一万亿元。

一万亿元是什么规模?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的总投资约1.2万亿元;雄安新区截至2025年底累计投入大约一万亿元;浙江省2020年安排的一千六百个重大项目,总投资也差不多一万亿元。

这么一比,每年拿出一万亿给农民发养老金,压力确实不小。但这并不意味着抠不出这笔钱。按照目前的主流思路,至少有几条渠道。

第一条是土地出让收入。过去城市化的过程中,不少农村土地是以很低的价格被征收的。

2020年以前,征地补偿在不少地方主要按照“年产值倍数法”计算,也就是以土地的农业用途价值为基准,不考虑它转为建设用地之后的巨大增值,中间形成了很大的价差。

如今城镇化率已经达到六成五左右,土地出让收入是不是该向这些曾经的贡献者、牺牲者倾斜一些?张学武就建议,从2026年起,全国统一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提取5%,补充农村养老基金。

2025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41518亿元,同比下降14.7%。按5%计算,一年就有两千多亿元。只是这条渠道有点“生不逢时”。

土地出让收入正在逐年萎缩,2021年一度超过8.7万亿元的峰值,到2025年已经不到峰值的一半。光靠这一项,显然不够。

第二条渠道是出口退税。有学者建议,取消或减少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把省下来的钱定向补贴农村养老金。

按他的测算,全国出口退税的总额在两万亿元左右,如果其中一半转移给农村养老,农村老人的养老金可以立刻翻番。全部转移不太现实,但调整的空间确实存在。

比如光伏产品,2024年之前的出口退税率是13%,如今中国光伏企业已经在海外站稳脚跟,继续退税等于拿国内的钱补贴海外市场,所以政策规定,从2026年4月1日起,光伏产品的出口退税彻底取消。

2024年12月1日起,部分光伏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已经从13%下调至9%;2026年4月1日起,光伏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正式取消。电池产品则从2026年4月1日起,将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从9%下调至6%,2027年1月1日起才正式取消。

至于电动汽车及其他出口产品,还需要根据具体商品目录和退税政策分别计算,不能简单将三类产品的全部出口额折算成财政节省金额。

而且,出口退税历来是骗税的重灾区。

第三条渠道是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用于民生的比例。工业化早期,农业和农村为城市建设、工业积累作出过巨大贡献,今天增加农村养老投入,也是一种迟到的回馈。

当然,反对的声音同样现实:土地出让金少了,城市建设和更新怎么办?退税取消了,外贸企业赚什么?国企多上缴了,扩大再生产怎么办?

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回答、不能回避的问题。但对国家来说,既要算小账,更要算大账。

发到农民手里的养老金不会白白流走,它本身就是一笔回报更大的投入。回到“哪个更重要”的问题。基建并非一无是处。

在中西部的一些地方,交通、水利、电网、防灾设施仍有短板;新型基础设施,比如算力、电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也还需要持续投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基建,而在于还要不要像过去那样,把大量资金投向回报越来越低的项目。

在需求不足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钱的边际效用,放在民生上往往比放在钢筋水泥上更高。还要警惕两种极端。

一种是把基建一棍子打死,认为所有投资都是浪费,结果该补的短板没补,该更新的设施没更新;另一种是继续迷信投资拉动,觉得只要项目上得多,经济自然就好,结果债务越滚越大,效益越来越低。

真正需要的,是把每一笔钱放到边际效益最高的地方:民生欠账多的地方补民生,基础设施短缺的地方补设施。

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个结构调整的问题:压缩那些效益低下、只为冲规模的投资,把省下来的资金一部分转向农村养老、医疗和教育;同时用好土地收益、国有资本收益和税收调整这些渠道,形成稳定、可预期的资金来源。

基建修的是路,养老金托的是人心;路已经修得差不多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让走在路上的人有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