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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农民涨养老金势在必行,本质上,就是卡在三个“等不起”上

新农保2009年起步时,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每月只有55元,到2023年才涨到103元,十四年总共涨了不到五十元。

此后步子明显加快:2024年到2026年,最低标准连续三年每年提高20元,到2026年达到每月163元,三年的涨幅已经超过此前十四年的总和。可即便如此,很多人仍嫌太慢。

给农民涨养老金势在必行,本质上,就是卡在三个“等不起”上:老人等不起,差距等不起,窗口也等不起。先说2026年这次调整。

他们给出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农村老人每月领的钱本来就少得可怜,多给一分就会多花一分,增加的收入基本不会存起来,而是很快变成柴米油盐,从宏观上看,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可谓花小钱办大事。最终的结果是20元。

所以,很多老人听到消息后并没有抱怨,反而觉得满足,甚至心存感激。他们这一代人吃过太多苦,对国家给的每一分钱都格外珍惜,从不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

可如果把视角拉远一点,这份满足背后藏着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在同一个国家里,还有一部分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达到每月六千到八千元,待遇水平与城乡居民养老金相差悬殊。

这个水平放在全世界是什么位置?以高福利著称的德国,法定养老金的标准保障水平约为48%;日本养老金制度包含公共养老金和其他养老保障安排,不同统计口径下的替代率有所差异;美国联邦公务员的退休待遇也取决于所属退休制度、工龄和工资水平。

而同一片土地上,还有一群人每月只能拿到一百多元。两相对照,一边的保障水平已经比肩发达国家,另一边却连最基本的温饱都要精打细算。

问题不在于存在差距,任何国家的养老体系都有差距;问题在于,我们曾经有过缩小差距的机会,而那个时间窗口正在过去。

可问题在于,养老金调整虽然已经采用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但其中与养老金水平挂钩的部分,仍会让原本领得多的人获得更多增加额。从长期的累积效果看,这就埋下了一个隐患:高的越涨越高,低的涨得相对有限,彼此的绝对差距可能被一年年撑大。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明白了。设想有两位老人同一天退休,一位每月领三千元,记作老明;另一位只有两百元,叫她老红。

这就是累积效应,像滚雪球一样,起点的一点差别,滚上十年二十年就成了天壤之别。养老金的规则一旦定下,就会滚动几十年,起步阶段的一个选择,往往决定了后来的面貌。

遗憾在于,恰恰是手头最宽裕、每年涨得最多的那几年,针对低养老金群体的倾斜力度仍然有限,差距就在制度惯性中一年年拉大。这就是第一个“等不起”:差距等不起。

与养老金水平挂钩的调整办法每多用一年,高低之间的绝对差距就可能进一步扩大,拖得越久,将来要补的账就越大。为什么说缩小差距的窗口正在关闭?

头一道约束来自钱袋子。修一条铁路、架一座桥,花完就完了;养老金却不同,而是一项长期的刚性支出。

政府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只是扮演分配的角色;收入的增长一旦慢下来甚至停住,这种年年都要掏、只增不减的开销,就不能不格外小心。

蛋糕不再快速变大的时候,想重新切蛋糕,难度只会成倍增加。财政从宽裕转向紧张时,很难再有大规模普惠调整的余地。

其次是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而且不是平缓的直线,而是一条陡峭的下降曲线。

落到普通人家,往往是一个年轻人上要养老、下要养小,中间还得顾着自己。这也是为什么不少年轻人对结婚望而却步,彩礼、观念之类的因素都是次要的,归根结底是担子太重:一个独生子女养两个老人已经吃力,还要成家、养娃,光是想一想就让人发怵。

最后还有一层顾虑,是怕伤了缴费的积极性。养老保险最基本的规矩,是交得越多、拿得越多。

坦率地说,过去很多城市的职工社保长期存在按下限缴费的情况,不少企业干脆按当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给员工交保险。以2012年的郑州为例,当地市区每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080元,而2011年7月至2012年6月的养老保险月缴费基数下限为1638.95元,一些私营企业选择按社保缴费基数下限缴费。

从2019年5月开始,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改为按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于是出现了2026年上海社保缴费基数下限7546元、法定月最低工资2740元的情况。

社保基金池是保住了,可那些过去按最低工资缴费的职工,退休后实际也领不到多少钱,每月可能只有一两千元,和他们辛苦缴费几十年的付出并不相称。如果农民的养老金在短时间内快速接近这部分职工的水平,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想法:那我还交社保干什么?

养老制度必须保持缴费激励,一旦激励被破坏,整个体系都会动摇。所以决策者只能两头兼顾:一头要让领得最少的人多拿一些,一头要守住“交了才划算”的规矩。

钱袋子、人口账和制度设计三根绳子同时拴着,可以腾挪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就是第二个“等不起”:窗口等不起。今天不做,明天的条件只会更紧。

第三个“等不起”,最沉重:老人等不起。建国初期那轮婴儿潮里出生的人,眼下大多已年近七十或七十多岁。

照人口寿命规律估算,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未来死亡人口还可能进一步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死亡人口为1131万人,今后十来年是否会增加到接近两千万,仍待核实。当这批交过公粮、出过义务工、肩挑手扛修水库、修公路的农民一个个离开这片土地,那笔说不清、还不完的历史欠账,就再也找不到偿还的对象了。

到那时,再高的标准也只能惠及后来人,那些最该被补偿的人,已经等不到了。有时候,历史的遗憾并不在于做错了什么,而在于在能够改变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做。

这三个“等不起”,指向的是同一个结论:给农民涨养老金,不能再按部就班地小步慢走,而要换一种思路。最直接的办法,是进一步加大调整中的倾斜力度,让有限的增量更多流向养老金水平较低的群体。

今后的养老金调整,可以更多地采用定额增加,并向低养老金群体明显倾斜;对已经很高的养老金,适当放慢甚至暂停上调,把省下来的增量更多地用于城乡居民养老金。这样不必大幅增加财政总支出,也能逐步扭转“越涨差距越大”的局面。

有人担心,这样调整会让城镇退休人员不满。其实,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并不等于削减高收入群体的待遇,而是让新增的部分更多地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一个月领七八千元的退休人员,少涨一百元,日子照样过得宽裕;一个月领一百多元的农村老人,多涨一百元,生活就能明显改善。同样的一笔钱,放在不同的人手里,带来的幸福感天差地别。

第二个办法,是按年龄分档、优先保障高龄老人。既然最等不起的是七八十岁的老人,那么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先对75岁、8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加发高龄养老金,把钱花在最紧迫的地方。

这批老人人数有限,所需资金并不惊人,却能让最需要的人尽快受益。一些地方已经在这样做,对高龄农村老人每月加发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如果能在全国推开并提高标准,效果会更加明显。

第三个办法,是在提高基础养老金的同时,保护缴费激励。比如对选择高档次缴费、缴费年限长的农民给予更高比例的补贴,让“多缴多得”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里同样成立;对职工养老保险,则要逐步解决按下限缴费、待遇偏低的问题,避免两头的人都觉得吃亏。

养老金的账,从来不只是钱的账,更是公平的账、时间的账。那一代农民已经用一生的付出垫起了国家工业化的底子,今天每多涨一点、早涨一年,都是在为这段历史补上一笔,也是在告诉后来人,付出不会被遗忘。

等不起的时候,就更要早一点动手。