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数量的变化,从来不只是报表上的数字增减。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短期内或许看不到明显冲击,但经过二三十年累积,劳动力、消费市场、产业结构和创新能力都会受到影响。
中国已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印度则凭较年轻的人口结构继续保持规模优势。梁建章的长期警告,值得放到两国未来发展的大背景里审视。
2023年5月26日,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在新书《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发布会上再次谈到低生育率的长期挑战。
他关注的并不只是当年少生了多少孩子,而是未来几十年人口结构变化会给国家经济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有关印度人口可能在2064年前后达到中国三倍的判断,也由此引发广泛讨论。
梁建章既是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也是长期研究人口经济问题的学者。2007年起他系统关注人口与创新的关系,2021年成立的育娲人口研究智库持续发布人口预测与政策成果。
在他的框架里,人口数量只是创新能力的条件之一:一个国家有多少年轻人固然要紧,他们能否接受良好教育、进入科研生产、参与技术交流,同样决定人口资源能否转化为优势。
新书还提出多项政策建议,包括现金补贴、税收支持、住房补助、托育设施建设和减轻教育负担。方向是一致的:降低家庭生育养育的长期成本,而不是靠宣传改变生育意愿。只有让生育、养育、教育形成更稳定的支持体系,人口发展的基础条件才可能逐步改善。
中国出生人口的变化已为这种担忧提供依据。
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1786万人,2022年降至956万人,2023年进一步降到902万人;2024年短暂回升到954万人,2025年又降到792万人。
2025年末,全国人口14.0489亿人,比上年减少339万人;同年死亡人口1131万人,出生仅792万人,自然增长率负2.41%。人口负增长已不是对未来的预测,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家庭结构也在改变。过去几个孩子可以共同分担照顾父母;现在一些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年轻一代既要承受工作和生活压力,又要面对父母老去的照护。随着独生子女家庭进入中年,养老、医疗和长期护理将成为更多家庭必须面对的问题。
人口减少并非全是负面影响。部分地区人口密度下降,可能缓解住房、交通和公共资源压力。
但人口减少不会自动带来人均财富增长:如果一个地区年轻人口持续外流,企业招工困难、商业需求萎缩,学校和基层医疗机构也可能因服务对象减少而运营吃力。资源能否更合理分配,与人口总量变化并不是简单的正比例关系。
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口结构对产业的影响。制造业需要技术工人,服务业需要稳定消费群体,科研机构需要年轻人进入。年轻劳动力补充不足,企业不只要面对成本变化,还要投入更多资源搞自动化改造和技能培训;技术进步能提高生产率,却不能完全替代所有岗位的人力需求。
日本提供了参照。上世纪90年代后其经济长期放缓,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加深成为结构性问题;老龄化不是停滞的唯一原因,却让劳动力供给、消费和社会保障承受更大压力。
美国则靠吸引国际人才、建设大学和科研机构、活跃的资本市场获得较充足人才。两国经验说明,人口结构会影响经济,但教育质量、技术投入、产业政策和人才流动同样重要。
印度人口增长构成讨论的另一面。2023年印度正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国家。联合国人口基金数据显示,2025年印度人口约14.639亿,0至14岁占24%,15至64岁占68%,65岁及以上仅占7%,年龄结构明显年轻。
印度生育率下降相对缓慢,年轻人口基数大,即使每名女性平均生育数减少,总量仍可能继续增长——这就是人口惯性。
但年轻人多,不等于就业机会同步增加。如果工业基础、基础设施和职业教育跟不上人口增长,大量年轻人就会面临就业竞争。其内部差异也明显:部分地区已进入低生育率阶段,农村人口增长相对较快,不同邦在教育、医疗、就业上的差距,会影响年轻人口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
还有一个变化:印度自身生育率也在下降。联合国人口基金2025年数据显示,其总和生育率约1.9,低于2.1的更替水平。它同样在经历人口转型,只是年龄结构更年轻、增长惯性仍在,不能因为人口还在增长,就认为其未来不会遇到老龄化问题。
梁建章提出的2064年前后印度人口可能达到中国三倍以上,正是从这种长期差异出发:印度年轻人口占比高,中国出生人口持续走低,两条曲线若长期朝不同方向走,几十年后两国在规模和年龄结构上的距离确实可能拉大。
但三倍必须放在预测模型的条件下理解,不能当成已获国际机构确认的结果。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中等情景预测显示,2054年印度人口约16.92亿、中国约12.15亿;到2100年,印度约15.05亿、中国约6.33亿。
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但联合国中等情景并没有预测2064年印度达到中国三倍。梁建章的判断与联合国预测属于不同分析口径,不能混为一谈。
这也说明,人口预测不是把今年出生人口乘以几十年:生育率、医疗水平、寿命和国际迁移的变化都会改写结果;预测年份越远,不确定因素越多,但长期趋势仍有参考价值。
中国真正需要重视的,是防止低生育率长期固化。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达3.2338亿,占全国23%;65岁及以上2.2365亿;16至59岁人口8.5136亿,占60.6%。中国仍有庞大劳动力资源,但老年人口增加与年轻人口补充不足同时发生,社会保障和劳动供给需要更充分的准备。
人口变化还会影响消费市场。年轻家庭涉及住房、家电、教育、母婴用品和服务,其数量减少,这些行业的需求结构也要调整;老年人口增加,又推动医疗服务、康复护理、养老设施和适老化产品发展。
经济发展不能只看总量,还要按年龄结构变化调整产业布局。科技创新同理:提高教育质量、扩大科研投入、改善人才流动、推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仍能提高每名劳动者创造的价值。
人口政策调整已进入新阶段。2025年,中国推出全国性育儿补贴制度,对符合条件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按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幼儿园学前一年保育教育费减免也开始实施,把生育支持从倡导转向具体的家庭成本减负。
2026年相关政策继续推进。9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推动幼儿园与托育机构衔接,支持社区和用人单位建设托育设施;截至当时已有超过3000万个家庭受益于育儿补贴。
10月23日,国务院有关会议提出完善婚育、养育、教育政策,优化税收、社会保障和住房支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并强调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人口问题已不再局限于生育补贴,而延伸到住房、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
9月公布的人口发展信息还指出,中国每年仍有超过1000万名学生进入高等院校,16至59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3年。庞大的人力资源基础并未消失,人口素质和技能水平正在成为新的支撑。
接下来,中国需要同时做好几件事:继续降低家庭生育成本,让育儿补贴、托育服务和教育支持更稳定;改善年轻人就业和住房条件,减少生育与职业发展的冲突;完善养老保障和医疗服务,让人口老龄化压力得到合理分担。
对印度而言,未来也不是只靠人口增长就能取得优势:能否创造足够就业、完善工业体系、提高女性教育和就业参与、把年轻人转化为熟练技术工人,都会影响红利的实际效果。人口规模只是起点。
重要的不是两国谁在某一年人口更多,而是能否把人口资源转化为长期发展能力。印度人口继续增长,中国人口结构加速转型,这种差异值得警惕,但人口数量不能直接决定国家实力。
40年后的世界会怎样,今天无法给出准确答案。可以确定的是,人口变化有很强的长期性,今天的生育支持、教育投入和产业布局,将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条件。中国既要保持人口规模合理稳定,也要提高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能力,把家庭负担、社会保障和产业发展统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